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刑交叉问题的案件中，“先刑后民”与惯常做法的处理方法

目前，学术界也好，实务中也罢，都已经开始对民刑交叉的案件展开了越来越精细化的探讨。比如：民刑交叉案件中“先刑后民”的模式一直被习惯性运用的原因；涉嫌犯罪是否当然的否定某些民事合同的效力；

当主合同效力被定性后其对从合同的影响等等问题，之所以现今的学者会转向更精细化的学术研究，是因为大区块的法律问题已经被大家分析的比较透彻了，但对于一些边缘化的问题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可以用作参考的资料比较少。

又因为属于冷门问题，所能引起的关注度可能不会太高并且有石沉大海的风险。但是随着新时代社会的不断进展，用传统观点来解决新生的问题难免会不匹配甚至适得其反。所以需要将传统的观点进行更新，不再生搬硬套，以适应新的矛盾需求。

民刑交叉诉讼关系的处理

在民刑交叉的案件中，“先刑后民”被学界以及司法实务中用作一种惯常做法，但这种处理方法，是违背我国法律规定以及实务中的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原理的。“先刑后民”的惯常做法应该是有条件使用的，但却不能将其作为绝对的使用方法。

因为民诉的价值追求也是需要被考虑的。长久以来，大多数司法实务的工作人员都将“先刑后民”作为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惯常做法。但是从现行的民诉法与刑诉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却并不存在将“先刑后民”作为惯常做法的规定。

虽然民诉法规定，在处理民刑交叉或者相关联的案件时，只有当刑事部分的审理结果要作为民事部分的裁判依据时，作为民事部分的民诉程序才会中止，让刑事案件先进行审理，但这并非是说只要涉及刑事部分或者与刑事案件相关联，民事部分的诉讼程序就必须被中止。

至此笔者认为，对于“先刑后民”最合理的定义应该是“限制性的先刑后民”或者“非绝对的先刑后民”与其相对立的叫法就是“非限制性的先刑后民”或者“绝对的先刑后民”。

之所以出现“非限制性的先刑后民”或者“绝对的先刑后民”。第一，与我国长期存有“重刑轻民”的习惯性认识有很大关系。在人们的认识中，认为刑事问题的处理比民事问题的处理要重要的多的多。

原因之一是因为刑事问题对社会影响重于民事问题带来的影响，所以应当优先处理刑事问题。原因之二是大多数人认为刑事责任的承担比民事责任的承担重的多的多，所以人们对刑事问题的处理更谨慎更注重。

综上，使得刑事诉讼先行，成为了不成文的规矩。其次，与刑事审判权的扩张有关。在实践中，如果刑事案件中涉及一些民事问题，刑事审判中虽然不会对于所涉民事问题做出裁判，但是会把其作为事实予以认定。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刑事程序中存有民事问题时，哪怕是并行的民事程序，刑诉程序也不会因此而中止。相反，当民事问题审理的过程中存有刑事的问题时，通常的做法是民事的法官们大都会中止民事部分的审理的。

这样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先刑后民”的认识。再次，在于刑事程序更有利于揭露案件真相有关。因为在刑事案件中，有公权力参与其中，人们总会认为借助公权力的力量之后，可以更好的查清案件事实。

相反，在民事案件中，主要是当事人自己举证来揭示案件真相还原事实。从公力与私力救济的角度看，人们明显更偏向于相信公权力，最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公权力的震慑力。最后，与民刑交叉案件中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受到特定的限制有关。

刑事案件特定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大多是会受到特定限制的。有些民事案件中，为了方便起见，并不要求该刑事案件的特定当事人到庭，以至于该刑事特定当事人不能充分参与到民事诉讼中，即便是有代理人代理，也不如当事人本人来参与更有利。

正是以上原因的存在，才使得“非限制性先刑后民”或者“绝对的先刑后民”的理念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这也体现出了传统的“重刑轻民”的理念。因此，杨兴培希望打破传统理念，倡导“刑民并重”，进而提出了“限制性的先刑后民”或者“非绝对的先刑后民”这一概念。

傅贤国强调“先刑后民”的惯常做法是有条件的适用，不能一味地在“先刑后民”的理念支配下去解决民刑交叉案件的相关问题。如果长此以往，可能造成民事案件刑事化处理，使得民事诉讼被架空。

同时还可能造成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为了拖延诉讼、逃避民事责任、拒绝履行义务而作为一种诉讼策略而予以使用，使得民事案件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并使得民事诉讼所追求的效率价值大打折扣。

因此，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果不是彼此存在先后顺序，那就没有必要必须遵循“先刑后民”的惯常做法。所以刘少军提出与“先刑后民”相媲美的“民刑并行”、“先民后刑”的新理念，这样就可以在司法实践中有多种挑选以解决新的问题，进而达到更好的效果。

这里笔者想再一次提到《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内容，在关于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项下给出了五种刑事与民事分别审理的情形，笔者认为很明显本案就属于其中的第二种情形。

