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当年下乡插队到黔江，至今难忘那位淳朴善良的老支书

1969年秋天，在那个稻谷飘香的金秋时节，我和一帮要好的同学，满怀信心和希望，来到了黔江县塘河大队，我们十一名重庆知青被分派在塘河六队插队落户，大家临时分散开借住在老乡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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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插队落户的塘河大队虽然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可那里的耕地少，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家家户户都在过苦日子。看着那里的贫穷与落后，看着乡亲们打着赤脚干农活的情景，和我一起借住在余万发大叔家的刘春梅坐在门槛上呜呜大哭，哭着闹着要回家，要回重庆。

房东大婶很善良，她给我们煮米粥，煮鸡蛋，他们一家人喝的是菜粥，连最小的娃儿也捞不着吃鸡蛋。大婶还劝慰刘春梅，说农村也蛮好的，人实诚，在哪不是一辈子呀，只要能吃饱饭不饿肚子就行。

刘春梅看哭闹也无济于事，只能面对现实接受现实了。

队长和乡亲们对我们重庆来的知青特别照顾，特别是对我们几名女知青更是额外关照，让我们女生干最轻松的农活，却和女社员记同样的工分，半分工都不少。社员们割谷子，让我们打桐籽，女社员一担能挑八九十斤榨菜，我们女生一次只能挑四五十斤。我们干活慢，干得少，乡亲们不但不嫌弃我们，还鼓励我们说，慢慢就习惯了。

那年秋后，队里就为我们重庆知青盖了新房子，成立了知青点，我们在老乡家借住不到三个月，就搬到新房子里居住了。新房子虽然也是泥土房子，可大家住在一起，感觉很开心。

我们虽然不在余大叔家借住了，余大婶做了什么好吃的，也会想着给我们送到知青点来，还说让我们不忙时去串门，顺便教她家娃儿读书学习。就是因为牵挂着房东大叔家三个娃儿的学习，我和刘春梅经常去房东大叔家串门。

到了1971年年末，我们就听到了知青可以通过招工回城的消息，但那时招工名额很少，有时全大队七八十名插队知青争抢一个招工名额。我们都渴望着早日回城，都渴望着早一天能离开这个穷地方，可得有招工名额才行呀。

为了能尽早回城，有的知青就给大队书记谭明军送烟酒，听说还有一名叫黄文祥的知青把自己心爱的一个小型半导体收音机送给了大队书记。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心里很不舒服，谭书记在我心中不是那样的人啊，他怎能要我们插队知青的东西呀。

第二年初夏，谭书记突然来到知青点，把我和刘春梅叫到旁边，对我俩说：“我们大队得到了两个招工名额，这次只能给六队一个名额，另一个名额给了一队。咱六队的女知青你俩平时表现最好，我想让你俩走一个，你俩看看谁先回城啊。”

看着刘春梅渴望的眼神，再加上她平时也没少帮我，我就说道：“谭书记，就让刘春梅先回重庆吧，我以后再等机会。”

谭书记笑着点点头，啥也没说，就转身离去了。

看谭书记走了，刘春梅搂住我激动地流出了眼泪，然后问我：“罗玲姐（我的名字叫罗玲），你说我还用给谭书记送烟酒吗？”“要送也得给我送啊，是我主动把回城的机会让给你的。”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刘春梅说。

刘春梅笑了笑说：“也对！那我就不给谭书记买烟酒了，把我的那个军用挎包送给你做留念吧。”

第二天，刘春梅就填好了招工审批表，我陪她去参加的体检。很快，刘春梅就通过了各项审核，顺利地离开了塘河大队，回重庆去了。

看刘春梅回城了，好多知青都来问我，问我刘春梅到底给刘书记送了多少烟酒，还是送了什么其他礼品。对于大家的询问，我只好笑着回答：无可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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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实话，之前我也这样想过，谭书记来找我俩，问我俩谁先回城，我以为谭书记是在暗示我俩，谁给他送礼就让谁回城。可事实证明，谭书记不是那个意思，刘春梅没送任何礼物，照样能顺利回城。

刘春梅回重庆后，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塘河大队也没再等来招工名额。当时我还后悔过，后悔把机会让给了刘春梅，我却没有机会回城了。

那年秋后的一天晚饭后，三队的媒婆“呱呱嘴”李大妈突然来到知青点，当着大伙的面，笑着对我说：“罗玲，我来给你介绍对象了，你猜我给你介绍的是哪一个？”

当时我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我刚十九岁，也没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啊。再说了，当时知青回城的机会还很多，哪一个插队知青也不想扎根山区一辈子呀。

看我不回答，李大妈笑着说：“谭书记家的谭福根，多好的一个小伙儿，你要是做了谭书记家的儿媳妇，想去学校教书，谭书记一句话，想去当工人，谭书记说了算……”

李大妈说了半天，看我一句话也不说，她点上烟卷抽了两口，又笑着说：“你先考虑一下，这可是一门好亲事，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给谭福根说媒的人都排着队呢……”

