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论智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 2

《论智识分子》
徐复观 著
九州出版社；2017-04。

·正文约3800字；

·粗体本编标；

·编录：杨原平

摘要

(西方) 中世纪是宗教世纪，知识分子皆吸收在宗教团体之中。宗教团体对于当时的政治及社会，保持了自己独立存在的地位。到了近代，知识分子是和工商业之发展而同时兴起的，其形态是以知识支持了工商业，也以工商业而支持了知识。这样，知识分子有其社会的立足点，也保持了对政治的独立性，并开拓了希腊时代一般哲人所想象不到的广大底活动范围。（p32）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二）

（中西知识分子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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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就文化本身之所长所短、所有所无的可能影响来说。但文化落在历史的实践中，必定和历史条件互相影响。这里，应该看看我们历史条件所给予文化的影响，因而所给予知识分子的影响。

希腊的知识分子是由商业蓄积的富裕生活而来的精神闲暇所形成的。(p32)他们解决了自己的生活，乃以其闲暇来从事于知性的思索活动。这里包含了两种意义：第一，他们不是为了求生活而去找知识，这便保障了知识的纯粹性，养成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优良学统。第二，希腊的哲人大体都热心政治，但政治对于他们只是一种社会活动，乃至是他们思考之一种对象，他们并非把政治作为个人惟一的出路，因而保证了个人对政治之独立性，养成西方以独立底个人立场、以社会立场而不是以统治者的立场去谈政治的优良治统。中世纪是宗教世纪，知识分子皆吸收在宗教团体之中。宗教团体对于当时的政治及社会，保持了自己独立存在的地位。到了近代，知识分子是和工商业之发展而同时兴起的，其形态是以知识支持了工商业，也以工商业而支持了知识。这样，知识分子有其社会的立足点，也保持了对政治的独立性，并开拓了希腊时代一般哲人所想象不到的广大底活动范围。近代西方文化的多彩性固然有的是来自各种不同文化的接触，而主要的则系来自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因而使文化活动的范围扩大。

p32

中国由贵族没落而开始形成的士大夫阶层，亦即是此处之所谓知识分子，第一，在社会上无物质生活的根基，除政治外亦无自由活动的天地。在战国时代所出现的“游士”、“养士”两个名词，正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性。“游”是证明他在社会上没有根，“养”是证明他只有当食客才是生存之道。而游的圈子也只限于政治，养的圈子也只限于政治。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虫，便是统治集团的乞丐。所以历史条件中的政治条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性格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我们若以为中国历史中的知识分子的性格，就是和现在的一模一样，那便是很大的错误。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可以在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中去寻找其历史根源。唐宋以前和唐宋以后，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因而知识分子的性格，大概地说，也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一点多为现时论史家所忽，所以我特别提了出来。

