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倒卖票的被称为“黄牛党”？

逢年过节的火车票一直很难抢，不止如此，今年以来的演唱会开了不少，但是每场演唱会的票也都不好抢。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不得不和“票贩子”打交道，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黄牛党”。

黄牛党这些年也是很嚣张了，以前只是炒火车票，现在基本是什么火卖什么，从断货的某些必需品，到各种演出的门票，没有他们不涉猎的，只要有需求，就会有黄牛。

新闻截图

黄牛乃牛之一种，主要用于耕地和拉车，因其敬业的缘故，人们常在“黄牛”前冠一“老”字，形容勤恳工作的劳动者，何以又用来喻指票贩子呢？

票贩子现象不见于文献记载，也不清楚倒票行为始于何时，想来是现代都市文化的一个附生物。按目前一般的说法，把票贩子称为“黄牛”，最初应该形成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时的大都市上海。

票贩子”在北京行话叫“拼缝儿的”，而上海人称之为“黄牛党”，还有更形象的比喻把这类人称之为“票虫儿”。 “黄牛”是旧上海滩的“特色”，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了。

据《方言词典》中解释说，那些责任心差、不履行自己诺言的人通常被人们称为黄牛。黄，在许多地区的方言里，有告吹的意思。而“党”是上海方言里对一些现象划分类别时常用的说辞。

当那些人抢购囤积物资票券时，投机倒把的人像骚动的黄牛群，场面混乱不堪，人们便将这类人称为“黄牛党”。说他们是“黄牛党，，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黄牛一年换两次毛，而且皮硬毛多，和票贩子们非法获取毛利有相似的地方。

《华商报》关于物价狂涨和上海等地发生抢米骚动的报道

在抗日战乱年代，大戏院生意兴旺，也成了社会上不法分子投机倒把的市场。这些人在当时也就是被称为“黄牛党”的一群人。就连星期日，学生减价的票也成了他们抢购的目标、赚钱的好机会，每天票房开始售票他们就混在观众中抢影票，各场次各种等级他们都买。买好后就分给他们的家属，当电影开映前或票房的票已售完时，他们就游荡在观众中间，以比原价高出一两倍的价钱出售。正厅或楼厅的好票，甚至高出三四倍的价钱出售。

观众有的远道而来又急着看电影，买不着票，不管多少钱就向他们买了。每次放映新片售票窗口一升，他们立即就冲锋陷阵与观众赛挤，与同行赛挤。有的人还挤得受了伤，算下来，他们赚的钱有时还比影院赚得多。“黄牛党”以此为生，有的赚了钱还盖起了房子，有的人见有利可图也来干这一行，于是这类人就越来越多，并形成了一种门派。

影院也不是没想过治理这种情况，当时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采取内部售集体票的方式，通知各机关学校到影院订购集体票，保证他们能看上电影，群众团体组织20人以上的都可订购。

但是这样一来，一般群众买票就更加困难，所以意见很大。治安部门也针对黄牛出手，例如没收票贩子的影票，他们就改换在夜深的最后一场倒票，有的观众没有看过这场电影听说好看就来赶最后一场，在票房票己售完的情况下， “黄牛党”又可趁机大捞一把，因为这时警察已经下班了，所以即便他们在门口兜售也不会被警察盯上。

久而久之，“黄牛党”做成了一个特定区域的帮派，划分出特定的领地，新来的人要拜码头，赚了钱还有给头目抽成，不然就不准在这里卖，反抗者就要被打。

作为信息交换，他们还会随时集中在一起研究对策：如何抢购，如何躲避便衣警察。这类人在各家影院都有，社会秩序很难维持。

1930年，南京大戏院

那时上海的十里洋场上曾有一些作家，如汪仲贤、李阿毛，在报上连载一种名为“俗语图说”的文字，如《上海俗语图解》和《洋泾浜图说》，以记录当时流行于上海的一些俗语。今人孟兆臣整理选录了那部《洋泾浜图说》，易名《老上海俗语图说大全》出版，其中就有一则关于“黄牛”的图说。

该《图说》认为：“上海的黄牛党，有组织，也很负责，在电影院门口出卖的票子，虽然价钱贵些，绝不是假票子，一定可以看得到电影。譬如我们到实在弄不到票子时，只要去找黄牛的头脑，他也总有办法给你想的。”

文章因此认为，“上海的黄牛”是和“田间的黄牛”一样“无不负责”的，两者在“负责到底”的精神上完全一致，因此就把他们比喻为“黄牛”了。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黄牛”由来的另一种说法。

这些“黄牛党”们发展到后来已经有点社会组织的性质，例如在解放前的上海，鱼市场、大世界和北火车站是上海三大黑暗场所，各帮地痞流氓、“黄牛”、恶霸汇集其间，依仗恶势力，称王称霸。

