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凭手感就知道这是把好枪。看着吸麻古的叶嘎，我心里挺感激，不由地想她并不是一个冷漠的人。叶嘎接着说，“用一天三块钱。”
一
2017年下半年，由于地方武装争端，我们的山区医疗项目被停止执行，医疗队成员全部撤出。我在此之前已申请去另一个山区做儿童庇护所志愿者，就继续留在缅甸。
到县里的区片办公室报道后，我被告之要接任一所儿童庇护所主任，还要管理一个乡村学校。
我意识到区片办公室负责人对我隐瞒了什么，他竭力强调人道主义精神与责任，丝毫不谈具体情况。凭经验，要去的地方一定挺糟糕。
区片负责人与我谈了一个小时，派了辆二手皮卡要把我送到乡里。这里的小型车几乎都是来自于日本的二手车，从泰国再转手过来。一辆车况较好的二手皮卡，最多也就两万块钱人民币。
到了乡里，乡长看了我拿出的文件，又立即派了辆摩托车送我去目的地，似乎生怕我溜走。
当时正是缅甸的雨季，道路泥泞，送我的人连说带比划地告诉我，去目的地只能摩托车通行。
随后我才知道所谓的“路”，就是时宽时窄时而上山时而过河，完全是野猪畅游的林间小路。
摩托车在一个转弯处——那是在一座山腰上，车在泥泞中失控横着翻倒了。由于惯性，我被甩了出去。急中生智加上我已习惯被摔，在顺着山坡向下滑的过程中，我伸手抱住了一棵树。
当我的身体停止向下滑，好不容易松了口气，心想着又一次拣回了一条命，竟发现眼前有一只从手腕处被砍断的手掌。那只被雨水已淋泡得如胶皮状的手，离我的眼睛不过一尺远。
我一个激灵，翻身爬起来，抹了把脸上的泥水，看着被扔在草丛中的那只断手，判断那是一个成年男性的手，因为它的指甲粗糙并厚实。
在这近似半原始的山区，私刑仍存在。像贩毒者之间的争斗，对犯有偷盗、男女通奸的人，通常是砍掉一只手以示惩罚。被砍手的人，也难以再正常生活，只能躲到群山深处，自生自灭。
经过三个小时玩命的跋涉，摩托车终于拐入山与山之间的一个村寨。当摩托车穿过寂静的寨子，停在一处丁字型木板加铁皮的房子前，送我的人抬头朝天大大地喘了口气，说：“到了。”
二
刚从摩托车上爬下来，我竭力舒展着身体，扭了扭脖子，又收缩了一下手指。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走到距我两米处，好奇又疑惑地看着我。
女人穿着缅甸人的花色筒裙，挺着肚子像有身孕，怀里抱着一个约一岁的男孩。她嘴角露出一丝嘲笑，神情有一种见过世面的人的不以为意。
我向她确认了这座丁字型的木屋就是目的地后，她用生硬的汉语自我介绍，她叫杨丽萍。
我有些诧异，她的眉毛很粗，嘴唇也较厚，长发，皮肤较黑，不像缅甸人，倒有些像云南人。
杨丽萍不动声色，她把怀里的孩子换了下手说：“我爸爸是中国人。”
随后她告诉我，她的缅甸名字叫娜果。她曾经偷偷去中国打工，在街上拣了本画报，画报中有个跳舞的演员叫杨丽萍，她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杨丽萍。
她顺便告诉我，儿童庇护所原来有五个管理员兼老师，除了她和另一个叫叶嘎的女老师是寨子里的人，另外三个男老师都是来自中国的志愿者，只是他们都不见了，可能是跑了。
我四顾细雨中三面环山的儿童庇护所，木板房的墙壁陈旧破裂，房顶是用铁皮盖的，锈蚀斑斑且变了形。
也许是因为在雨季中被潮湿裹着的寂寞，杨丽萍见了我这个猛然出现的不速之客，话挺多的。她告诉我，她从中国打工回来后，曾应征联合国区片项目雇员，“但钱太少，每个月只有二百美元，我不干了。”
在这个儿童庇护所当管理员兼老师，每月有二百五十美元。“我会中国话、缅语，还能说英语。那个叶嘎就不行，她只有一百七十美元。”
这令我对她有些刮目相看，说明她的家庭有钱，而且是在缅甸仰光那样的城市上学，只有那种地方的学校，才可以学到汉语及英语。
我问杨丽萍怎么没见到孩子们。
临来前，我就被告之，儿童庇护所有十几个孤儿及单亲家庭的孩子。她说今天是叶嘎老师值班，她去见男朋友了，就把孩子们锁在屋子里。
我很不高兴，急于见到孩子们，便让杨丽萍带我去孩子们的宿舍。
