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年轻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一个被惯坏了的20世纪零零后

前两年，电影《1921》让当代年轻人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了上个世纪的“同龄人”，是怎么在国难当头的危机下，建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演员刘昊然在电影中，扮演的是年纪最小的“刘仁静”。

当时才19岁的刘仁静虽然年轻，理论知识却十分丰富，常被其他同志称作“小马克思”。

但这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却在关键时刻从共产党走向了国民党，犯下了许多思想错误。

到了晚年，刘仁静留下了一句慨叹：“共产党对我，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天生英才，成为最年轻的“一大”代表

在刘仁静的人生最初最年轻的时光，可以说是高光不断。

由于他自幼聪明，记忆力拔群，在三岁就能熟读《四书》、《五经》。

有这么聪慧的子孙，整个刘氏家族都对他倾注了一切资源和教育精力。

而刘仁静也没有辜负家中长辈的殷殷期盼，在他16岁那一年，就被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了。

当时的北大内部，正在热烈地开展着新思潮活动，于是受到感染的刘仁静，打算转专业，他想要了解更多新思潮的内容。

最后，刘仁静向学校和老师申请，批准过后，他先是去了哲学系，然后又为了能够更好地阅读外籍书籍，他又转到了英语系。

就这样，刘仁静对知识的获取如饥如渴，博览群书，吸收了大量的理论思想。

当时的北大学生，基本都很关心时政，刘仁静也不例外。

北大内部学生之间，经常有各种针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讨论会，刘仁静也经常参加到其中。

因为刘仁静读了非常多的书，思维又敏捷，口才也不错，在讨论会上经常都能发表让人惊叹的看法。

最后，刘仁静和邓中夏还有张国焘，都被誉为“北大三杰”。

北大的知识讨论会并不只有学生，一些北大的老师，或者一些思想流派的先锋人物，都会在北大召开各种交流会和研究会。

当时陈独秀是北大的文学教授，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回来后也加入到了北大当中，因此有不少交流会都是他们主导的。

年轻的刘仁静，因为对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作品都很熟悉，在马克思理论研究会上，发表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演讲。

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对这个叫刘仁静的小伙子印象深刻，认为他是个好苗子。

时间一长，在北大同学中，不少人都不叫刘仁静的本名了，就叫他“小马克思”。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刘仁静想要像谭嗣同那样，用自己的鲜血来唤醒人民。

于是他偷偷地把自己带在身上的一把刀拿出来，刚举起来打算动手时，被眼尖的同学看到，立马抢走了刘仁静的刀。

虽然刘仁静没能做到“傻事”，但身边的老师同学都知道这个年轻人心中的热血有多炽热了。

刘仁静在读书时期的“丰功伟绩”远远不止这些。

因为在一次游行活动上，当时曹汝霖被认定为是卖国贼，于是大家群情奋勇把曹汝霖的房子为团团围住。

曹汝霖的房子围墙很高，聪明的刘仁静因为身材瘦弱娇小，他找到一个健壮的同学，让对方蹲下，他灵活地踩着同学的肩膀，一下子就爬上墙头，翻进去了。

进去的刘仁静把从里面关闭的大门打开，就有了历史上“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这一幕。

这一幕是中国拉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事件之一。

在后来的多次学生爱国运动中，刘仁静都把个人生死置诸脑后，冲在最前方。

这就导致刘仁静经常被抓进监狱，当时的执政政府他们抓到刘仁静和其他同学之后，通通关起来。

虽然他们并不敢对北大学生下死手，但一些牢狱刑罚是免不了的，但刘仁静在里面是抗争到底，完全不服对方的管教。

经过以上种种，让刘仁静的名声越来越大，很多人都认识在北大里面有这样一个有才华又有胆识和爱国心的年轻人。

1920年，刘仁静先是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刘仁静也加入，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1921年，刘仁静被选为北京地区的党员代表，参加中共一大会议。

最年轻的中共“一大”代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当时，共产党北平小组只有七八个人，其中北大五六个人，清华一人，另一所大学一人。

由于小组中几个有影响的人如邓中夏、罗章龙有事在身，不能出席“一大”。

所以，刘仁静和张国焘被选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一大”的代表。

在去上海的途中，刘仁静还到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召开的大会。

可能大家都没想到，这个历史上最具有意义的“一大”，不是在什么宏伟的会议场所，也不是什么大学讲堂进行，而是在李汉俊的家里举行的。

在会议当天，现场实际出席人员是13名。

本来，陈独秀是应该参加的，但由于他当时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教育长，工作很忙，故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

会议期间，有个人来敲门，看了一眼就走了，有人认出是侦探，于是大家马上烧毁了所有的文件。

果然，没一会儿，警察就包围了会场，因没有搜出什么可疑之物，也就没有抓谁。

这样一来，会议没开完，被迫中断了，但是继续开下去也很危险。

最后在大家商量的时候，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嘉兴去开，那里比上海安全。

大家一致同意了，刘仁静和其他人就在次日分开行动，出发嘉兴。

人员汇集后，他们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继续开会，直至闭幕。

这次大会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部长、周佛海为候补委员。

“一大”会议结束后，刘仁静在杭州的西湖又见到了毛泽东。

年长一些毛泽东对刘仁静说了一句建议：“你要注重做实际工作。”

