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文
西方国家对中国“去风险”战略的效应,已经逐渐浮现在手机供应链的重组和多元化。
研调机构Counterpoint数据显示,从2014年至2022年,“印度制造”的手机产量累计突破20亿支,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3%,印度已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手机生产国。与此同时,印度海关的统计数据也显示,手机进口数量已从2014年的2亿支降至去年的377万支,减少幅度逾98%,自中国的进口更是从1.79亿支降至219万支。有媒体称,这意味着,中国以往向印度出口手机的订单,现在已经几乎没了。
从科技巨头苹果到内存芯片大厂美光,许多跨国企业近来前仆后继,进军印度,反映出印度似乎是目前全球最重大的成长题材。在印度超越中国,一举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后,其前景似乎更为光明,促使许多观察家称许印度是下一个观察重点。
高盛甚至乐观预期,印度的经济规模在2075年可望超越美国。然而,对外资来说,插旗印度其实并不容易。
“印度制造”成效显著
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高调喊出“印度制造”的口号,提出要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5%提升至25%,并锁定电子产品、汽车、医疗设备、药品、太阳能光电等14大产业,至今已提供至少260亿美元的补助,批准733件申请案。
印度官方报告指出,和2006至2014财政年度期间相比,印度在2014至2022财政年度间流入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57%。
在2014至2022期间,随着印度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带来的附加价值也超过了15%,这个数字在8年前仅有个位数。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印度设立手机与相关零组件产线,带动当地投资增长、就业机会增加,且也让印度整体生态系统蓬勃发展。
据印度商业和工业部数据,今年4月至6月期间,印度电子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6%,达到5722.024(约合68亿美元)亿卢比。莫迪提出明确愿景,即印度将在全球电子供应链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制定到2026年制造3000亿美元电子产品的目标。印度电子和信息科技部部长卫士纳预计,从明年起,手机将成为印度出口的十大类别之一。
为复制2020年借奖励措施成功推动智能手机赴印度组装的成功经验,今年5月,莫迪政府再次公布了一项价值约1700亿卢比的财政激励计划,以吸引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硬件制造商转移至该国生产。根据计划,企业可获得成品出厂价格约5%的现金回馈。若在当地取得零组件,制造业者会有更多财务奖励,但生产进度落后原先设定的公司,会扣除多达10%的补贴金额。
这项资金奖励计划获得产业的广泛回响,在8月30日截止之前,约32家公司提出申请,包括印度本土代工制造业者Optiemus Electronics与Dixon Technologies;鸿海集团、戴尔及惠普等科技巨擘也在列。
台湾鸿海集团可谓是“印度制造”政策下受惠最大的工厂之一,其在印度的布局,位居全球代工厂之冠。据报道,鸿海集团在印度已有九个厂区超过30座工厂,面积大约有500座足球场,每年营运规模约100亿美元。鸿海自2005年进入印度至今,营收、员工人数、投资规模皆已有倍数成长。
针对鸿海未来在印度的扩张,董事长刘扬伟之前表示,鸿海集团目前在印度主要是资通讯(ICT)产品的终端组装业务,接下来会积极在至少三个邦布局关键零组件,提高在印度的竞争力,同时,也评估在印度设立电动车、电池、半导体生产据点。
鸿海集团大举进军印度,除了是大客户苹果的要求,印度本身也有其亮点,即人口红利和广大巿场。新兴市场教父墨比尔斯曾表示,“印度的优势是它有着14亿人口,任何行业在印度都有市场。”
联合国统计指出,到了2064年,印度人口将从目前的14亿增加到17亿,年龄中位数28岁,是亚洲地区相对较年轻的地方。印度现有14亿人口中有三分之二落在适合工作的年龄区间,充沛的劳动力与可期的消费力让印度博得“人口红利”之美誉,这也是其招商引资的主要亮点。
可以说,与越南相比,印度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与中国相近的人口规模和市场潜力、更加便宜的劳动力成本的发展中国家,更具备成为下一个制造业大国的潜力。
而在美国联合盟友在先进芯片技术出口方面对中国发动围堵之际,印度再一次看到了机会,正在谋求自己的芯片产业崛起,并希望在全球芯片制造业占据一席之地。目前,美国、日本和台湾纷纷在各方面支持印度发展其芯片制造业。
仍有诸多障碍待克服
不过,从过去发生的诸多事件来看,就能发现外企在印度的发展并非都一帆风顺。鸿海与Vedanta合资兴建半导体制造工厂计划中止、零售巨头沃尔玛、法国家乐福先后退出印度、中国万达豪掷百亿地产项目,延宕数年仍告搁浅、小米则被追缴税款,以及违反外汇管制法的理由裁罚,不到两年时间损失将近620亿卢比。还有福特、通用、苏格兰皇家银行、摩托车企业哈雷戴维森以及美国花旗银行都早早上岸。
印度公司事务部国务部长拉奥•辛格表示,截至2022年7月27日,在印度注册的5079家跨国公司,已经有1777家“跑路”了。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期待成为“世界工厂”的印度,仍被认为是“全球最难做生意的国家”之一。
欧亚集团南亚事务主管乔杜里说:“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说印度崛起,但接着就会看到爆发一连串重大政治错误,或国内发生政治问题,阻碍了成长。” 短期来看,印度想复制中国制造的成功不是易事,还有许多障碍待克服:
1、缺乏中国般的供应链生态系统。
尽管总理莫迪自2014年上台后积极吸引外资,但印度的制造体系仍落后中国,导致印度的制造商常须从海外进口零件,推高成品的价格。瑞银分析师团队在《印度是新中国?》的报告中提到:“印度缺乏中国的制造生态系统,这向来是中国亮眼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