p33

战国时代的游士，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大“整肃”运动而告一结束。西汉开国之始，士人数目似乎不多。在文帝以前，政府与士人尚无正式底制度化底关系。文帝二年十一月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这是士人进入政府开辟正常门径之始。汉武帝虽然听董仲舒的话立了太学，但汉代的人才很少是出于太学(王荆公变法，立三舍之法，兴学储才，在理论上是对的，但结果三舍中也不出人才。历代国学中亦皆不出人才。盖人才必出自社会，而绝不会出自天子门生的官学，官学只有败坏人才。这一点，黄梨洲在其《原学》中已看得很清楚)，而皆出于由文帝所开始建立的“乡举里选”。选举的科目即是求才的标准，亦即是要求于读书人的标准，大别为贤良方正与孝廉，再加上直言极谏和茂材异能等。贤良重才学，孝廉重“行义”。到了后汉，除贤良、孝廉两科外又增设有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等，但主要的还是贤良、孝廉两科。对于这些标准的评定，决于社会的舆论，即所谓“科别行能，必由乡曲”(永元五年三月诏书),亦即当时之所谓“清议”。州郡根据舆论保荐，并在州郡中历练吏事，由掾吏而可上至九卿。通两汉来看，从孝廉方面得的人才多于从贤良方面得的人才。把两汉分别地看，则前汉从贤良方面得的人才比较多，后汉从孝廉方面得的人才比较多。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几种历史的意义。第一，士入仕途是由于政府的选举征辟，(p34)而不是出于士人直接对政治的趋附奔竞，可以养士人的廉耻，并使士人不能不以社会为本位，哪怕是出于勉强。第二，士人的科别行能不是出于以皇帝为中心的灵感，而是出于乡曲的“清议”,是社会与政府共人事进退之权，而且社会是一种原动力，无异于政府把人事权公之于社会。因此，士人要进入政府，首须进入社会；要取得社会的同情，势必须先对社会负责。于是不仅使士人不能脱离社会，而且实在含有真实的民主意义，调剂了大一统的专制气氛。第三，中国文化是道德性的文化，是要成就人的道德行为的，而两汉对士人的要求，主要便在这一方面，这便与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相一致。“西都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此一特色更为凸显。士人要取得乡曲的称誉，必须砥砺品节，士人砥砺品节又必可以激励乡曲。元凤元年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五人帛，人五十匹，遣归，诏曰：“朕闵劳以职官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此种在教化上的上下相与之温情厚意，至今犹令人感动。《南史》说：“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所以中国文化的精神不仅通过辟举的标准而使其在士人身上生根，并且可由此而下被于社会，深入于社会。我说中国文化的化民成俗是在两汉完成的，我们的民族性是在两汉才凝结起来的，所以一个朝代的名称即成为一个民族的名称，原因正于此。还有，刘邦开始以布衣为天子，终汉之世朝廷和社会的距离并不太大，西都举人贡士多起自畎亩，东都亦屡以“昭岩穴，显幽隐”为言。而乡下儒生一旦举荐登朝，即可慷慨与朝贵辩论国家大政(如《盐铁论》)。因为汉代大一统的皇帝有一个平民风格的传统，不肯把皇帝悬隔起来、神化起来，所以，“直言极谏”便始终成为两汉取士的另一重要科目，有的并明白指出“能直言朕过失者”(章帝建初五年一月诏)。(p35)这不仅在政治上可以通天下之情，而且也可以把皇帝的地位向社会抑平，以伸张士人的气概。因此，汉代的选举制度虽有流弊，但其所表现的基本精神则确是趋向真正民主的这一条路上。大体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关系最为合理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成就最大的时代。

p35

到魏文帝时，尚书陈群立九品官人之法，选择州郡的“贤有识鉴者”立为大小中正，区别所管人物，就其言行定为九等，以作政府用人的标准，此即所谓“九品中正”。南北朝间虽小有损益，但大体沿袭到隋开皇中才与以罢废。此一变革的流弊大约有两点：一是从东汉渐渐兴起的门阀到魏晋而成熟，于是影响到司衡鉴之责的“中正”们，以致如晋刘毅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二则一人的品鉴难期周允，正如马端临所说：“盖乡举里选者(指汉代),采毁誉于众多之论；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黄于一人之口。…又必限于九品，专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狭，其迹太露。固不若采之于无心之乡评，以询其履行；试之以可见之职业，而验其才能，一如两汉之法也。”所以自晋刘毅以来加以攻击而想废弃的人很多。但大体地说，中正的品鉴依然是以士人的行谊为标准，此一标准，中正仍须采之于社会，并在理论上可以不为政治权力所左右。不仅当时有的官大而品第甚低，有的并无官位而品第甚高，并且皇帝对于中正的品第亦无从加以干涉。如宋文帝很宠爱舍人王宏，王宏想当士人，列入九品之内，文帝要他去找王球商量，王球不准他“就席”(并坐之意),文帝叹息地说“我便无如此何”。齐世祖很爱幸纪僧真，纪僧真也在帝前“乞为士大夫”,世祖叫他去找江敩，结果未达目的，“丧气而退”。世祖说：“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由此可以窥见士大夫的尊严非政治权力之所能与夺。(p36)而士大夫因内行不谨被清议废黜的，晋宋诸史所载比比皆是。所以顾亭林说：“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按指三代两汉存清议于州里的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至宋武帝篡位，乃诏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自后凡遇非常之恩，赦文有此语。然乡论之污，至烦诏书为之洗刷，岂非三代之直道，尚见于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犹见于变风之日乎。”秦蕙田也说：“夫流品之清浊，天子不得做主，而取于一二人之口，则当时九等之高下，原有公论。……非尽失实也。”由此可知，九品中正的用意依然是使皇帝不敢私人才予夺之权，士大夫不敢放佚恣肆于社会之上。知识分子依然是站在皇帝与老百姓的中间，发生一种贯串平衡的作用。其自身即在此贯串平衡的作用中，对政治保持了相当的尊严，维持住若干的人格。