当时，刘仁静对毛泽东印象挺好，觉得他是一个很注意听取别人意见的同志，但刘仁静自己却没有毛泽东给他的建议放在心上。

1922年9月，陈独秀从上海到北京，他找到刘仁静后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决定派你为代表去苏联出席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当时陈独秀也是作为代表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是他们就一起出发。

不过，因为陈独秀不会讲英语，他就把刘仁静带在身边一起参加会议，并代替他进行大会演讲。

所以，刘仁静就见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并听了他们的讲话。

正是这番机缘巧合，让刘仁静很快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刘仁静当时对托洛茨基印象非常好，甚至是崇拜。

在几年后，党中央派遣刘仁静到苏联的列宁学院进行深造。

在刘仁静留学期间，苏联共产党发生了一件大事，党内斗争爆发，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最后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

对于自己的“偶像”遭到巨变，刘仁静当时觉得完全无法接受。

刚好那时苏联国家内部的大革命失败了，让刘仁静觉得自己在列宁学院学习的东西都是没用的。

一向有自我主张，且胆子很大的刘仁静，决定叛变共产党，追随自己的偶像托洛茨基。

他一路从苏联出发，跑到土耳其跟托洛茨基见面。

这次见面，托洛茨基把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片面认知全都输出给刘仁静，而刘仁静在“偶像滤镜”下，全盘接受了这些思想。

1929年，刘仁静回到中国，党中央委派了挥代英和刘仁静进行一对一谈话。

挥代英和刘仁静是高中就认识，在过去既是惺惺相惜的同志，也是好朋友。

但没想到刘仁静完全听不进去昔日并肩作战好兄弟的劝解，一心要成立自己的组织。

最后，也就是在1929年年底，刘仁静的共产党员党籍被开除了。

被“惯坏”的刘仁静，最后迷途知返

一意孤行的刘仁静，最后成为一名“铁杆托派”，叛离了共产党。

这样极端又激进的行为，其实跟刘仁静本人的性格有莫大的关系。

刘仁静小时候的家庭环境还是不错的，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但家里也有做些买卖生意，不用担心温饱，可以安心读书。

再加上从小就被奉为天才的他，更是被家人捧在掌心，可以说就是20世纪的00后一个。

到了北大读书后，在新文化运动里面又出尽风头的刘仁静，也对自己产生了一种“人生赢家”的自我优越感。

所以，被家人，被同学都高高捧起的刘仁静，十分自信，也十分自我，他相信自己的做法都是正确的，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在刘仁静回国之前，国内已先后成立了几个托派组织。

但刘仁静决定要建立一个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新的托派组织。

于是刘仁静四处活动，找到了一些留俄学生，成立名为“十月社”的托派组织，还办了托派刊物《十月》。

他按照托洛茨基的旨意，积极穿梭在几个托派组织之间。

1931年5月，在托洛茨基“远程指导”下，几个托派组织终于达成统一，汇聚到一块。

但是刘仁静总是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居，自称是“托洛茨基的钦差大臣”“托洛茨基代表”。

一心想要成为领导者的刘仁静，最终引起托派组织成员对他的反感。

这些托派成员开始不待见刘仁静，但刘仁静完全没有要改正的想法，结果托派的人忍无可忍，把刘仁静赶走了。

被共产党开除，又被托派组织抛弃的刘仁静，到头来成了一个游离于各派组织以外的孤家寡人。

直白点说，刘仁静的“名声臭了”。

这样的刘仁静，没有地方收留他，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岗位愿意要他。

无望的刘仁静只能通过写点文章，做点外文翻译的兼职，每个月拿着80元的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先后翻译出《法国大革命史》《德法之战》《俄国革命史》《托洛茨基自传》等著作，后来举家北上。

在北平，刘仁静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不久被捕，判刑三年。

1937年4月，刘仁静刑满释放。

他先去上海，找不到工作，又到武昌，陈独秀不见他，不得已只好去重庆，通过关系在国民党三青团宣传处当了个科员。

后来辗转到西安，在朋友的介绍下，终于找到一份较为安定的职业。

就这样，刘仁静一家离开重庆到了西安。

刘仁静战干四团工作了一年多，最初在战干四团任俄语教官，后来改为上校教官，在那里教历史。

过了一段时间，战干四团教育长葛武启免了刘仁静的职位，辞退他。

刘仁静又经陕西省教育厅长王友宣介绍，任教育厅编审室编审，并在西安《正报》当主笔，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上海解放后，刘仁静审时度势，向上海军管会写信，要求给他一个处理。

不久，刘仁静去北京，他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悔过材料。

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仁静的声明》，表示自己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不久，刘仁静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并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后来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

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与往常一样下楼，去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操场舞剑。

没想到在过马路时，被疾驰而来的一辆车撞倒，当场去世，终年85岁。

纵观刘仁静的一生，经历十分复杂，既有早年的辉煌，也有晚年的凄凉。

他是那个时代站在思想进步潮流前列的人物，但因为性格原因，走上了歪路。

即便最后迷途知返，但人生里有些犯下的错误，会永远被世人记住。

【参考文献】

新京报：北大红楼·人物｜刘仁静：北大走出的中共“一大”最年轻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