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夕：忆舜徽师几件难忘的事

张三夕，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学院副院长，先后师承程千帆（1913—2000年）与张舜徽（1911—1992年）先生，在文学、史学、古典文献学与文化传播学方面颇有建树。著有《中国古典文献学》《批判史学的批判》《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此外还编著有《国学经典选读》等。

今年是我们敬爱的老师张舜徽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时光如白驹过隙，没想到先生一走就是三十年，我们一晃也都步入古稀之年。国林兄提议同门弟子写比较亲切的纪念性散文来怀念先生，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以学术论文的形式讨论先生巨大的学术成就已经出过好几本论文集了（当然以后还有必要继续出下去），而纪念性散文集一本也没有。我想起前几年新世界出版社的编辑张世林主编“想念大师丛书系列”，其中有一本《想念程千帆》，他找我约稿，我写了一篇《忆千帆师断章》。张世林先生在这套书的“前言”里交代他为什么要编这样一套丛书，又为什么会以《想念季羡林》一书为发端，原因在于他与大师们的直接交往。他说：“我们都很想念他。更主要的是，我们和先生亲身接触过，感受过他的道德和人格的魅力，也直接接受过他的教诲和帮助。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公布于众，也可寄托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深深的怀念。”“好在这些大师们的亲友和弟子、学生还在，可以请他们把自己同大师们接触的感悟写出来。既然是写给广大读者和青年人看的，内容就一定要出新，不能炒冷饭；也不能只介绍学术而忽略人物的经历和性格。一句话就是文章要有新内容和可读性，要把这些大师们不为人知的而又感人的事例介绍出来，传播开去。”[1] 应该说，国林兄的提议与张世林先生的看法“不谋而合”。我也就本着这样的宗旨来回忆与舜徽师交往的几件难忘的事，以表达我对老师的想念之情。

张舜徽先生

一、早期与舜徽师的接触

我对先生的了解最初是在读大学阶段，记得曾和学友干朝端（武汉师院中文系 1977 级）讨论过先生的著作《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2] ，我们都极其佩服先生通读《二十四史》的治学精神。我真正开始研读先生的论著是在南京大学跟随程千帆先生读硕士研究生阶段。我从自己保存的日记里查到，1980 年 3 月 6 日，我在南大中文系阅览室读了先生发表在《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79 第 4 期的论文《中国校雠学分论——校勘》。1980 年 8 月，我利用暑假时间，认认真真地将《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从头至尾精读一遍。1981 年 5 月，我又在资料室借了一本先生的著作《广校雠略》。此时，程先生已经给我们讲过“校雠学”的课，我对校雠学有一些专业知识。当时我正在撰写硕士论文《宋诗宋注纂例》，先生的书是我必读参考书，《广校雠略》的附录里有《世说新语注释例》。

1981 年是我与先生真正结缘的年份，“介绍人”是程千帆先生。这一年我即将硕士毕业回武汉工作。5 月 15 日，程先生和陶师母赴南宁、桂林讲学回南京。5 月 17 日，我去看望程先生，程先生精神很好，心情舒畅，谈兴很浓。他给我们看了几张放大的照片，有上课和座谈的情景，极其潇洒。又欣赏了漓江风景明信片，美极了。程先生主动提及，已向张舜徽先生写信，请张先生以后继续指导我学习。程先生给张先生的信是 1981 年 4 月 5 日写的，信中把我介绍给舜徽 先生云：

