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管理所三个难解之谜：沈醉解开了两个，还有一个至今没有答案

1950年3月，原“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在重庆西南军事政治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的时候逃跑了，他从重庆逃出后，先去香港后到台岛，老蒋居然还不怀疑地任命他为“中将高参”。

跟李文一起逃跑的肯定不止一个，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一书中回忆：“1950年，在重庆管理战俘的嘉陵大队开始也是很松，结果逃走了李文等几个兵团司令，马上严加管制起来，所以，我一直害怕这里也发生这样的事。（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之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沈醉一开始是关在云南陆军监狱，后来又去了白公馆，他说的“这里”，指的是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从1958年开始，高级战犯们只要身体还可以，就可以到郊区农场半天劳动半天学习，走出功德林，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空气，还有随便吃的新鲜蔬菜瓜果，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难得的放松机会，所以大家都很珍惜。

到农场的“劳动”，实际根本就算不上体力活，连大病初愈的缝纫组组长杜聿明也抢着报名参加：“我不能锄地可以除草，不能挑抬可以干别的。退一步还可以把缝纫机带去，给人缝补衣服。”

杜聿明带着缝纫机去农场，沈醉也带上了理发工具，大家看起来就像是去郊游：“10月底，在一阵欢笑声中，三辆大客车把我们从功德林送到京郊秦城公安部干部劳动农场。这里也是分配给公安部的绿化首都的绿化队基地。一下车，我就感到格外轻松，因为我们是住在干部们劳动的宿舍，不但没有围墙，连大门都没有了，窗上也没有铁条。”

这样宽松的环境，难免让特务出身的沈醉有些担心：想当年在军统的监狱和看守所，武装特务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还是有不少人成功越狱，现在六十多个将军级战犯，“陪同”人员只有一位科长和两位管理员、一名护士长，这要是跑掉三个五个，大家都得跟着吃瓜落。

事实证明，沈醉的担心是多虑了：大家在农场呆了一年多，不但没有一人逃跑，在返回功德林的时候，居然还都恋恋不舍，这也成了困扰沈醉多年的一个难解之谜：“不但没有发生过逃跑的事，甚至连企图逃跑而被发现或引起可疑的事都没有发生过。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一有空，我就研究，为什么在这样方便的条件下，没有人想到要逃跑？”

沈醉研究了好长时间才明白，大家之所以不跑，是因为他们心中已经有数，1958年虽然特赦的消息还没有公布，但是张治中、邵力子、程潜、傅作义、唐生明等人去功德林看望战犯时，已经透露了一些消息：不审不判，从宽处理，大家不会在这里呆太久了。

沈醉又“采访”了几个身强腿快的“同学”，大家说啥的都有，但是意见基本一致：跑是跑不掉的，跑了再抓回来，可就没有现在的逍遥日子了，更重要的一点，是你刚一跑，就会有同学举报甚至亲手把你逮住，那就是他的功劳了——老蒋的将军们打仗不在行，拆台扯后腿都是很有一套的。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为何无人逃跑，这个困扰沈醉好长时间的难解之谜，被他“打破沙锅问到底”找到了谜底，另一个难解之谜，则是多年以后被黄维自己揭开了：这个鹅湖师范学校优等生、黄埔军校一期生、陆军大学一期生，还曾赴德国深造，怎么会不知道研究“永动机”就是猴子捞月亮？

黄维研究永动机，还真不是为了抗拒改造，因为他对这件事已经到了痴迷程度，1975年特赦之后，那十年的风波已经基本平息，也没有人强迫他干什么，但是黄维还是执着如故，谁不让他研究他就跟谁急——他是真想把永动机研究出来。

这就令人费解了：现在连初中生都知道永动机违背科学常识，曾任联勤总部副总司令、新制军官学校（仿西点军校）校长的原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怎么会不知道？

一开始大家都以为黄维可能是以研究永动机为借口逃避学习改造，但是时间长了，大家就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儿：黄维常常一个人双手剪背，在走廊上长时间地来回踱步，或者坐在室内看书，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只要跟人说话，就必然提到永动机。

黄维不但在在学习发言中反复谈他的“永动机”，就连外单位询问他过去的事情，他也在每篇材料的最后加上一段文字，请求支持他制造永动机，弄得战犯管理所的负责人只好把他设计出来的图纸送到中科院，至于得到的回答是怎样的，读者诸君当然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黄维根本就不把中科院的结论当回事，管理所的领导便组织所有战犯和他辩论，大家吵得火冒三丈，最后黄维就一句话：“只我五坚持继续研究，肯定可以制造出来！”

黄维固执，但并不无知，但是在研究永动机这件事上，他确实是陷入了一个误区，直到1975年，他代表特赦人员发言，这个谜底才算揭开，大家才知道黄维为何对永动机如此痴迷：“过去大家对我发明永动机微词甚多，好听一点的说我是幻想家，难听一点的说我是神经。其实呢，正是我考虑到了三年内战，妨碍了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才要搞科学实验，发明一种举世无双的机器，把三年的损失夺回来，以补偿罪孽之万一！”

黄维的话赢得了满堂喝彩，大家这才理解了黄维的苦心：他总想把那三年的损失弥补回来，总是想为国家做些有益的事情，做出更大的贡献，他的痴迷，就是出于对这片土地急切的热爱。

战犯们审时度势不肯逃跑，黄维因热爱而痴迷，这两个难解之谜，都被时间揭开了谜底，只有一件事，到现在也没有准确答案，咱们今天要说的这第三个难解之谜，实际是未解之谜：刘嘉树在厕所遇到的女鬼，究竟是何方神圣？

刘嘉树也算个“传奇人物”，他的传奇之处在于，他创造了一个被俘次数的记录：第一次在北伐时期，他以宪兵营长之身，在南昌被俘；第二次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又把他俘获；第三次是以第十七兵团司令官的身份，于 1950年2月1日在广西平而关俘。

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刘嘉树还在续写他的传奇：在男厕所遇到了与他背对背蹲着的“女鬼”！

现在的读者可能不知道过去的大型旱厕，沈醉是是知道的：解大手的地方是一条四米左右的直沟，两个人蹲下去，都是背对背，或是面对面，不能同一个方向。

沈醉描述的画面不要太扎眼，而刘嘉树看到的场景，大家只能想而笔者不能细写：刘嘉树回头一看，一个女的与他背对背蹲着。

刘嘉树看到了什么，是怎么分辨出那人是女非男，这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画面，总而言之一句话，刘嘉树吓得差点掉下去。

如果只是刘嘉树一人看见，大家也可以说他是在管理所呆是时间太长因渴望而产生了幻觉，但是随后进来的“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牟中珩也看见了，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刘嘉树看见了，牟中珩看见了，原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也看见了，但是沈醉守了好几天却连个鬼影子都没看见：“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这一基本上相同的、半夜活见鬼的情况，我便想自己也能看到，便故意在夜深人静时去上厕所，甚至悄悄地到学习室的那个胡同内坐上一会儿。一连几夜都没有看见这位女鬼出现……”

沈醉多日“侦查”无果，跟别人探讨，又挨了一顿批评，最后这件事就成了禁忌话题，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沈醉一系列回忆录出版，他也没找到这个谜题的答案。

沈醉解不开的谜题，肯定难不住读者诸君：笔者认为，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鬼，想得多了，心里也就有了鬼，刘嘉树和牟中珩、陈林达看到的是不是电磁现象，您心中肯定早就有了答案吧？至于如何评价黄维的永动机，大家肯定也会有不同的看法，至于哪种看法更公允，那就有请读者诸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