送走了李大妈，大家开始议论，有人说肯定是谭书记让李大妈来说媒的，肯定是谭福根看上了我。也有人说是李大妈为了巴结谭书记，主动来说媒的。可别管是啥情况，大家都觉得只要我不答应这门亲事，以后就没得好了，想回重庆都难。

刘福根我熟悉，他和我同岁，个头挺高，也很魁梧很勤快，经常帮我们知青干活，也给我们知青点挑过水，人品绝对没问题，就是一只眼睛有点斜。要是想扎根农村一辈子，找一个这样的男人过日子，还真受不了啥罪。可我一心想着回城，也没想过扎根农村一辈子啊。

自那以后，我心里还真就不踏实了，李大妈肯定还会来找我，我要是明确拒绝了这门婚事，谭书记以后会不会给我穿小鞋呀。可就算穿小鞋，我也不能答应这门婚事啊，我的心事还是想尽早回重庆。

那天收工回家的路上，我巧遇谭福根，就笑着问他：“福根哥，刘大妈给你介绍对象了？”“她天天吃饱撑地到处窜，谁家不去啊。去年她就给我介绍过对象，结果人家不愿意，嫌我眼斜。她没事就往我家跑，说一定给我介绍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对象，可我这长相，谁家的漂亮姑娘能看上我。”谭福根好像不知道李大妈把我介绍给他的事情，他说话的语气很自然。

过了没几天，李大妈又来到了我们知青点，她开门见山地说：“罗玲，你给我个准话，这门亲事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谭书记还等我回话呢。”“大妈，我不想这么早找对象。”我怯懦地回答道。

这下李大妈的脸色不好看了，她不高兴地说道：“罗玲，你可想好了，在咱塘河大队，啥子事情都是谭书记说了算，得罪了谭书记，以后可没你啥好果子吃。再说了，谭书记想让你做他家的儿媳妇，那是高看你了……”

就在我不知该怎样回答李大妈时，门外突然传来了谭书记的声音：“啥子事情就没好果子吃了，简直是乱弹琴，你这哪是给人家介绍对象，你这是在逼婚……”

谭书记的突然出现，李大妈好像有点尴尬了，她啥也没说，硬是拉上谭书记就离开了我们知青点。

从那以后，李大妈再也没来我们知青点给我说媒，谭书记看到我还是很亲切地喊我的名字，还问我们知青有啥子困难没有。可我心里还真有点不踏实，我拒绝了这门亲事，谭书记会不会记恨我啊。

一晃就到了1973年秋后，就在我犹豫要不要给谭书记送点礼物时，谭书记突然找到我说：“罗玲，这次咱塘河大队得到了两个招工名额，一个名额给了三队的张红军，这个名额给你，你把招工审批表和体检表都填好，明天和张红军一起去体检。”谭书记说完，转身离去了，我连句感谢的话都忘了说。

十天后，我顺利回到了重庆。

回重庆的前一天，我到供销社买了两瓶酒和一条烟，赶在午饭前送到了谭书记家。那天谭书记的堂客硬拉我在他们家吃饭，说啥都不让我走。

吃饭的时候，谭书记说：“罗玲，‘呱呱嘴’那次去给你介绍对象，事先我并不知道。别说你不愿意，就算你愿意，我也不会同意的，你们知青早晚都能回城，我不能让你留在这个穷地方吃一辈子苦。再说了，你长得漂亮，我家福根也配不上你。这事已经过去了，你不要放在心上。我不抽烟，这条烟你带回重庆，给你爸抽，这酒呢，我留下了，就当是我收下了你娃儿的心意。只是这么多年我也没能好好照顾你，以后不要记恨我……”

那天，一向坚强乐观的我竟然流泪了，突然间我觉得谭书记就像自己的父亲一样亲切。那天，我也看到了谭书记眼里泛动的泪花。

回到重庆后，我在供电所做了一名统计员，正好和之前回城的黄文祥分在了一个单位。一次闲谈中，我问他回城前是不是给谭书记送过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听我这么一问，黄文祥笑得前仰后合，还说我想象力丰富，他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那个半导体就在他的挎包里。

后来我成了黄文祥的堂客，我俩多次回塘河大队看望乡亲们，看我谭书记。每次回塘河，谭书记都会让他堂客给我们带很多土特产，有一次光红小豆就带回来了十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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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这么多年，谭书记老两口虽然都不在了，我们还和谭福根保持着联系。谭福根每次到重庆来看望他儿子一家，我们都会一起聚聚，顺便给他带一点礼物回去。因为谭福根的堂客腿有残疾，她一次也没来过重庆。有一次我们开车专门去接她，可她说啥也不来。

我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就讲完了，知青时代离我们已渐行渐远，可当年乡亲们对我们插队知青的关爱和照顾，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特别是淳朴善良的老支书，我们时时都会想起他，我们永远怀念他。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罗玲大姐讲述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