门人张三夕二年来随弟治诗学及校雠学，尚属勤奋，其学位论文题为“宋诗宋注考例”，盖取法《春秋》50 凡以迄陈新会之《通鉴胡注表微》，以考论宋贤之治本朝诗集，不无排比整齐之功。张生卒业后，将至武汉工作，夙仰先生经术湛深，向、歆之学海内罕对，辄愿追随杖履，更求精进。弟意张生如不愿治校雠则已，欲治斯学，则当今之世非先生固莫与归。张生之意，想当荷首肯也。谨先布达，容更专函绍介。[3]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到，程先生称赞张先生“经术湛深”，校雠学“海内罕对”，绝非客套话。我读到“海内罕对”四个字，脑海里马上就跳出钱基博先生在《自传》里自许的话：“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4] 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啊！老辈学者栽培弟子的良苦用心溢于言表。程先生说“容更专函绍介”，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而是早有打算。1981 年 6 月 28 日，我准备从南京返汉度暑假，那天上午去程先生家，交学年论文稿并辞行。程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要我面呈张舜徽先生，希望以后多多向他请教。程先生对于我今后的发展实际上考虑非常周到。可惜这封信我没有录底，《闲堂书简》（增订本）也没有收入，不知道先生家人那里是否还能找到。1981 年 7 月 17 日，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的日子。这天清早，我到华师，先去见我的大学同学何新文和他爱人小冯，新文兄在华师中文系跟石声淮先生读古代文学硕士。新文带我去拜访舜 徽先生。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张先生七十高龄，看上去身体尚健康，据说每天早晚在校园步行十里路。张先生非常热情，这当然是因为程先生的介绍。张先生引我们看了他的藏书，收藏的书、画。有一幅八大山人的精笔画（荷叶十株、戏水鸭三只），张先生说八大山人粗笔画多，精笔画少，所以特别珍贵。张先生特别注意询问青年人的身体，是否喜欢体育运动，我说喜欢游泳，他很高兴……没想到张先生已经介绍我毕业后去他手下的一个文献研究室，并让我写一个简历，回南大前再来华师一二次，找有关人事负责同志面谈。在张先生手下搞研究工作，当然收益很大，不过，武师方面已说好，此事有点小难办，需要同程先生商量决定。今天拜访张先生印象很好，毕业去向一事又多一条门径，我得认真反复地考虑。

从我的日记记载中不难看出，和先生的初次见面印象极好。先生书房收藏的八大山人画以及他对绘画艺术的鉴赏力都让人惊叹。后来我读先生的《爱晚庐随笔》之二，看到先生在《朱耷书画》条对八大山人的这幅画及其画笔精密绝妙者有所评价：“余所观览八大山人画多矣，幸得见其仿古精密之作、水墨画纸本《荷花舒凫图》大幅真迹。池荷十茎并上，参差不齐，各有大叶敷舒，高下相错。复挺出大花两朵，一已怒放，一犹含苞。下有三鸭，游行池中。精神贯注，用笔工妙绝伦。上题‘仿吕四明笔意’，乃规摹吕纪工笔花鸟之作也。如此巨幅精品，自非八大所常作，故流传于后者犹稀少，至可宝也。”[5] 可惜，当年没有手机相机，没有把这幅画作拍下来，保存后慢慢欣赏（我在网上没有搜到这幅作品的图片）。不过，我也算是有一定眼福的人，自此以后，我每次去先生家，都可以看到先生书房和客厅里悬挂着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名人字画，十分养眼。先生有一个习惯，过一段时间就更换几幅字画，让人有常见常新之感。这种美好的艺术享受一直持续到先生仙逝。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会当面向先生建议，出一本《张舜徽珍藏名人字画集》，以让更多的书画爱好者分享。正像冯天瑜先生把他父子两代收藏的书画作品编辑成《冯氏藏墨·翰墨丹青（典藏本）》并公开出版一样。[6]

先生对我这位初次见面的年轻人信任有加，主动要我去华师历史系文献研究室工作。对比现在的博士毕业后在高校求职之难，我那时还只是一个没有毕业的硕士生，就能受到长辈大师的“青睐”，欲延揽到麾下工作，不得不庆幸读研还是赶早好啊！

根据与先生的约定，1981 年 8 月 14 日上午我如约赴华师，见到先生。这天太阳很大，先生非常热情，带我参观了华师校园。老人家一边指点，一边解说，衣服都汗湿了。他说，华师的校址桂子山原来是一片坟地，所有的树木都是后来移植的。先生很欣赏校园内的树木、林荫道，每天早上和晚上坚持长距离散步一小时。一般太阳当顶时，他不外出，这一天是例外的陪我。老先生多次说，他很赏识我，聪明活泼而身体很好，希望我下决心来华师工作，并表示会帮助我打开一个局面。我当时对先生的过奖和热情，都有点不好意思。先生带我见到历史系的吴量恺主任和一位姓刘的负责人（我的日记里未记载他的名字，后来国林兄告诉我，他叫刘继兴），我们简短交谈了一番，他们都很尊重张老的意见，表示欢迎我来华师历史系工作。张老以年过七旬的高龄，陪我转了一个多小时，这种关心青年、奖励后进、尊重友人（程千帆先生）之托的精神令人难以忘怀。这一天与先生分手后，我在华师和何新文夫妇共进午餐。午餐后，新文带我去见华师人事科的朱科长。新文之前听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的朱宗尧老师说，他奉院里之命，前不久到南大去要十一二个研究生，其中有我的名字，已报教育部。又说见到程先生，程先生也同意我去华师。朱老师下学期准备去南大做访问学者听程先生讲杜诗。我跟朱科长谈起毕业分配意向表上已填武汉师院的情况，他说完全清楚，并说华师早就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

