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奥斯曼帝国末期的贷款给予西方国家进入奥斯曼帝国市场的可乘之机,外资大量涌入,垄断了奥斯曼帝国许多重要的部门,奥斯曼帝国对于财政权的管控权利丧失。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国家在奥斯曼帝国的直接投资此消彼长,间接影响了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转变,与以往的盟友英法发生了变化。
与英国关系疏远
英国是最早与奥斯曼帝国建立贸易的国家,早在印度帝国建立之前,英国就因为东方的贸易量而对东方产生了兴趣。16 世纪初,列文蒂尼被任命为驻奥斯曼帝国的英国领事。伊丽莎白最早获得了奥斯曼帝国的贸易权,建立了黎凡特公司。
1838年又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英土商约》,英国的贸易总额在奥斯曼帝国当中迅速提高。奥斯曼帝国视英国为自己的同盟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国和法国出兵打败俄国,帮助奥斯曼帝国获得胜利。
虽然中间不可避免的是英国出于自己的利益出兵但是英国仍贡献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此外,奥斯曼帝国早期的贷款就是向英国借取的,通过这些资金奥斯曼帝国才勉强获得财政上的收入,保证国内经济平稳的运行。英国所做的这些努力使奥斯曼帝国政府和人民偏向于英国,并对其产生了好感。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的开始转变对奥斯曼帝国的政策,积极维护英国在埃及中的利益。1869 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对英国来说,维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比获得埃及的控制权要次要得多,当时埃及与印度之间的交通十分便利。
此外,随着英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扩大,奥斯曼帝国迅速失去了其作为英国制造业的重要市场之一的地位。因此,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下半叶,英国政府就开始动摇其对奥斯曼帝国的长期政策。直到 1877-1878 年的俄土战争,这种变化才变得明显。
1878 年俄土战争之后签署的《圣斯蒂凡诺条约》使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大量的领土。英国一贯奉行均衡政策,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吞并使英国存在着担心。英国害怕俄国获得地中海东部,威胁英国的运输线安全。
在政治上,巴尔干半岛上一些民族国家的独立使这些国家把俄国当成是自己的同盟,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他们偏向于俄国。英国忌惮于俄国在巴尔干半岛上政治影响力的加强不希望帝国的领土被俄国侵占。
奥斯曼帝国也是看到了这一点将希望寄托于英国身上,1876 年 6 月4 日,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了《塞浦路斯条约》,主要内容是英国答应以武力保卫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答应实行改革,保证帝国统治下的基督教臣民的利益,同意把塞浦路斯岛让与英国“管理”,作为英国履行条约义务的条件。
在柏林会议上,英国并没有达到奥斯曼帝国想要的效果,在奥斯曼帝国看来英国没有多大作为,奥斯曼帝国只是在主持会议的俾斯麦的帮助下,总算保全了保加利亚南部作为一个基督教总督管理下的东鲁美利亚自治省,这让奥斯曼帝国对英国大失所望,认为英国背信弃义。
由于俄土战争的失败以及奥斯曼帝国违约的先例,英国政府拒绝继续为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市场的公共借款提供担保,早在 19 世纪 60年代,小规模的英国投资者就抛弃了奥斯曼帝国的债券。尽管英国的政策发生了转变,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贷款也减少了,但英国在奥斯曼帝国新的直接外国投资中所占的份额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下半叶才开始下降。
这时,英国的实力也正在逐渐削弱,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德国开始崛起,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在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开始下降,法国和德国的资本正在挑战英国的利益。对于英国投资者来说,奥斯曼帝国的情况变得相当严峻。
1882 年对埃及的占领使英国在帝国中的政治影响力降到了本世纪的最低点。然而,如果英国的资本家要在新兴的竞争条件下与法国和德国的资本家竞争,同样积极有效地得到本国政府机构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在缺乏这种支持的情况下,英国资本开始撤退到英国正式和非正式帝国的各个地区,德国资本开始代替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位置,丧失了奥斯曼帝国工业垄断地位的英国开始认识到,要加强与俄国的关系,阻止德国在奥斯曼帝国影响力的继续扩张。
英国外交官员打算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向俄国让步,以换取俄国在中亚问题上做出有利于英国的选择,这一决定侵犯了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引起民众极大的愤慨。面对着英国为了保持欧洲平衡而牺牲奥斯曼帝国利益的决定,英奥关系逐渐走向破裂。
