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以外各洲的“路加圣母像”研究

圣母像被大量复制之后，又开始了大范畴传播，“路加圣母像”是基督教世界中传播范畴最广的圣母像，它的足迹覆盖了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在不同的地区，圣母像的境况皆不相同。在中国澳门和早期的日本，圣母像的风格被完整地保留。

在日本到了后期，则同在中国一样处于一种假装之下；而在拉丁美洲地区，则变得相对岌岌无名，出现在了画师之间的交流作品中，在墨西哥地区更是直接被《瓜达卢佩圣母像》地光芒所掩盖。

拉丁美洲——墨西哥：“路加圣母像”被《瓜达卢佩圣母像》所掩盖

耶稣会士曾经想把“路加圣母像”运往拉丁美洲的本会传教区，他们做过两次尝试，第一次他们想把该圣母像带往巴西，葡萄牙籍的耶稣会士伊格纳西奥·德·阿泽维多所在的传教团就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阿泽维多于1548年12月28日加入科因布拉的耶稣会，并在之后成为了里斯本耶稣会学院的院长，之后又被任命为巴西传教团成员，在巴西进行了三年困难的传教之后，他返回罗马，但是不久后又接到了前往巴西的指示，他向当时的耶稣会总会长波尔杰亚提出了希望能带一个圣母像的复制品前往巴西的请求，得到了波尔杰亚的支持。

1569年，波尔杰亚送给阿泽维多等赴巴西的耶稣会传教士两件复制品，一件是画的，另一件是印刷的，这两件复制品他们前往巴西执行任务时随身携带。

1569年，阿泽维多被任命为耶稣会在巴西的省会长，他征召了73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教士分乘3条船只一同前往巴西。1570年7月15日，阿泽维多与其中46名传教士乘坐的“圣地亚哥号”在帕尔玛岛附近的海域受到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的突击。

后者爬上船只将他们杀害，[1]所有的遇害传教士的遗体也被扔进了大海，这两件复制品也因此遗失，据说阿泽维多遇害时手里还握着那幅“路加圣母像”。

不久，耶稣会士又试图将“路加圣母像”运往墨西哥。1576年，耶稣会第四任总会长埃弗拉德·迈居利埃（EverardMercurian,1514-1580）赠送了四份圣像的复制品给前往墨西哥的舰队，想让舰队上的海员和传教士将它们带到西班牙在中美洲的殖民地。

根据传说，他们乘坐的船只旅途中遭到了两次风暴突击，摇摇欲坠，在大西洋风浪中航行的船只上的人员为了减轻重量，想要把行李扔到大海里去。但是，装着圣像的箱子却好像被牢牢钉在甲板上一样，纹丝不动。

接近墨西哥海岸时，又遇到了风浪，船员们把其中一幅圣像油画钉在主桅上，威胁到船只的风改变了方向。这个奇特的复制品最终被送到墨西哥城的克莱西奥·马克西莫（ColegioMaximo）教堂，其他的则被送往墨西哥各地的其他耶稣会学校。

“路加圣母像”前往拉丁美洲的过程虽然很困难，最后终于成功地抵达了墨西哥。但是它并没能像在罗马一样，成为当地信徒宗教和精神生活中主导性象征物。墨西哥作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受西班牙文化影响很深。

由于西班牙人的极力推动，罗马天主教成为了墨西哥最主要的宗教。同样受西班牙基督教艺术的影响，圣母崇拜在墨西哥也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墨西哥的庇护者”就是圣母玛利亚，但不是“路加圣母”，而是“瓜达卢佩圣母”（OurLadyofGuadalupe）。

非洲——埃塞俄比亚：有着明显的当地风格

在位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也能找到“路加圣母像”的痕迹，并且呈现出的状态非常与众不同。在埃塞俄比亚能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的圣母像，一种为拜占庭-克里特风格，即与克里特岛上的圣像学校所出的圣像画相同。

这种风格的圣像画在埃塞俄比亚基本是由传教士所带来的，在当地信徒眼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另一种则呈现出鲜亮的当地色彩，有着明显的科普特艺术风格。这类圣像画为当地画家所作，且从现今可看到的画像来看，大多出现在三联木板画上。

在埃塞俄比亚的一座博物馆里，就有两幅有着明显当地特色的圣母和圣子的圣像画，其中至少有一幅画的姿势同“路加圣母像”高度相似。画面的色彩、人物的神态以及勾勒形象的线条，都呈现出非洲绘画的风格。

不同于亚洲和南美洲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并非地理大发觉才接触的基督教文化，早在4世纪左右就已经有科普特（Coptic）基督教的存在，虽然中间遭受过伊斯兰文明的冲击，但基督教文化是一直存在的。

