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访谈：为什么中晚明时期更值得关注 ？

今天，我们就晚明的一些问题和《万历谍影1604》的作者李小甦进行一些沟通，对话如下。

问：您认为明朝灭亡的原因是什么？

李小甦：当我最初投稿这部《万历谍影1604》的时候，或在一些历史论坛里，阐述思想意识领域的崩塌，是明亡的重要原因时，尽管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应归于军事、政治和气候…，仍有人理解我的这个视角。

问：您视角下的晚明是什么样的？

李小甦： 明朝、尤其是正德以后的中晚明社会，是全世界都同时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世界各国、各洲，尽管发展轨迹不同，社会进程差异巨大，但都不约而同地在十六、十七世纪前后，各自走入了历史的拐点。

西方在零散发展的环境下，虽然出现了星星点灯的亮点，但因为地域和市场的狭小，而进入了瓶颈，因三角贸易而东进成为了唯一出口；日本的在经历了战国时代又短暂归于丰臣秀吉统一后，又再度内乱才进入长期稳定的德川时代。又因为产银国的特殊地位而与西方发生着直接和间接、亦和亦战的暧昧关系；而这二者之所以没有全面正面冲突，更因为他们中间横亘着一个更为庞大却又复杂的大明王朝。

问：您的意思是大明已经卷入世界浪潮之中，那明朝内部又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呢？

李小甦：此时的大明的内变，相较各自为政的西方各小国，和势力尚弱的日本来说，影响都更加深远。从政体上看，中晚明同样具备拐点性质。大历史地看，周代商是持续至今的世俗完全取代神权的拐点，秦汉一统是取代宗法分封制的拐点，隋唐科举是取代贵族制的拐点，宋明更进一步，是市民阶层和商业化的觉醒拐点，而中晚明则把这个拐点发挥到了极致。皇权式微已经不可逆转，明初两代传统强势帝王罢撤丞相制，却意外推进了内阁制的发展和兴盛。尽管明代的内阁制一直没有法理化，尚且雏形，但这个集体班子常务行政、君主虽深居简出却总览大局的形态，已经无限接近后来的君主立宪。

而这些东西方的变化，都是在并无彼此沟通的情况下各自发展出来的；政体如此，经济也是较以往大为不同。古代社会的王朝兴替，总躲不开土地兼并，但到了中晚明，由于东南手工业场的兴旺发展，投资商业和工厂，已经逐渐取代了传统单一的土地收益。而这批官商一体的新贵，同时占据着朝堂上的重要位置，甚至内阁。

但他们又因巨大的私利，而不愿朝廷扩大商税。于是，本来雄厚的商税收不上来，越发贫瘠的农税层层解码，明末的农民起义当然不可避免；与官商财阀并举壮大又最为影响广大的，就是以朱子学说为代表的传统儒家主流价值观的被质疑被推翻，以及破天荒顺势而生的私营报业发达。历史是一定会向前发展的，这毋庸置疑。但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利益着想，相对平稳发展仍然是最佳选择。

问：在思想领域又有着怎样的变化？

但正如中晚明社会一样，彻底推翻基本的道德约束体系的同时，又毫无保留地全面放开，无论有无德行、修养如何，人人皆可自称圣人、自说自话的无限权利，得来的必然是一时的繁荣，而埋下的则是无法逆转的利益兼并、举国上下的私欲泛滥和社会的全面失控崩溃。可以说，这是压垮本来充满希望的、本该是健康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明朝的最根本的一根稻草。

军事、政治的腐败，是每个朝代共有的问题，气候亦是无法抗拒的客观因素，但名为百家争雄、实则思想意识的混乱无序和彼此撕裂，实为明朝所独有，这也是刚才所说的社会发展到十六世纪时明代中国必须面对的新课题。这种撕裂，包括国内传统学说和王阳明为代表的改良派，以及后来逐步激进偏执和鼓吹为所欲为的泰州和狂禅，更有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为扎根中国传教，而参与明朝内部价值观的斗争……

问：晚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教训？

李小甦： 如此，中晚明历史是最值得后世研究和关注的。本书，也是我通过确凿史料，去复盘中晚明社会的历史小说。但正如黑格尔那句“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一样，我们真能以史为鉴么？

难。即便有，也是极少一部分，和另一部分曾经不明白、成长起来后明白的人。而掌握历史走向、引导社会是否稳步发展的洪流，是芸芸大众。大众不是贬义，但盲从的大众便是不可取了。他们既无理智的判断，更无改变的能力。有的，只是对社会和对绝大多数大众生命和发展机会的破坏。

说是于己无关的历史，其实又何尝不是后世的当代？说是远离百姓的朝廷和国家，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体会在心？民生垮台以及命如草芥这些…，如果不是用心沉浸其中的话，大多不过是看着大厦将倾而置身事外的看客心态。

中晚明的最高领导者，在面对新问题时没能拿出预案和解决办法，希望后世能从中吸取教训，为了大众，也为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