他们在鱼市场强占硬买，压斤抑价，甚至不付钱。他们往往在鱼市场未开秤(交易)前，抢先进场，上船翻舱(冰鲜海水鱼在船上交易)，将优质鱼货霸占一空，人们称之谓“钻舱老鼠”。他们看中的鱼货，装节过秤，一般6折计量(100斤只能算作60斤)，甚至还要白拿。鱼行从业人员稍加劝阻，便遭拳打脚踢，人们恨之入骨，但敢怒而不敢言。

据民国时海产运销联合会理事汪云卿亲身经受所诉：1947年7月22日，他运鱼来沪投售。船泊上海鱼市场码头。清晨，将开秤之际，突有“黄牛党'20余人蜂拥登船，钻进鱼舱，恃其人多势强，擅自将鲳鱼、大黄鱼盛节跃舱而出，不讲市价，压价强买，无异抢劫。海产运销会得悉派员同往鱼市场警卫室，警士也无可奈何。汪损失惨重，无力继续经营。

面对严重影响市场正常秩序的黄牛党，民国当局也是想过办法的。

1947年5月，一个落款“劳苦的车夫”的读者给上海大报《申报》写了一封信，痛诉黄牛党如何将他们逼上绝路：起先三轮车夫的一家两口，?活尚可维特，近来不但米珠薪桂，火车站内黄牛党又大肆活跃，上海市北站黄牛党共有四无十人，火车一到上海，乘客下车，他们便向乘客兜揽，愿坐者当时就谈好车资，黄牛党们从中取利，例如客人出车资一万元，黄牛党将客人介绍至三轮车夫处，后者只得四五千元，其余全入了黄牛党口袋。

这之后《申报》等报纸也开始接连报道“黄牛现象”，当局迫于压力开展了一系列打击黄牛的运动。

不久之后，警方破获了一个黄牛党大案公路局警务处无锡至上海段第三分段第八分所巡警应国光，于5月20日晚8时于北站查巡时，发现头二等票房处有形迹可疑的青年，细察之下，知为黄牛党魁首张阿财。当时为恐打草惊蛇，即不露声色，暗中监视。后见张阿财取出车票一叠，向旅客兜售，以每张一万五千元成交。正待收款时，应国光见证据属实，即上前将其逮捕。当场在其身上抄出二等票五张，现钞八十三万余元，警务处长王兆槐查明真相后，将其移送地检处法办。

警局骑行队严密监视黄牛党的运动

但是当时的黄牛党，已经成了困扰国民党执政的一股暗流政府采取了一切措施，比如实名制，也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如上海就抓过大批黄牛党游街示众，甚至将其与贪污犯一起论罚，处以“苦役”的严惩。但是，根本抓不完。再怎么抓，都是冶标不治本。

到后来，黄牛的业务很广泛了，所以 也不仅仅是票贩子那么简单了。薛理勇《上海闲话碎语》的说法，认为“黄牛”在后面发展成差不多像掮客一样的性质。

“掮客”是一些居间介绍买卖以赚取佣金的人，即所谓经纪人。民间对这些经纪人的习称就是掮客。这个习称在晚清的几部小说中已有所见，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八十五回的“是个掮客（经手买卖者之称，沪语也）”、《海上花列传》四十一回的“我末赛过做仔掮客”以及《官场现形记》第九回“上海的这些露天掮客真正不少”等。所以， “掮客”最初指的就是一般经纪人， “露天掮客”则是指那些没有店铺的流动掮客。

《碎语》说，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由英国商人创办的上海证券交易公所最初也是译为“上海掮客公会”的。这是因为，现在翻译为“经纪人”的英语单词“Sharebrokers”，最初就曾被译为“掮客”。

按《碎语》的说法，以“掮客”习称经纪人原来也“并无贬义”，只是“传统的中国人认为经纪人所从事的是一种买空卖空以牟取利润的行为”，而掮客就属于那种“无本经营而又不承担风险的买卖人”，所以就被比喻成像“黄牛肩胛塌而如同无”一样的“不敢承担风险和责任的人”，因而在沪语中就被赋予了贬义。

大概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便开始称那些没有登记注册的“无证、无同定经营场地，利用供需不平衡进行倒卖”的掮客为“黄牛了。而被称为“黄牛”的掮客，主要就是那些“露天掮客”。他们以倒卖为生，解放前倒过银元，解放后也倒过外汇和其他紧俏票券。

就是这么一群人，一直到今天都在依靠着供需不平衡挣着其中的差价，无论出台什么政策，只要哪里有抢手的东西，哪里就会有“黄牛”。

参考资料：《民国时期曾抓黄牛党游街示众》韩福东；《经济社会生活常识读本》于继；《汉字里的中国》陈璧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