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翻译影响有多大？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谈起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与乾隆皇帝的会面是中英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外交接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很多人对此都不陌生。从中学历史教科书上不难感到：这次会面是极为失败的。乾隆皇帝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高傲地拒绝了马戛尔尼的所有外交诉求。英国使团成员甚至描述自己“像乞丐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留在那里，像难民一样离开”。

针对这一对中英双方都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学界已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有的详细分析了这次会面的全过程，有的提出两个帝国建构碰撞的观点，试图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2021年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者沈艾娣，通过检视两位曾深度参与马戛尔尼使团的译员的生涯，追溯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英间跨文化中介者(cross-cultural mediators)活跃与消亡的轨迹。但长久以来，外交过程中的翻译问题，却鲜有人研究。

《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王宏志 著，时刻人文|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6月。

王宏志，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哲学博士，主修翻译及现代中国文学。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兼研究教授、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晚清以来中国翻译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及文化研究。著有《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等。

在历史研究里，忽略翻译问题并非一种孤立的现象，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翻译更多被看作一种语言技术，而不被看作一个与文明的整体观念紧密联系的深刻问题。

比如其中一位英国使团译员李自标，是一名天主教传教士，参与使团最主要的原因是想通过外交会面建议乾隆改善天主教在中国的命运。这种动机最终促使他在翻译马戛尔尼向乾隆提出的要求中，私自加入宗教上的要求，在乾隆与马戛尔尼之间造成了双重的误会。

古往今来，翻译始终都是人类重建巴别塔的努力，它背后是人们实现有效沟通，在差异间寻求共识的永恒愿景。而对翻译导致的误读的研究，也能帮助我们深入地理解文化冲突的复杂性。对于今天的世界，这种理解依然很重要。

以下是本刊对王宏志的专访。

找寻新史料，和充分利用

已有史料同样重要

王宏志：历史研究和书写本来就应该对史料有细致的考辨，这是必须的。只是今天很多研究者没有认真搜集史料，只依赖一些二手材料和观点，所以作品给人一种陈陈相因，没有新材料、没有新论点的感觉。我在写《龙与狮的对话》的时候，虽然重点处理翻译问题，但很明白自己是在做历史研究——翻译史也是历史。

罗马梵蒂冈传信部的档案，我很早就从不同渠道知悉，但一直没有能够取得，所以就把课题搁下了一段时间。如果没有这部分材料，课题一定做不好。就如我在自序里所说，好几年前我曾去过一次梵蒂冈宗教图书馆，但因为不懂拉丁文和意大利文，最后空手而回。后来认识了一些意大利学者，通过他们的介绍和帮忙，才从梵蒂冈和那不勒斯把主要相关的材料找回来，并通过翻译，知悉其内容，能够用上一些非常重要的资料，修正前人很多的说法。意大利方面的资料主要跟使团译员李自标有关，能填补以至修正英国人所提供的信息。

电影《鸦片战争》 (1997)剧照。

当然，英国使团成员所提供的资料非常重要，但他们要考虑个人和国家的利益，所以他们在回忆录里呈现的是经过过滤和筛选的信息，有不真实的地方，甚至会有所隐瞒。

至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档案馆的“小斯当东中文书信及文件”，搜寻过程更有意思。其实，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清宫档案出版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并不是完整的文献，有些重要文件没有收录。比如使团抵达中国后呈递的不少文书就不在其中。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空白。在过去十多年，我一直努力四方打听寻觅，向所有可能知道的专家学者请教，包括沈艾娣，但都无人知悉，大家都相信这些由使团自己准备的中文文书在当时已被毁掉，没有留在宫庭档案里。

最后我只好决定放弃，但一直耿耿于怀，感到很不踏实。没想到在书稿将要出版之际，非常意外地得到一份对巨大的宝藏。

马戛尔尼使团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图，随团画师额勒桑德绘制，现藏大英图书馆。

好几年前，我研究第一位到西藏拉萨的英国人万宁（Thomas Manning），知道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档案馆刚收购了万宁的一些手稿，于是写信求助，并专门跑去学会的档案馆，把万宁的手稿拍下来。在这过程中，认识了学会的图书馆长Edward Weech（暂译：爱德华·威奇），他正在以万宁为博士论文的题目。