后来，因为种种因缘际会，我硕士毕业时没有去成华师历史系，而是去了我的母校武汉师范学院（后改名湖北大学）中文系，当年没有在先生手下工作，多少有点遗憾。不过几年后，我成为华师首届博士生并顺利毕业，略有一点周折地留在先生手下的历史文献研究所工作。我跟先生的“因缘”加深是从跟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开始的。

《张舜徽集》

二、报考先生博士生之经历

张先生是“文革”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首批博士生导师，1981 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通过，当时华中师范大学文科只有舜徽先生、章开沅先生和高原先生三位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1982 年 1 月初，张先生因病住进东湖医院。据师母说，先生衰老得很，患的是脑神经痉挛。1982 年 1 月 27 日上午，我和妻子约顾志华夫妇及其儿子顾铭一起去华师拜访、看望先生。先生神志清楚，但精神显然不如从前充沛。我向先生要了一本《文献学论著辑要》。先生说，他今年可能招博士研究生，我因此动了跟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念头。我在南京大学读的是古代文学专业硕士，此时武汉地区高校没有古代文学的博士点，与此相近的专业只有华师的历史文献学有博士点。程千帆先生在我硕士毕业时就介绍我回武汉后可报考张舜徽先生的博士，张先生对我的硕士论文《宋诗宋注纂例》评价很高，甚至推荐给他带的硕士研究生参考（我比张先生指导的首届硕士生早半年毕业）。因此，张先生就在 1982 年 3 月带信给我，让我去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我当然很高兴。我去华师打听报名手续得知，必须有工作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或介绍信。就在这个环节上出现问题。武师中文系领导班子只同意我报考在职博士生。当时华师不同意报在职，只允许报脱产。

1982 年 3 月 24 日，我经过几天的考虑，决定再到华师去一趟。我还是想争取试一试。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又去拜见张先生。他带我去华师老行政楼四楼的研究生科商谈，结果研究生科负责人（记得是态度和蔼可亲的高先鋹科长）表示，还是要武师中文系同意报名的介绍信。我在当天日记里写道：“今天张先生亲自带我登四楼找人，使我很感动。他大病初愈，走路都很吃力。”现在我回想起先生为我博士生报名事带我去找研究生科负责人的情景，眼睛都湿润了。

我从华师回来后跟武师中文系主管师资的副主任邹贤敏老师谈了一下，他的态度很好，表示大力支持，不过要提交系办公会上讨论。第二天早上我把报告交给邹贤敏老师，但当晚就得到系总支研究的决定，仍然是只同意我报考在职博士生。由于系总支的决定，考博的事就此搁下了。

1982 年 4 月 12 日下午，我去小东门找朱宗尧老师，然后去华师拜访张先生。我在当天日记里记载：“我们长谈两小时之久，话语投机。先生引我为知己，道未与他人所道之事，使我对先生的经历和学问更有所了解。在职博士生之事，先生已同有关部门商谈过，因涉及教育部统一规划名额以及待遇等问题，所以此路不通。先生以一位老知识分子的生活经验谈在人事关系上不可造次行事。劝我埋头苦干，专心伏案，搞出成绩，社会会给予承认。先生又说今年外地有些报考的人，论文都不合要求。如果没有合适人选，今年就不招，宁缺毋滥。”先生的一番话，让我多少有些“受宠若惊”。后来的事情发展确如张先生所说“如果没有合适人选，今年就不招，宁缺毋滥。”张先生在 1982 年上半年确实没有招生。

华师考博事出现峰回路转是在 1982 年下半年。10 月 4 日，我收到先生寄来的《高教研究》一册。内有先生题为《如何提高大学文科教育质量的问题》一文，文中提出三点中肯的建议。另外附近作二篇（单行本），一篇是《学习王船山治学的求实精神和博大气象》；一篇是《关于整理古籍的问题》，并附书简一封，记忆中是谈华师博士招生事。可惜这封书简原件我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先生的两篇单行本文章后来收入《讱庵学术讲论集》。

