作者手记｜认识脚下这片土地

陈占江

认识脚下这片土地

作者 | 陈占江

作者单位 | 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

原文 |

从2022年7月31日将拙作《作为方法的乡土——以费孝通著述为中心》投给《社会学研究》到见刊于2023年第4期，历时近一年。一年间，除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外，我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考古学和思想史的阅读之中。一则源于写作过程中不断产生难以名状的窘迫和紧张，亟需通过阅读来缓解这种知识上的促狭和空虚所带来的心理重负；一则源于写作结束、投稿完成之后深感有必要对论文的论点、论据和论证进行系统性反思，而这种反思显然不能立足于既有的知识基础。幸运的是，历经一年的阅读、等待和修改，拙文终于有机会与读者见面。拙文发表后，责任编辑杨可老师询问我愿否写篇“作者手记”，我立即欣然接受。在我看来，向读者诚实交代论文写作、修改和发表的“幕后”当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一、文学与社会学的“邂逅”

在我的知识结构和阅读偏好中，中国现当代文学长期处于中心地位，而社会学则是在攻读研究生之后才逐渐从边缘向中心接近。在漫不经心的阅读中，我无意间发现中国现当代作家最动人心魄的作品永远是书写自己的故乡，而这种书写一直在“远去”与“归来”、“当下”与“过去”、“真实”与“虚构”之间展开。我们的作家似乎只有在故乡才能呈现细致绵密的日常生活、安放欲说还休的深沉情感、激荡恣肆汪洋的文化想象。也正因为此，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思潮如何翻涌、文化如何多元，“乡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始终有着无可替代的位置。作为文学爱好者的我曾不止一次地梦回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高邮、贾平凹的棣花，从中看到一个模糊而又清晰、遥远而又切近、陌生而又熟悉、复杂而又统一的中国。

从中国文学的爱好者转变为西方社会学的研习者，阅读重心必然发生转移。出于学业和职业的需要，孔德、斯宾塞、韦伯、涂尔干、马克思、齐美尔、帕森斯、默顿、戈夫曼、哈贝马斯、福柯、布迪厄、吉登斯等西方社会学家的著作均数量不一、程度不同地进入我的阅读。涂尔干、韦伯和福柯至今仍对我构成极致的吸引。然而，西方社会理论总让我产生一种强烈的“异己感”。这种“异己感”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社会理论所立基的历史经验、问题意识和学术传统几乎完全外在于中国，难以让中国读者心生戚戚之感。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阅读西方社会理论有时竟有“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惶然。这份莫名的惶然在阅读费孝通先生的著作时几乎全然不存。费孝通著述处处洋溢的泥土气息、字字弥漫的家国情怀、句句流露的忧患意识让人顿生一种鲜明的“切己感”。持续而系统的阅读让我难免困惑：出身士绅之家并深受西学影响的费先生何以孜孜不倦地观察、记录和反思“乡土”？以“认识中国”为职志的费先生何以目光终生不离渐行渐远的“乡土”？

阅读费先生所产生的困惑引导我有意识地重返中国乡土文学。在文学与社会学的“邂逅”中，我不得不认真思考：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何以念兹在兹于乡土？如果将“乡土”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农村”或“故乡”，那么，中国的乡土文学和乡土研究是否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城市化的扩张将不再具有时代价值？在自由随性的阅读中，不期而遇的沟口雄三、竹内好、子安宣邦、柳田国男等日本学者的著作将这些思考逐渐引向深入。我隐约发现，费孝通与沟口雄三等日本学者之间似乎有着跨越时空的共鸣。作为西方的“他者”，亚洲知识分子似乎情感上不甘、理智上不愿遵从西方为亚洲设定的道路和方向。经由沟口雄三等日本学者的启示，我将文学与社会学“邂逅”所产生的困惑进一步提炼为“何为乡土与乡土何为”。

二、材料与“问题”的碰撞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不可避免地遭遇材料与“问题”之间的关系难题。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富有价值的“问题”都必然在一定的学术脉络中呈现并在其中“守先待后”地寻求解答。寻求解答的过程即是寻找材料、选择材料并在材料与“问题”之间建立逻辑关联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不应脱离特定的学术脉络。进而言之，严肃的学术研究应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与“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之间反复碰撞的过程中艰难展开。跳出既有的学术传统而有意无意地根据“问题”的需要到处寻找材料或者根据既有的材料“制造问题”显然不可能在学术上真正有所贡献。因为，此类研究既不“守先”亦不“待后”，本质上沦为“自言自语”。基于这一认识，在正式写作前，我已经充分意识到“何为乡土与乡土何为”这一议题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挑战在于，议题本身涉及的材料范围、学科领域较广、较多。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如果不对材料的选择范围加以限定，“何为乡土”这一问题将无法得到解答。比如，清政府于1905年组织编撰的《学务大臣奏据编书局监督编成乡土志例目拟通饬编辑片》指出：“乡土凡分为四，曰府自治之地，曰直隶州自治之地，曰州曰县”。这一界定已经超出一般认知。又如，王运孚于1908年发表的《乡土科教授法》将“乡土”的内涵泛化为“已是乡土者或依年龄而异或依住所而异，而其意义亦遂因之不能得确实之标准”。这一说法更是让人对“乡土”的理解陷入混沌。彭以异于1932年发表的《国难期间吾人对于乡土教育应有的认识》一文则认为“乡土”并非中国固有之语汇，乃是从德语Heimat翻译而来。在他看来，乡土之本质不单是指土地的乡土也包括精神的、价值的及体验的乡土。经过梳理晚清以来的相关文献，我最终发现“乡土”一词的暧昧性和多义性已远超一篇论文所能处理的范围。

鉴于“乡土”在不同文献中的莫衷一是、暧昧不明，我意识到只有将材料的范围限定于费孝通著述方有讨论的可能。当然，有此限定并不意味着前期大量的文献梳理和阅读沦为“无用功”。事实上，正是繁琐的文献阅读才为“何为乡土与乡土何为”的讨论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知识基础和思想背景，也正是在文献梳理和阅读的过程中才得以将论题涉及的材料范围不断收缩。拙作从最初试图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中讨论“乡土”，到最终局限于费孝通研究这一学术传统，无疑是研究材料的不断扩大与问题意识的不断聚焦二者之间反复碰撞、调试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方法的XX”的书写样式在我国学术界渐呈流行之势。从写作初衷来看，拙文并非刻意比附这一样式，而是在阅读和思考过程中逐渐浮现的问题意识使然。以“作为方法的乡土”为题与其说是出于学术语言的选择，毋宁说是旨在中日学者之间进行潜在的学术对话。

从文学与社会学的“邂逅”，到材料与“问题”的碰撞，这一过程似乎在触摸朱熹所言“万理虽只是一理，学者且要去万理中千头万绪都理会，四面凑合来，自见得是一理”的治学奥秘。必须承认的是，拙文的发表绝非作者一人之功。漫长的思考、长期的写作和艰难的修改受惠于诸多学有专长的师友、造诣深厚的审稿专家和目光独到的编辑部老师。正是受惠于论文发表之前这些“特殊作者”的帮助，论文才有可能不断完善。在知识分化如此之细、学术门槛如此之高的今天，“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句至理名言所具有的重量只有在严肃认真的学术写作中方能体会真切。对我而言，这次发表经历无异于接受了一次更加严苛的学术训练，不仅加深了对学术的理解而且清晰了自身的局限。我想，这些可敬可爱的“特殊作者”之所以热情无私地帮助我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很大程度上缘于我们有一份共同的热爱：热爱学术，热爱脚下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