2、基础建设投资不如中国。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中国对基建的投资占GDP约6.5%,印度仅占4.5%,莫迪政府正力图改善这一点,但囿于资金匮乏却进展有限。印度陆运物流成本比中国贵20%—30%,工业用水价格是中国的3倍,电力价格与中国相近,但稳定性、可靠性较差,经常被迫停电影响工业生产。
莫迪政府已在2月宣布力图冲高基建支出,本财政年度的资本投资额将增加33%至10万亿卢比(1210亿美元),但能否落实还要打个问号。
3、社会发展指标仍落后中国
即便印度的人口已多过中国,但识字率等各项社会发展指标仍落后。根据2019年的官方数据,印度人民的识字率为78%,女性识字的比率更仅62%。世界银行的数据则显示,截至2020年,中国人民的识字率约为97%。
较低的识字率,意味着印度技术劳工的数量不如中国。政府数据也显示,在2021年,印度约有160万人接受职业教育,但同期中国受训的人数则达到约560万人。
印度还面临人才流失的问题。《哈佛商业评论》的研究显示,世界500强企业中,30%的CEO是印度裔,中高层管理者中印度人的比例更高。另一份报告显示,硅谷三分之一的工程师是印度裔。大量的印裔留学生和技术人才不愿意归国,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的工资水准只有美国同类技术人员的1/3到1/8。
4、营商环境不稳定。
监管的不确定性是外商投资的重大障碍,以至于印度因此被称为跨国企业的坟场。近年来,印度相关部门对华为、中兴、vivo、OPPO、小米、壳牌、诺基亚、IBM、沃尔玛、亚马逊、谷歌等多家外资企业都进行了调查并开出了高额罚单。日韩不少企业也面临同样的状况。
不久前,印度政府再度向包括小米、OPPO、vivo、realme等在内的中国手机品牌提出要求:在印度运营的中国手机品牌,应当任命印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等高管职位。此外,印度政府还指示这些企业将合同制造工作委托给印度公司,开发有当地企业参与的制造流程,并通过当地经销商出口。
5、行政流程繁琐
印度是全球最大民主政体,采用联邦体系,导致权力架构和决策分散,每个邦有不同的法规和税务,在政治领导、治理质量和劳工关系方面也不一致。这自然带来了极大的管理成本和组织成本。
此外,印度有超过20种官方语言、7种宗教、加上复杂的民风、族群、文化等问题,使外企经营如履薄冰。即使入境随俗、大量雇用当地人担任管理职,也无法杜绝各种想象不到的意外,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效率。
6、贫富差距和区域不平等。
根据《2022年全球不平等报告》,印度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印度的亿万富翁数量位居亚洲首位,百万富翁的数量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是最穷的70%人口的4倍还多。
2021年印度的人均GDP为2300美元,从区域分布来看,南富北穷,一半以上的制造业工厂集中在六个邦,其中五个在南部。其中西南部的果阿邦,人口154万,人均GDP最高,达到6300美元;北部的比哈尔邦,人口1.2亿,人均GDP最低,只有681美元。两者相差9.25倍。财政统一下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有的时候变成了政治角力。
瑞银分析师说:“总而言之,印度长期的成长前景比中国更优异。然而,两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缩小。”
中国天然的竞争对手
印度几乎坐拥整个南亚次大陆,有着古老文明和独特地缘战略价值,一直以来就有着“大国梦想”。莫迪将印度描绘成“全球南方”的天然领导者,他认为“印度应获得和承担更高、更深、更广的影响力和角色”,并希望在印度洋有排他性的主导权,成为最终的地区安全提供者。今年9月,印度还将担任二十国(G20)峰会轮值主席国,加上经济迅速增长,可以说,印度在国际上的存在感日益增强。
需要注意的是,印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但中印关系却长期处于并不友好、缺乏互信的状态。从地缘政治逻辑看,美国从实用主义出发,将印度视为世界大国事务中的“卒子”,在印度目前实力远不足以挑战美国的情况下,扶持印度发展以制衡中国,已成美国朝野上下一致的战略取向。而印度抱着在中美竞争中渔利的心理,也希望用对抗作为亲美的“投名状”。因此,某种程度上,印美经济和安全合作是自然而然的。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曾在《印度方式:动荡世界的战略》一书中写道:印度的大战略应当是“通过发现和利用全球矛盾带来的机遇,(促进)国家利益”,并“通过尽可能多的关系将所获利益”最大化。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中印两国可以说是天然的竞争对手,狭路相逢只是时间问题,原因有以下几点:(1)印度将凭借高速增长逐步缩小与中国规模差距,未来几年,印度的经济增速很可能持续领跑全球经济主要经济体;(2)印度在人口红利和市场空间上不逊于中国,广袤的市场腹地、趋于完善的电子产业链、较发达的软件信息产业和医药产业、与欧美接轨的语言能力,都让印度初步具备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潜质,是再现中国发展奇迹的有力竞争者。(3)贸易逆差导致贸易摩擦,印度主动寻求经济脱钩,印度对两国经贸关系的态度表明,印度政府的对华战略追求不是“政冷经热”,更像是“政经双冷”;(4)中印两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外贸商品有重叠,存在直接竞争;(5)未来在消费电子产业链和电动车领域也可能出现直接竞争。
在当前异常复杂的国际政经局势下,中印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均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已经高速增长40年,已经进入改革深水区;印度则中速增长30年,尽管潜在的人口红利很大,但亟待重塑发展动力。作为两个相邻但缺乏政治互信的大国,未来如何相处、以什么样的策略相处,对促进两国国内发展、维护亚洲和全球稳定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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