约在4世纪的时候，有两位基督徒商人兄弟跟随其叔叔坐船前往印度行商，但却在红海遇上灾难而沉船。他们在机缘巧合之下进入了阿克苏姆（Aksum）皇宫，哥哥因为受过教育成为王储埃扎那（Ezana）的教师，埃扎那受老师影响决定改宗基督信仰并接受了兄弟俩的为他举行的施洗。

2016年，科学家在埃塞俄比亚东北部挖掘出了一座经放射性碳年代测定为公元4世纪的教堂，这是已知最早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教堂的实物证据。

中世纪时期，由于阿拉伯势力的影响，埃塞俄比亚同罗马教会之间的联系几乎被切断，反而与埃及的科普特教派联系紧密同属于东部正教会（OrientalOrthodoxChurches）。

直到15世纪，罗马教会再次同埃塞俄比亚建立了联系，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也希望与罗马教会与西方国家建立联系以抵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可能的入侵。

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1517年攻占马穆鲁克统治下的埃及部分地区以后，煽动埃塞俄比亚的穆斯林抵抗当地的统治者，在此情形之下，罗马教会通过葡萄牙王室和耶稣会士与埃塞俄比亚当局和教会建立了沟通和联系。

1550年代中叶，罗马教廷托付葡萄牙王室以及耶稣会负责与埃塞俄比亚的联系。教廷委派葡萄牙传教士若昂·努内斯·巴雷托（Jo?oNunesBarreto）以埃塞俄比亚宗主教的名义进入当地，巴雷托先前曾经在北非地区传教达6年之久。

同时，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和耶稣会总会长罗耀拉赞助和派遣西班牙耶稣会士安德烈斯·德·奥维耶多（AndrésdeOviedo）当巴雷托的助手。

他们进入埃塞俄比亚的使命是希望促成当地历史悠久的传统科普特教会融入罗马天主教会，并且让埃塞俄比亚教会与原先东部的亚历山大宗主教脱离关系。虽然教派融合的目的后来没能完全达成，但奥维耶多最后留在了埃塞俄比亚，在一个小型天主教社区中从事传教的工作。

“路加圣母像”大约在这一时期传播到了埃塞俄比亚当地。在漫长的独立进展过程中，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文化中融入了大量当地的传统文化，最直观的体现就在其宗教艺术上。

亚洲——日本、中国：从复刻到埋伏与假装

耶稣会士在亚洲地区的传教同在拉美地区和非洲埃塞俄比亚地区相比，有着更为复杂的阻力。不同于被降服的拉美地区和本就有着基督教传统的埃塞俄比亚，日本和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都要相对异质得多。

再以日本为基地扩张至中国澳门，最后影响中国大陆。基督教在中国和日本地区的传教的境况虽然在过程中有所不同，但最后都走到了被禁教这一步，两个地区的圣母像最后也呈现出殊途同归的结局，从一开始在日本和中国澳门看到的复刻版图像转变为埋伏于东方艺术的假装之下。

基督教将日本和中国选为东亚重要的传教地点并不是盲目的决定，沙勿略在其书信中曾写下“日本民族是现在被发觉的民族里最好的”，范里安则将中国和日本视为“非欧洲地区的国家中的上层阶级”。可见耶稣会传教士大多都对自己的传教事业有着极高的愿景，因此作为东亚的中心，中国和日本成了他们的首要目标。

圣母像在中国不是同中国文化融合而是被同化，这是可以预见的结果。中国的文化信仰结构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体系。中国文化信仰中神圣的概念需要被拆解为“神”和“圣”，即“超自然”和“超社会”两种，能够被定义为神圣的范畴广而杂，神圣与世俗是被整合的，是一种通过制度来表达信仰，通过信仰来体会制度的模式。

而基督教同中国传统文化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信仰体系下，要完全融入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基督教信仰的重中之重，原罪说和赎罪论，所谓原罪，即人生来就带有罪孽，终其一生，所有的道德规范和善行都是为了赎罪，向上帝的敬拜也是为了赎罪，在赎罪中接近神圣。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信仰中，个人的修行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自我神圣。

基督教中信徒与上帝之间我与你的信仰关系，在中国传统中变成了一种内化的信仰方式。佛教之所以同中国的适配度更高就是因为它的信仰模式也是内化的。但中国传统文化信仰和基督教这样一内一外的信仰模式的对立，就很难调和了。

如此，要如何让中国人彻底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神圣的道路而挑选相信上帝的赎罪论？还有一点是基督教在中世纪欧洲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它几乎支配了天主教国家人民的精神世界。但是在漫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展过程中，没有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国教。

这种杂揉了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思想和诸多民间信仰的宗教思想模式本身就不适合一神教传播，也就是说在思想和社会结构上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与基督教之间在根本上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除非它能彻底取代中国信仰在家国关系、伦理道德上的体现。

基督教作为一种一神教很难融入完全不同的异质文明的，它更适合在以它为核心建立起的社会文化中生存，比起渗透，更擅长破而后立，但中国的文化信仰体系看似模糊，但是实际上是博大精深和非常坚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