p36

这里，我应稍稍提到南北朝的世族问题，亦即所谓门第、阀阅问题。沈约于梁天监中上疏说：“顷自汉代，本无士庶之别。……虽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士。……有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高士，犹厕清涂。降及季年，专称阀阅。”自此士庶分途，南北朝三百年间用人多取之世族。士大夫至此形成社会上的特殊阶级，形成知识分子底贵族。这是社会的一大变局，流弊当然很多，但从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关系而论，也有许多好的影响。第一，此种门第仍受社会清议约束，如谢惠连因居父丧而做了十余首诗送给他所爱幸的会稽郡吏杜德灵，致干清议，因此“坐废不豫荣伍”。所以六朝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用陈寅恪语，陈似援引顾亭林语，待查），绝不同于欧洲的贵族。第二，知识分子的门第保证了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独立性，(p37)他们并不随朝局为浮沉。所以马端临说：“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世族们）犹昂然以门第自负。”这对社会而言，在变乱频仍之际，依然是社会文化的一种支撑基点；而他们凭借自己的门第睥睨朝廷，并不变为某一朝廷的寄生物。所以六朝士大夫多带名贵气，与后世龌龊不堪的情形两样。这站在知识分子的本身来说，也算是难能可贵的幸运。

出版前言

徐复观先生的著作散见于海内外多家出版社，选录文章、编辑体例不尽相同。现将他的著作重新编辑校订整理，名为《徐复观全集》出版。
《全集》共二十六册，书目如下：
一至十二册为徐复观先生译著、专著，过去已出版单行本，《全集》基本按原定稿成书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一、《中国人之思维方法》与《诗的原理》
二、《学术与政治之间》
三、《中国思想史论集》
四、《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五、《中国艺术精神》与《石涛之一研究》
六、《中国文学论集》
七、《两汉思想史》（一）
八、《两汉思想史》（二）
九、《两汉思想史》（三）
十、《中国文学论集续篇》
十一、《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与《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
十二、《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编辑《全集》时，编者补入若干文章，并将原单行本《公孙龙子讲疏》一书收入其中。十三至二十五册，将徐复观先生散篇文章分类拟题编辑成书：十三、《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
十四、《论智识分子》

十五、《论文化》(一)
十六、《论文化》(二) 言前赠出
十七、《青年与教育》
十八、《论文学》
十九、《论艺术》。并将原单行本《黄大痴两山水长卷的真伪问题》一书收入其中。
二十、《偶思与随笔》
二十一、《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一)
二十二、《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二)
二十三、《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三）
(二十一至二十三册是按《学术与政治之间》的题意，将作者关于中外时政的文论汇编成册，拟名为《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二十四、《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并将原单行本《无惭尺布裹头归——徐复观最后日记》收入其中。
二十五、《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
二十六、《追怀》。编入亲友学生及各界对徐复观先生的追思怀念以及后学私淑对他治学理念、人格精神的阐明与发挥。徐复观先生的著作，以前有各种编辑版本，其中原编者加入的注释，在《全集》中依然保留的，以“原编者注”标明；编辑《全集》时，编者另外加入注释的，以“编者注”标明。为更完整体现徐复观先生的思想脉络，编者将个别文章，在不同分类的卷中，酌情少量选取重复收入。
《全集》的编辑由徐复观先生哲嗣、台湾东海大学徐武军教授，台湾大学王晓波教授，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台湾东海大学薛顺雄教授协力完成。
九州出版社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编者前言