杨丽萍把我领到一幢木屋前，我听到屋子里有孩子们的说话声。杨丽萍边用钥匙开锁边说，“每隔两小时会开门放孩子们出去上厕所。”
我压制着怒气走入木屋，一股令人反胃的气味在湿气中扑鼻而来，昏暗中，几十个孩子或坐躺在巨大的竹床上，或在地上玩耍。
这一瞬间，我明白之前的志愿者为什么都消失了。
见到一个陌生人出现，孩子们飞快地爬上床挤成一堆看着我。我走到大竹床前，仔细地看着这些神情惊恐的孩子们。他们大多五岁到十二岁，有男孩也有女孩。身体瘦弱，衣衫不整，头发蓬乱，每个都如此。
我心里一阵难过，目光扫过这些密而长的眼睫毛下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如果不是因营养不良以及衣衫不整，这些孩子一定都很漂亮。
我对杨丽萍轻声说，“让孩子们出去玩吧，我来照顾他们。”
三
到达儿童庇护所的当天，我开始检查学校设施，进了一间竹子搭成的厨房，看到地上三块石头做成的灶及放在灶上的一口斑驳的大铝锅。
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看雾濛濛的天，心里仍在犹豫着留下还是离去。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粮食。在金三角缺粮造成的困境一直留在我脑子里，如果这些孩子面临断粮，即使我跳进那口大铝锅也救不了他们。
而当我走到杨丽萍住的铁皮屋门口，见她正要和一个提着空口袋、皮肤漆黑的妇女出门。杨丽萍对我说，“要给孩子们做饭了。”
“她是村长的姐姐，负责做饭。”杨丽萍指着她身边的妇女说。
她打开仓库的锁，村长姐姐进去取米，我跟进去查看大米还有多少，发现米只剩一袋半了。杨丽萍看我一眼，“离联合国送米还有十几天，这点米肯定是不够的。”
我的心瞬间慌了一下，几十个孩子吃一袋半米，绝对撑不过五天。我问杨丽萍，“联合国援助的豌豆呢？”杨丽萍说：“村长的姐姐不会计划，豌豆早吃完了。”我又问她，“孩子们只吃大米，没有菜？”
“菜和油、盐都要用钱买，一点菜钱半个月都不够。”
我看着空空的仓库，心如乱麻，想自己面对的可是个大麻烦。
开饭时，我把大铝锅端到孩子们的屋前，再把孩子们按年龄、男女分成几个小组，领着他们到水池前洗了手。我亲自掌勺给孩子们分饭，对年龄大点的孩子就多给半勺饭。
孩子们端着碗蹲在屋外，一边用手抓着米饭往嘴里塞，一边用黑汪汪的眼睛看着我，不知怎的，看到那些纯净的眼睛，我竟有些湿了眼眶。
当天晚上，我和孩子们挤在一块儿睡觉。屋子顶上一盏太阳能灯因雨季而灯光暗淡，熟睡的孩子们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让人心里无比平静。
在昏暗中，我思考着如何解决面对的困局。最大的问题是这里与外界隔绝，连手机都没有信号，根本找不到能帮助我的人。
我仔细地想着可能寻找援助的途径，最终决定去区里的联合国区片办公室寻求支援，再去离这里五十里远的矿山试探。在县里时，我听说矿山那里有几十个公司，大多是中国人开的。
多年前，我在四川大凉山扶贫支教时，曾为解决山里乡村办学点的困境，硬着头皮去城里的各公司讨要物资。面对当前儿童庇护所里几十个孩子生存的困顿局面，我只能故伎重演，再去当一回乞讨者。
当我迷迷糊糊欲睡着时，忽然听到了仓库那边传来碰撞声。
也许是仓库里那剩下的一袋半大米的缘故，我瞬间清醒过来，抓起枕头下的匕首，下床轻轻推开门，探头向仓库望去。
在朦胧中，我看见挺着大肚子的杨丽萍正在锁仓库门，她手提一个沉甸甸的口袋，蹒跚着走向离仓库不远的屋子。那是她住的地方，我看见她走进屋，然后听到铁皮门碰撞的清脆响声。
我知道了大米短缺的原因。想必杨丽萍不是第一次这样做。
四
两天后，我开始了乞讨计划。
我把部分计划告诉了杨丽萍，请她到寨子里找辆摩托车送我去区上，告诉她车钱我付。杨丽萍找来一辆摩托车，告诉我骑车的年轻人是她的亲戚。年轻人提出要一百块人民币，我犹豫了一下同意了。