1982 年 10 月 23 日上午我骑车去华师，见到张先生及历史文献研究室（当时还没有成立历史文献研究所）的副主任李国祥老师，这应该是我首次见到李国祥老师，李老师后来对我也多有关爱。张先生和李老师告诉我，华师终于同意我报考在职博士研究生了。张先生似乎对我特别欣赏和信任。希望我能够同武师说通。如果武师同意，下个月准备考试。考试内容：哲学（加试时事政策），外语，专业，基础（古汉语）。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我想武汉师院应该体谅我的心情，给予必要的方便和支持。因为上一次他们已经答应，如果招在职博士生，他们就同意。这一回，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和食言。25 日，我找了武师中文系的领导，他们也爽快地兑现承诺，表示了支持，同意我以“在职”的方式报考华师的博士生。[7] 10 月 26 日上午，我在武师中文系开好同意报考华师博士生的证明，下午就去华师见到张先生和李国祥老师。我把早上系里开的证明交给他们了，算是正式报名了。张先生当天参加体检，肝部似乎查出有点毛病。我把武汉师院同意报考华师博士生的信息反馈给一直关心此事的程千帆先生，不久程先生就寄了一份正式推荐书来（报名手续需要专家推荐书）。11 月 9 日上午我去华师，得知张先生住院体检。中午在顾志华家吃饭。又找到李国祥老师，李老师告知政治和外语考试提前了，原来说是下旬，现在说就在这三五天内。我在李老师那里碰到另一位准备报考博士生的周国林兄，他是九月份报名的。我和国林兄初次相遇应该是 1980年 9 月他和张先生另外七位硕士生一起在南京调研时，不过那次见面因为人多，彼此完全没有印象。我和国林兄的正式订交也许从 1982 年 11 月 9 日开始算起比较好，我们作为张先生的首届博士生同学，相互支持，相互关照，一路走来已经有四十年的光景了，真是不容易，值得珍惜。

我们的博士生入学考试的笔试考试时间是 1982 年 11 月 18 日，地点在华师老行政楼四楼研究生科办公室，当时考试的情景历历在目。参加考试的考生四位：我和国林（报考历史文献学）；赵军和陶宏开（报考近代史，导师章开沅先生）。上午考英语，难度比我想象的容易一点，题量比较大，考了三个小时，后半部分的一篇翻译是复印一本书上的一节，长达四页，起码有六千多个印刷符号，即使再延长二小时也不一定能做完。所以三个考英语的（赵军考日语），没有一个能翻译完。不过，就这篇文章本身的难度而言并不太难翻译（内容是有关近代史“五四运动”）。下午考哲学，有两三题是没有复习到的：①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的区别和联系，艾思奇书没有谈（回来查李达书有）；②《〈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内容，文太长，记不住；③《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三个来源；没有读过此书，故不知。我当晚在家里估计成绩外语能及格，政治可能不及格。12 月 20 日，国林兄告诉我，我的外语、政 治考试成绩比较理想。后来李老师告诉我外语分数是 80 分，政治及格了，考了 60 多分。我的成绩在考生中算是好的。看来阅卷老师批改尺度比较宽松。至于专业考试则相对容易多了，开卷考试，11 月 30 日，李国祥老师把专业试题给我，题目是“宋诗宋注可资宋史研究举例”，写一篇论文，限期一个星期内交，字数不限。12 月 4 日在规定的时间交卷。专业面试时间在 1983年 1 月 21 日，那是一个星期五，张先生主持面试，李国祥老师负责录音，历史系主任和科研处一位同志旁听。面试两个题目：结合宋诗宋注的研究谈谈：①对《宋史》的评介；②对中国古文献研究有何打算。一切进展比较顺利。面试完后，湖北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找张先生商量出版《中华人民通史》事宜。

至此，我走完报考先生博士生的全部程序。先生一年多来主动为我考博事操心，可谓信任有加，关怀备至，今生难忘。

1983 年 3 月 8 日，我正式入学桂子山。之后的一些人和事我写成《忆文献所成立之初的日子》一文，收入董恩林主编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8]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张舜徽先生给研究生讲课