后来我查到档案馆藏有小斯当东捐赠的资料，出于好奇写信去问一下，结果他发来开头几页的照片就让我震惊了：那就是使团国书中译本。虽然这译本从前在英国外交部档案已找到，且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也找到一份由意大利汉学家孟督及（Antonio Montucci）抄写的文本，但既然这批文件第一份就是这份国书中译本，那其余文档一定收有别的跟使团相关的文

书。

找到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后，我马上向出版社要回书稿，又花了几个月修订。我一直在想，这是多大的幸运。如果书稿已付印，那就后悔莫及了。

电影《鸦片战争》 (1997)剧照。

翻译的忠诚与

译者的危险

新京报：在介绍有关马戛尔尼使团与乾隆会面相关的众多研究时，你特别提到了1993年纪念使团访华200年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可以说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水准。不过，囿于史料等因素，你的评价是这些论文创新性有限。30年过去后，学界对马戛尔尼使团来访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哪些重大进展？

王宏志：很坦白说，中文研究方面的确没有见到很大的进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6年出版《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文献，但研究成果未见有很大的突破。

电影《鸦片战争》 (1997)剧照。

新京报：在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这一问题的研究上，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是一部争议很大却绕不开的作品，目前该书可能也是这个领域简体中文版再版次数最多的，2019年还再版过。你怎么评价这部作品？

王宏志：容我说，我并不欣赏这部作品。当时他强调用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来写使团，从历史学的角度，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以所谓宾礼作为切入点，其实也不见得很新鲜，更不要说在史料运用上有严重的问题，当年就被很多人批评。中译本里也是错误百出，这反映出学术翻译的基本问题：缺乏学科知识，真的能做好学术翻译吗？

总而言之，如果只读一本研究马戛尔尼使团的专著，我会选择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Aubrey Singer（暂译：奥布里·辛格）的《狮与龙：一个派往北京乾隆皇帝宫廷使团的故事》也比《怀柔远人》有意思。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法] 阿兰·佩雷菲特 著，王国卿等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

王宏志：这点我是完全同意的，也完全明白这是自己的不足。使团译员不懂英语，只懂拉丁文，因此拉丁文在翻译过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掌握拉丁文肯定是有利的。不过，也不能说没有拉丁文便不能研究使团的翻译，因为最终乾隆和清廷上下读到的也是中译本。从文本分析的角度，从接受理论的角度，最后中译本是最关键的。

我没有学过拉丁文，这可能是《龙与狮》的一个缺点，很希望有懂拉丁文的学者来补充。不过，在研究过程中，我也尽可能请人把以拉丁文写成的相关的重要文书翻译出来，重要信息应该是没有遗失的。

电影《鸦片战争》 (1997)剧照。

新京报：传教士是此次会面中中英之间非常关键的桥梁。他们承担着信息转译的工作，但又受到自己所属国家的立场影响，如索德超等还曾直接攻击英国使团，这一点在小斯当东的记录中也有体现。传教士群体在此次会面中发挥了怎样的影响？你在书中还提到，关于此次会面很关键的一点，是英国使团聘用的翻译皆为中国人，而清廷用的却是欧洲人，我们该如何从这些清廷任用的欧洲传教士的复杂身份中，去认知所谓“翻译的忠诚性”？

王宏志：这的确是非常有趣的现象，今天不可能会有类似的外交情境：英国使团以中国人为译员、中方以欧洲人为译员。但当时的确如此。

不过，很少有人质疑英方译员李自标的忠诚问题，从英方人员的回忆录看，李自标的表现让他们很满意。但意大利方面的资料显示，李自标真正效忠的是他的宗教。从他答应跟随使团到北京，到他在离开北京前所做的一件可以说严重违规的事件——私自向和珅提出请求朝廷善待中国天主教徒，都可以说明他的忠诚不在英方，也不在中方，一切都受到他信仰和身份影响。