至此，笔者在这里回应一下，上一章中提到的“被告监管人在一审的反诉中进一步主张，本案所涉质押物被抢劫，某公安局已进行了立案侦查。基于行为属于刑事案件的审理范畴，依据实务中“先刑后民”的惯常做法，在质押物玉米被抢劫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本案的托付合同纠纷的民事部分应当中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借款合同纠纷争议引起的诉讼而进行审理的，但主要原因是由被告监管人监管的质物玉米全部灭失引发的，如何能保护原告出借人、质权人的合法权益，被告监管人依法依约应该承担其责任，本案并不需要等待质物玉米是如何灭失的结果。

从一审法院的释明说理中可以看出，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没有公布之前，审判实务已经不再一味的追求“先刑后民”了，本案的这一点就已经说明了“民刑并重”在一点点的渗透，传统的观点将被弱化，以使得法律向更高阶段的延伸和进展。

诈骗犯罪中所订立合同效力的三种认定

对于诈骗犯罪中所订立合同效力的问题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中观点的转变存在着很大的变化。从立法现状看，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此类问题具体的相关法律规定并不多，在关于民间借贷案的司法解释中对涉嫌犯罪时的借款合同的效力的认定是开了一个小口子的。

因此，造成了在先前的司法实务中，有些法院直接认定诈骗犯罪中所订立的合同无效，有些法院认定为有效，有些法院认定为可撤销。由此而产生了法院裁判的差异，以至于随后的案件走向也是连锁反应般的存在较大差异。笔者将分别展现审判实践中采纳过的三种观点：

无效说的理论依据及优缺点

一般来讲，无效说是指“为了实现犯罪目的而签订的合同，当然是无效的。

具体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在具有有意的目的支配下，有计划的利用虚假的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为达到目的而提供便利条件，即动机不纯的行为。因为行为人订立合同不过是其为了其他目的的一种假装。

无效说认为行为人根本就不具有真实的签订合同的主观意思，其目的是利用合同关系掩盖另一目的，因此认定行为人的表象上的假装行为不具有法律意义，况且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也是不一致，所以最终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根本就没有达成有效的合同关系。

无效说的优点是：规定明确、容易适用、当事人容易找到请求权基础。无效说的缺点是：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可供受害人挑选权益保护的途径很窄，并且违反民法所强调的勉励交易的经济政策。

有效说的理论依据及优缺点

有效说主张，不应以当事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来评价其行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效力。同时有效说主张在诈骗犯罪中的诈骗行为不应与民法中欺诈的行为相提并论。

有效说主张应将民法和刑法割裂为两个完全独立的部门法领域。有效说的优点是：主要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有效说的缺点是：将民法和刑法完全割裂开、忽视受害人遭受的损失（因为在诈骗类犯罪中，受害人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侵害，如果认定了犯罪中所签合同为有效合同，被害人很有可能被迫的接受对其不利的合同，被害人只能请求行为人继续履行对其不利合同，进而使自己遭受更严峻的损失）。有效说的适用是有限制的，对于某些合同无法予以评价。

可撤销说的理论依据及优缺点

可撤销说认为，民法与刑法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其即认可诈骗犯罪所订立合同的效力会受到刑法影响，同时又不能一概否认合同的效力，应当尽可能的保护当事人权益的最大化。

可撤销说认为受害人作为被骗方应具有撤销权，使得挑选权掌握在其手中，由其来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一直决定合同最终的效力，这样可以保证受害人的权益，同时由于行为人没有对应的权利，只能被动接受受害人挑选后的结果，借以来达到惩戒行为人的目的。

可撤销说的优点是：可撤销说同时具备上述两种学说的优点，可撤销说具有更多方式供受害人挑选来保证其合法权益，可撤销说迎合了我国现行关于民间借贷案的解释观点，更有利于受害人等待利益的实现其也更符合民法的价值取向。

可撤销说的缺点是：欠缺法律依据，除斥期间使得撤销权受到时间的限制，再者可撤销说的适用是有限制的适用，并不能全部适用于所有犯罪所订立的合同。

综上，通过对三种学说的分析归纳，每个学说都各有千秋，也都各存弊端，单单适用某一学说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案件复杂多样性的现实需求了。

笔者认为，怎样在司法实务中做到价值的平稳，成为今后对于涉犯罪的民刑交叉案件的研究方向。不难看出，最高人民法院为民间借贷案件开了个小口子，说明司法实务中已经认识到针对新问题仍旧严格依照传统的模式办理案件是行不通的，案件结果也无法被大众所接受。

对于近年来猛增的民间借贷案先行适用，也是为了广泛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案件埋下伏笔，正所谓是“煞费苦心”。2019年随着《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公布，使得合同案件的认定又进一步明朗起来。

会议纪要内容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要继续坚持勉励交易的原则，充分的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加强对履约的当事人诚信行为的保护力度，增加违法违约当事人的成本作为惩戒，进一步促进诚信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