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疏远不仅是由于英国对奥斯曼帝国政策的转变,英国开始干预奥斯曼帝国内部政治,侵犯帝国的领土。这背后更是英国实力开始削弱的表现,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英国丧失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德国后来者居上,开始与英国争夺殖民地,向奥斯曼帝国进行投资。
而英国由于实力的削弱逐渐放弃奥斯曼帝国市场。在金融方面,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股份在列强中相对较小。1914 年,在奥斯曼帝国公共债务中的份额仅为 15%,在私人企业中的投资份额为14%,远远落后于德国和法国。
与法国关系破裂
1898 年以前,法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地位仍然非常稳固,它拥有着长期重要的利益。这些利益主要与天主教的宗教秩序有关,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天主教的重要性下降,经济活动的重要性迅速增加。
1898 年至 1918 年期间,法国为加强其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它利用德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权力不平衡趁机进行扩张主义,主要是对奥斯曼帝国内天主教徒的保护。
法国对天主教会的保护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主要是向天主教传教士和像黎巴嫩马龙派那样的奥斯曼基督教团体提供外交支持。并借助于传教士的命令,在保护力量的帮助下,获得了大量的会众,建立了广泛的学校和医院。
作为回报,教会人员为法语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奥斯曼帝国亚洲地区约 75 万名天主教客户提供了服务。19 世纪末,天主教教派的布道活动失去了早期的一些效力,并遭遇了更为激烈的希腊东正教竞争。
对于法国更为不利的是,意大利和德国传教士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加剧。因此,法国的影响力越来越依赖于经济利益。自 19 世纪 60年代以来,法国投资者对奥斯曼帝国证券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到 1898 年,他们至少持有奥斯曼帝国 50%的债务。
由于资本的大规模流动,法国银行家在奥斯曼帝国的财政事务和奥斯曼帝国银行的管理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奥斯曼帝国银行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生活至关重要。
在其成立之时,1863 年,奥斯曼帝国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英法合资企业。但随着英国势力在奥斯曼帝国内的撤退,英国投资者不再管理奥斯曼帝国的证券,到 19 世纪 90 年代末,奥斯曼帝国银行的业务基本上由巴黎控制。
除了在经济上深入奥斯曼帝国内部之外,法国政府一直将叙利亚、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区视为最重要的政治区域。君士坦丁堡被认为是奥斯曼帝国的资本和商业中心。法国悄悄地支持关闭海峡,并保留地中海现有的海军力量分布。
对于叙利亚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法国长期觊觎。此外,叙利亚地区是法国外交的传统行动领域,也是法国海军远征队可进入的领土。
因此,法国决策者倾向于将叙利亚视为一个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地区,法国认为可能有一天会拥有该领土,因此,保持法国影响力的首要地位至关重要。1912 年,法国决定正式接触叙利亚的改革运动势力,并向其提供一定的支持与援助,以此在叙利亚取得相应的政治影响。
虽然叙利亚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对来自法国的帮助有所顾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欧洲大国施压奥斯曼帝国政府,借此使得叙利亚地区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大马士革的政治运动人士希望凭借法国的斡旋迫使奥斯曼帝国政府让步。
青年土耳其党上台之后,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逐渐恶化,青年土耳其党人崇尚自由,反对法国对于奥斯曼帝国经济上的控制。法国在叙利亚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政策也引起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不满。
奥斯曼帝国财政部长公开攻击法国在奥斯曼帝国的烟草公司,并着手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烟草公司的活动,这在巴黎引起了很大的恐慌。1909 年 4 月,法国对财政部长所做的决策进行积极抗议。
与此同时,法国财政部长约瑟夫·凯劳克斯 (Joseph Caillaux) 谈到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并威胁说,如果奥斯曼帝国对烟草公司继续敌对,法国货币市场将完全对奥斯曼帝国关闭。"这次事件发生后,法国的威胁对奥斯曼帝国产生了效果,但却使法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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