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家风故事丨​教育儿女学好中国的语言文化的谢觉哉

编者按：
2021年，《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们为共和国的创立鞠躬尽瘁，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同样在于他们及其后人精心培育的良好家风。低调，清廉，普通，守法，自立，诚实，正直……
为此，红船编辑部特推出“红船家风故事栏目”，通过邀请老一辈革命家及革命英烈、开国元勋后人，来讲述那些令人动容、心生敬仰的革命家风故事。

“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是横跨三个时代的人，21岁中举成为末代秀才，41岁加入共产党。比毛泽东大9岁的他，1933至1934年期间担任毛泽东秘书，主持起草了中国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例。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首任内务部部长、第三任最高法院院长。

谢觉哉之子、著名导演谢飞在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时回忆道，他与父亲相差五十八岁，可谓是“忘年父子”，但令他印象最深的便是父亲教导他要把语文学到“顶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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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儿女学好中国的语言文化

“在网上查询，对父亲的解释一般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延安五老’、‘中国法制奠基人’等，所以我从小就被称为‘高干子弟’。”谢飞称，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位很慈祥的老人，而且他是个高级干部。当时父亲有很多公务活动，但他正在上学，所以感觉距离比较遥远。他对父亲的了解主要是通过阅读父亲留下的日记与文章等。

“母亲王定国二十九岁时生的我，所以父亲与我的年龄差别是五十八岁，可谓‘忘年父子’。”谢飞称，如果以二十或二十五年算一代人的话，他和父亲生活的人生岁月，有着两代多的巨大时代差距。

1942年8月，谢飞出生在陕西延安，身处于抗战时期。6岁的他来到北京，1949年开始上小学。“我的父亲虽然是红军，但他是政府干部，所以并没有按照军队的标准要求过我们。”谢飞讲述称，父亲健在的时候，他们兄弟姐妹七人（五男二女）还多是学龄儿童、少年或青年，他是老三，父亲对不同年龄的孩子，教育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要掌握真本事。

▲1949年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时与家人合影

在父亲眼中，真本事就是学好中国的语言文化，要把中国字学好、写好。谢觉哉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当过多年教师。据谢飞回忆，他们兄妹与父亲主要通过信件进行交流，父亲会指出他们在信中存在的文理不通或语句不生动等问题。

谢飞说，父亲在一封信里提到过，让他们把语文学到“顶好”，就是非常好的意思。从父亲对待中文的学习态度，体现了老人家对他们的教育就是学有真本事，将来做有意义的工作。

在谢飞眼中，谢觉哉不仅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教育家。在他们年幼时，谢觉哉会在信中写道谁聪明一些，谁不聪明一些。但是，谢觉哉认为，聪不聪明是天生的，但有没有作为是后天的。谢飞说：“他不希望我们有很深的心机，而是希望我们做有用的人，这一点对我的影响很大。”

▲谢觉哉之子、著名导演谢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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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瘫痪的“顽强文人”用左手写诗

据谢飞讲述，1954年，父亲过70大寿时，他还在上小学。1964年，父亲80岁时，他已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1963年4月5日，父亲突然中风，直至去世，一直在跟中风引起的瘫痪等病状作抗争。

“父亲中风后，手不能写字，并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渐渐恢复后才能慢慢开始走路。对于写字的问题，他很顽强，右手不能写便开始用左手写字，下雪花开时还会写诗，这是老年知识分子的最爱。”

谢飞是艺术创作者，他认为写诗也是有趣的，因为这需要对生活和对自然有所感触，同时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所以父亲病后，写诗也成为可以静心疗养身体的重要方式之一。

1971年6月，当谢飞兴冲冲地从保定白洋淀农村干校返回北京准备结婚的时候，却碰到了父亲的去世与葬礼。在“横扫一切陋习”的“革命气氛”下，谢飞同家人在北京医院的太平间里进行了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当时正在医院养病的“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副主席，在他儿子的搀扶下也赶来见老友最后一面。他儿子手里拿着董老手书的挽联，让谢飞至今记忆犹新：“长征老战士，文革病诗人。”

撰文：王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