三、先生为我撰写《文史初学集题辞》

中国古代有个性的伟大作家常常有一些写作“戒律”，如苏东坡一般不替别人写墓志铭和行状。苏东坡有一位同年友李惇，不幸早逝。李惇的儿子李廌（字方叔）先求苏轼为其父写一篇墓志铭，苏轼则以从来不作辞谢。李方叔又退而求其次，请苏轼为其父写一篇阡表，苏轼又以阡表与墓志“异名而同实”加以拒绝。苏东坡前后两次回信拒绝李方叔的请求。[9] 苏轼在信中解释了他为什么破例为司马光写行状并书墓志铭（墓志铭为范镇作，苏轼书石）。检《苏轼文集校注》第十二册卷十五墓志铭，只有十三篇，而行状只有两篇（其中一篇即《司马温公行状》）。以苏东坡在当时文坛领袖的身份，如果他不持这个“戒律”，找他写墓志铭或行状者恐络绎不绝。张先生写作也有一个“戒律”，那就是不给别人的书写序，也不请人给自己的书写序。先生在《爱晚庐随笔》之二《不轻为人序书亦不乞人序书》条中有明确的论述，主要是“避标榜之嫌”。[10]张先生也解释了他为什么破例为李审言、罗振玉的书写序的原因。这一点与苏东坡答李方叔信的做法一致。那么如果有学生、弟子、友人非要请先生为自己的著述做序怎么办呢？先生则以“题辞”的方式回应。在《霜红轩杂著》里即收录先生为熊铁基教授所写《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等著述所写十六篇“题辞”。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1988 年，我曾萌发一个念头，就是把 1980 年代我公开发表的文史方面的论文汇编成一本论文集，起初起名《诗与历史论稿》或《文史论稿》，拟公开出版。1988年 10 月 20 日，我陪先生去汉口交通路古旧书店买书，在车上顺便把编论文集的设想告诉先生，先生建议我的这本论文集取名为《文史初学集》，他说钱谦益的集子就叫“初学集”。这个书名听起来比较雅致，又给人以谦逊的感觉。先生欣然答应为此书稿撰写一篇“题辞”。到了 11 月，先生就为《文史初学集》写好一篇“题辞”，这篇“题辞”知道的人极少（去年曾发给先生女儿张屏），现全文照录如下：

张君三夕，年少多才，既毕业于大学中文系，复加深研究唐宋文学，得硕士学位；后又廓其所学，益肆力于古代文献，得博士学位。而仍孜孜不倦，日课有程。年未四十，已为教授，所学益渊广矣。三夕能为文，有所得，辄布之于文。既陆续发表于各种杂志，近又裒辑前后所作论诗、论文、论史、论哲学思想之文二十余篇，都为一集，而总名之曰《文史初学集》。以“初学”二字为题，盖谦辞也。惟谦、斯虚，惟虚、斯能多受，能多受，则所得将无涯涘，而所学可厎于大成。自古鸿儒硕学，莫不得力于此。《易》之谦卦，六爻皆吉，岂偶然哉！三夕为人，卑以自牧，未尝以一得自炫。今兹纂所为文以成一集，聊以备遗散而已，非欲借此以自见也。继自今以往，所学日进，而为文益多，自可次第录存之。则斯编之出，特其嚆矢耳。自此而艾而耆，以至于老寿，复取是编观之，必不能无今昔之感也。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八日张舜徽于武昌

1988 年 11 月 9 日上午，我去先生家拿这篇“题辞”，先生向我解释文中“厎”字，读作 zhǐ（纸），“致”义。一般人误作“底”。“卑以自牧”，“谦卦”中语，上下文为：“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先生说：“等你年老时，我和程先生这辈人早已作古，再来看这本《初学集》，感受就不同了。我写这篇题辞，给你留个纪念。”当晚，在先生这篇题辞激励下，我一口气写好构思已久的《文史初学集·后记》。舜徽师的“题辞”我视为珍藏，在这篇“题辞”里先生勉励我：“惟谦、斯虚，惟虚、斯能多受，能多受，则所得将无涯涘，而所学可厎于大成。自古鸿儒硕学，莫不得力于此。”我铭记于心。

关于“谦虚”的问题我自己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我生性有“傲气”的一面，喜与人争辩，自称“专打狂妄之徒”，包括在酒桌上。程先生曾送以华君武漫画“小猫的屁股也摸不得”加以劝诫。程先生要求研究生有四个关键词：敬业、乐群、勤奋、谦虚，并把这四个关键词写入“遗 嘱”。他跟博士研究生谈到为什么要“谦虚”时说：“人总是有点骄傲的，我回想起自己过去也很狂妄。狂妄或骄傲也意味着自信，问题是怎么把它们区别开来，是不是可以谦虚，同时又有自信，这个分寸比较难以掌握，但最好要掌握。满招损，谦受益。”“谦虚的困难不在于当你是一张白纸的时候，而是在你小有成就的时候。我过去走过一条很狂妄的路，现在想起来非常后 悔，所以愿意一上来就告诉你们这一点。”[11] 程先生老年时能够自我反省年轻时“走过一条很狂妄的路，现在想起来非常后悔”，对我触动很大。无独有偶，张先生也非常重视“谦虚”问题，他以“谦卦”美意鼓励我，使我终身受益。我的后半生大致可以自许为总体上算是一个“低调”或“谦和”的人，这是与程先生、张先生两位大师的谆谆教诲分不开的。