徐复观教授，始名秉常，字佛观，于一九〇三年元月卅一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徐家坳凤形塆。八岁从父执中公启蒙，续在武昌高等师范及国学馆接受中国传统经典训练。一九二八年赴日，大量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后入日本士官学校，因九一八事件返国。授身军职，参与娘子关战役及武汉保卫战。一九四三年任军令部派驻延安联络参谋，与共产党高层多次直接接触。返重庆后，参与决策内层，同时拜入熊十力先生门下。在熊先生的开导下，重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并从自身的实际经验中，体会出结合中国儒家思想及民主政治以救中国的理念。年近五十而志不遂，一九五一年转而致力于教育，择菁去芜地阐扬中国文化，并秉持理念评论时事。一九七〇年后迁居香港，诲人笔耕不辍。徐教授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辞世。他是新儒学的大家之一，亦是台、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是二十世纪中国智识分子的典范。我们参与《徐复观全集》的选编工作，是以诚敬的态度，完整地呈现徐复观教授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和执著，对理念的坚持，以及独特的人生轨迹。
九州出版社出版《徐复观全集》，使得徐复观教授累积的智慧，能完整地呈现给世人，我们相信徐复观教授是会感到非常欣慰的。
王晓波 郭齐勇
薛顺雄 徐武军 谨志

目 录

一统与国防——为读王芸生之《一统与均权》而作 1
中国科学事业的另一危机 12
中国民族精神之坠落 17
学问的方法 21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 28
懒惰才是妨碍中国科学化的最大原因 50
按语：《论联合国人权法案》 54
钱大昕论梁武帝——保天下必自纳谏始 56
古人在危难中的智慧 61
袁绍与曹操 66
方望溪论清议 70
反极权主义与反殖民主义 73
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问题 90

从“外来语”看日本知识分子的性格——东京旅行通讯之四 102
立言的态度问题 111
当前思想家的任务 116
一个中国人文主义者所了解的当前宗教(基督教)问题 120
简答毛子水先生 128

中国文化的伏流 131
提倡一种新“正名”运动 135
对学人的尊重 138
言论的责任问题 141
聪明·知识·思想 145
如何读马浮先生的书？ 152
吴稚晖先生的思想 156
纪念吴稚晖先生的真实意义 163
自由主义的变种 169
悼念新亚书院 176
我们在现代化中缺少了点什么——职业道德 180
文化上的家与国 184
回答我的一位学生的信并附记 188
历史与民族 197
国家的两重性格 201
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发现 205
个人与社会 215
知识分子与共产党 219
明代内阁制度与张江陵（居正）的权、奸问题 223
“三贱”与“三狗” 242
“现在”与“未来”中的“人”的问题 246
写给中央研究院王院长世杰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250
略谈民主社会主义 260
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264
没有“精神属籍”的人们 268

人文研究方面的两大障蔽——以李霖灿先生一文为例 271
悲鲁迅 281
中国人对于国家问题的心态 285
从唐君毅先生论翻译文章中的“厚古弃今”及“自相矛盾”说起——请教张裕民先生 290
辛亥革命的意义与教训——在联合书院史学会辛亥革命六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辞 295请大家原谅这位“吹不响喇叭的号手”吧！ 303
人民及大专学生的判断能力问题 305
政党立场和国家立场不能完全一致(答问记录) 309
概念政治？人民政治？ 315
有关周公问题之商讨 319
关于中国当前问题与海外知识分子的态度（答问记录） 323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性——悼念章士钊先生 327
什么是人生究极的意义？ 331
五十年来的中国——为《华侨日报》创办五十周年纪念而作 335

辩证法下的人类前途 347
汤恩比对中国的待望 351
知识良心的归结——以汤恩比为例 355
读顾亭林《生员论》及其他 359
一段往事 363
中共文化界中的“风派人物” 367
多为国家学术前途着想 371
面对我们国家若干问题的思考 375

国族无穷愿无极，江山辽阔立多时——答翟君志成书 380

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 390
文化卖国贼——看上海四人帮余孽 402
烈士暮年忧国之心 417
保持这颗“不容自己之心”——对另一位老友的答复 421
来的是哪一位“王先生” 425
“精神参与者”之声 430
答邓文先生“论国是”书 434
思辨、实践、良心等问题——答×××博士书 438
听其“衔”而观其言 442
辛亥革命成功的两大要素及其伟大的精神传统 447
从“哈哈亭”向“真人”的呼唤——读韩道诚先生《儒林新传》 459
独立舆论的待望 463

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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