我先到了区上，找到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设在这里的区片办公室。负责人是缅甸人，他听了我的陈述后，语气生硬并打着官腔说，米只能按计划拔付，办公室没有办法额外补充口粮。
我一肚子怒气，但心里清楚那个负责人说得没错。
问题的关键还在预防贪污偷窃，我想回去后马上从杨丽萍手里拿回仓库钥匙，同时派几个年龄大点的孩子去厨房帮忙，监督村长的姐姐。
两个小时后，摩托车把我送到了矿山。
所谓“矿山”是人们的简称，它是方圆百里的群山，可能有上百家公司在这里投资挖矿。投资基本来自中国人，他们多把公司设在矿山的服务区域，在这个区域有赌场、妓院、夜店、饭店、商场超市等等。
我在街上观察，走到一座外观漂亮的二层楼见大门口挂了个北京XXX公司的大铜牌，一头闯了进去。
在二楼，我找到了挂着总经理办公室的房间，门开着，我往办公室里一扫，房间很大，设施豪华，几个人正坐在沙发上像在开会。
我硬着头皮走进门，开会的几个人诧异地看着我。
当时我全身潮湿，挽着裤脚鞋上还有泥。
一个年轻女人站起身，问我找谁，有什么事。我的经验告诉我，在这种场合一不能胆怯，二要抓紧表达重点，大不了被拒绝赶出去。
我说自己来自五十里远的儿童庇护所，我们遇到了严重危机，想寻求帮助，否则几十个孩子将面临无饭可吃。
年轻女人犹豫了一下，正想委婉拒绝，坐在沙发上一个中年人说让我过去。我的内心一阵激动，多少还有些希望。中年男人说话带有北京口音，他指着对面沙发，让我坐下。
我对那个中年人一笑，说自己衣服太脏。见沙发边上有把木椅，伸手拿过来坐在椅子上。
中年男人示意年轻女人给我倒茶，又让我详细讲一下原因。我赶快把要说的重点讲了一遍，请他援助我们几袋大米。
中年男人问了我几个关于儿童庇护所和孩子们的现状，然后手指着年轻女人说：十袋大米，六十床毛毯，六十双拖鞋，再把洗脸盆洗衣粉毛巾配上，还有厨房做饭的油盐酱醋。现在就办，尽快送去。
我有点不知所措，站起身向中年人躹了一躬。
从小到大，我还没有对一个人如此郑重地躹躬。
隔了一天，中午我正在安排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一辆蒙着蓬布的日本皮卡驶进了院子。下来一个年轻人，他走到我面前说在公司见过我，今天来送东西。我赶忙招呼大点的孩子帮忙卸货，自己也去扛袋子。年轻人让开车的司机一块帮忙，很快把车上的东西搬完了。
送走送东西的车，我走进仓库清点物资，发现还有一块太阳能板及配套电池，一个纸箱里全是作业本和铅笔橡皮，纸箱里还放了几只手电。在另一个纸箱中，有一些药品及创可帖和几瓶碘伏。
我给孩子们每人发了一床毛毯和一双拖鞋，他们抱着东西欢叫着向宿舍跑。杨丽萍站在仓库门口，有些怯意地看着我说能不能给她一床毛毯。
我给了她两床毛毯和一个脸盆及毛巾、洗衣粉，她挺着肚子的样子，让我忘了那天半夜她私拿大米的事。但我没忘把仓库钥匙拿过来。
杨丽萍把仓库钥匙递给我时，眼睛里有些不舍，还有一丝异样的神情，我以为那是感激，可是很快我就知道那不是感激。
我把仓库重新打扫并把物资分类摆放后，来时内心的摇摆终于平静下来，自嘲地咧了咧嘴，心里再次感谢矿山那家援助我们的中国公司。
走出仓库锁好门，我走到杨丽萍住的屋前。
到这里的几天，我一直对杨丽萍的身世感到奇怪，如果她出身富有家庭，且做过联合国在当地区片项目的雇员，怎么会一个人带孩子，住在庇护所的铁皮屋里，过着艰苦生活。为什么又要半夜私拿大米。
杨丽萍住的屋子摆设简单，一个用木板搭的大床半掩在一块床单下，几张课桌上糟乱放着各种东西，走进去后，我问：“杨老师在吗？”
杨丽萍回答的声音有些急促和慌乱。过了几秒，她从床单后边走出来，一条腿露在筒裙外，右手握着什么东西，露出一截注射器上的针管。
杨丽萍的双眼明亮又闪烁，脸色潮红，比我初见她时显得好看一点儿，而且精神显得兴奋。我告诉她，我来拿联合国送大米的帐本，她伸手从课桌上一堆杂物中抽出帐本递给我，目光一直在四处游离。
我顺口问她的老公做什么工作。她说在中国，老公是云南人。
杨丽萍左手抚着胸口，眼睛怔怔地盯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