《文史初学集》这本论文集我还请程先生题签书名。程先生的“题签”我也视为珍藏。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因为当年科研经费资助很少，个人经费筹措不力，这本留有两位大师“笔墨”的论文集没能如期出版。徐有富师兄在《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中指出，据《程千帆日记》记载，1989 年 10 月 24 日，程千帆“为三夕文集题书签。”有富按：“该文集名为《文史初学集》，其中有些论文收入张三夕著《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中国学术思想史散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第 1 版），以及《诗歌与经验——中国古典诗歌论稿》（岳麓书社2008 年 8 月第 1 版）。”[12] 2019 年 7 月 25 日，“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的创办者宋健根据《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微信询问：“张老师，‘文史初学集’这个题签是不是没有用？不知还保存着吗？”我回复：“是的，题签没有用。应该还保存着。我有两处书房，要找。你想用吗？”宋健回复：“如果能找到当然好，不过不着急，您可以慢慢找。我一直在搜集程千帆先生的题签，已有 130 多个，打算编一本《闲堂题签》。”8 月 3 日晚上，我找到程先生的题签，拍照片发给宋健，宋健表示：“太好了，谢谢张老师！”我不知道宋健的《闲堂题签》是否编成，印象中还没有出版。

张先生在这篇“题辞”的后面讲一个人编文集，不是为了“自炫”，而是“聊以备遗散而已”。这是很好的见解。学者们尤其是青年学者应该充分意识到出书不是为了“自炫”，这样才能避免小有所成即骄傲自满。先生教诲我说：“继自今以往，所学日进，而为文益多，自可次第录存之。则斯编之出，特其嚆矢耳。自此而艾而耆，以至于老寿，复取是编观之，必不能无今昔之感也。”

从 1992 年我出版《批判史学的批判——刘知几及其〈史通〉研究》之后，也确实如先生所说“为文益多，自可次第录存之”，陆续出版了独著数种、主编著作数种。我的年龄已过了“耆艾之年”（古人称六十岁为“耆”，五十岁为“艾”，见《礼记·曲礼》），到了先生所说的“老寿”之年。重温先生的“题辞”，确实“必不能无今昔之感也”。在人生进入“访旧半为鬼”的阶段，经历了近三年的新冠病毒疫情的折腾，五味杂陈，感慨良多。在深切怀念先生之际，请允许我吟诵个人最喜欢的杜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祝愿散居海内外的各位师友健康平安！

2022 年 6 月 21 日于武昌大华寓所

注释：

[1]张世林主编：《想念程千帆》卷首“前言”，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3 年，第17 页，18 页。

[2]当时谈论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2 年版。

[3]程千帆著、陶芸编：《闲堂书简》（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第 327 页。

[4]傅道彬编：《钱基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第934 页。

[5]张舜徽：《爱晚庐随笔》，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403～404 页。又参见《书画鉴赏丛谈》，载《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第698～699 页。案：舒凫，似为“野凫”之讹。

[6]《冯氏藏墨·翰墨丹青（典藏本）》，长春出版社 2015 年版。

[7]有关武师中文系领导的支持，请参看笔者为邹贤敏老师七十大寿纪念文集所写文章《一位关心学生成长的好老师》，载张首映、聂云伟等主编：《问学求真传道》，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8]董恩林主编：《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武汉：崇文书局2014 年。

[9]两封书信见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年出版的《苏轼全集校注》中《苏轼文集校注》，第十七册卷五十三《答李方叔十七首》之八，之九。

[10]张舜徽：《爱晚庐随笔》，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501～502 页。又参看《养怡堂答问》第十一则，载《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第611～612 页。先生回答了某君数求先生序其书，而先生辞谢不为的缘由。

[11]程千帆：《敬业·乐群·勤奋·谦虚——关于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谈话》，见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先生学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75～76 页。

[12]徐有富：《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第525～526 页。案：徐编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误作“社会科学出版社”，脱“文献”二字。

——刊于《华中学术》第4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