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增补政治局几个月后停止工作, 此后10年“无踪”, 很想工作!

在六十年代，无论地方干部还是军队将领，能被选入政治局的都是资历高，能力强的领导。除了身份地位提高，责任也更重了，开始参与中央决策层的工作。

那时候的宋任穷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作为上将，作为中央六大局的书记之一，他可谓是倍受重用，可增补进政治局几个月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处境越来越艰难，最终停止工作。

宋任穷非战将出身的将领，在战争年代对地方工作，以及组织工作做出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从省委书记位置上提拔为西南局第一副书记，就连原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张际春都排在他之后，位列第二副书记。

1954年，被调任中央工作后，尽管身兼中组部副部长，中央副秘书长，可也只是挂职，主要精力在总干部担任第一副部长。

其实，宋任穷的政治排名一直都不低，七大时与后来的几大将粟裕、陈赓、萧劲光、罗瑞卿等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56年，在八大上又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一年他提出离开军队到地质部工作，最终被安排到二机部担任部长。对于宋任穷主动请缨，不计较职务高低的表现，上级也是十分满意的和欣赏的。作为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的态度面对，不仅不加价钱，而且敢于担当。

1960年，六大中央局恢复，他当仁不让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比起之前六大局来说，他们大都是上将资历，如西南的李井泉、中南的陶铸都长期在军队工作，如果当初授军衔，不出意外也是上将级别。

1966年，随着一次大运动的悄然驶来，很多人思想上没有充分认识到，理解到，包括宋任穷。8月在八届十一中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中央决策层。

宋任穷在回忆录写到这一段时间的思想反映，存在着“左”的思想，对上级的讲话和文件都会努力紧跟和积极贯彻的。因此他对东北地区的形势，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做出错误的估计，也不适当批判一个人，对此表示愿意承担责任。

在此后的大运动中，根据群众分裂成不同派后，有压一派，支持一派的做法，这成为他没多久受到冲击的主要原因。那时候，他去北京开会，上级问题有没有检讨过，过关了没有。

实际上，他的情况有人没买账，说自己恐怕过不了关。

随着形势的变化，他的问题也不断升级，最终停止工作，被安排在北京京西宾馆保护起来。可有些人，想尽各种把他要把他从里面抢出来进行批斗。有一次一些造反派混进宾馆，准备从楼上把他吊下去转走，幸亏被警卫发现，及时制止后，加以保护起来，才避免更危险的事情发生。

后来，他在北京2年多，1969年被疏散到东北农场劳动，最终在1974年才接到通知回北京。而且对外是秘密的，不公开的。不出意外，也参加了国庆招待会，人家参加完后被安排了工作，得到正式的平反，他也参加了，可工作没有被安排。也照顾相关领导询问，对方也表示没办法。

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等待，虽然他的问题得到平反，可还有一些事情没有落实解决，到1977年，已经没有工作10年的他，迎来了情况转机。不过，他的情况是被张爱萍等人给推动的，认为他没有问题，就应该给安排工作。

就这样，他在没有完全得到平反情况下，恢复工作。担任七机部部长一年后，接替中组部部长，工作到1985年退居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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