使团翻译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国书，相信为柯忠孝手抄，现藏英国皇家档案馆。

中英双方当时也考虑到译员的忠诚问题。使团方面，东印度公司档案中有文件显示，他们不要聘用广州的通事，而要从欧洲大陆找译员，除因为广州通事无论语言能力和职业操守上都有问题外，还因为从欧洲找译员，在漫长的来华旅途中，可以观察其性格，考验其忠诚。

我们知道，斯当东在那不勒斯原来找过两名传教士，但后来在旅途上就只是极力游说李自标一人陪同使团去北京，基本放弃另一名传教士柯忠孝，这就是他们从离开那不勒斯后一直观察二人的结果。这说明英国人是考虑到译员与使团成员的关系，及是否忠诚可靠等问题。

清廷方面，我们可以确定对传教士的翻译是有审查的。这点从法国传教士贺清泰在1794年9月29日写给斯当东的信可以证实。贺清泰说，他们在翻译乾隆的敕谕时不敢作太大的改动，害怕朝廷会另派其他传教士来核对。这也说明清廷也担心译员的忠诚。

会面中的误会，并非完全

与译员的能力有关

使团画师额勒桑德绘制的中国风景图，现藏大英图书馆。

新京报：在翻译出现问题之前，“龙与狮的对话”就已经处在误解的语境之中：乾隆秉承“天朝上国”的理念，而马戛尔尼对中国的文化也很隔膜（比如你书中提到的他对“东方风格”的理解，以及他对中国皇室藏品种类的错误估计）。你认为，翻译的误差，在这场“误会”式的对话中影响几何？

王宏志：无疑，在使团来华之前，中英双方本已充满了误会和误解，乾隆和朝廷上下以天朝上国自居，这种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但除了天朝思想外，他们当时对英国的理解真的很少，在署理两广总督郭世勋呈送奏折，报告使团访华的消息后，在京传教士还要解说英国是“红毛国，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此外，马戛尔尼对中国文化和政治也的确很隔膜，虽然他来华前也作了一点准备，阅读东印度公司送来的材料。

不过，翻译本来的功能就是提供有效沟通，消除误解。也就是说，乾隆和马戛尔尼对于对方理解不足甚至不准确，这是在预料之内，甚至是正常的，但如果能通过高效和准确的翻译，这些误会和误解是否可以减少？马戛尔尼使团的一些翻译，不但没有消除误会，还让双方的沟通出现更多的误解，这就是问题。

使团赠送的最珍贵的礼物Planetarium，被翻译成“大架仔”，图由使团画师额勒桑德绘制，现藏大英图书馆。

王宏志：的确有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当时的西方科学理念以至器物，还有用以描述这些理念和器物的语言，都跟中国传统理念和语言很不同。换言之，翻译问题不全与译员能力或技巧有关，换别的译员也是难以处理。不过，不同文化相遇，尤其在相遇初期，肯定有这种问题。

翻译与鸦片战争

新京报：在《敕谕篇》中有一个细节：马戛尔尼呈送东印度公司的乾隆敕谕译文始终都没有引起注意，也没有出现在该领域学者的讨论里。这份译文淡化了原文中很多清廷“天朝上国”的表述，对理解翻译中的政治与外交问题本大有意义，遭到忽视的原因是什么？

真正引发巨大回响的是白克浩斯（Edmund Backhouse）在1914年的译本，人们的注意力便全部放在这新的译本上，再没有理会使团早已带回来译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广为学者参考和引用的马士（H. B. Morse）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也没有收录乾隆敕谕的译本，该书所收的《中国皇帝给英国国王回答》其实是东印度公司档案中的第二道敕谕译文。

可以肯定，马士一定见过档案中第一道敕谕译文，但从他编写编年史的角度来说，既然白克浩斯的译本已广为流通，实在没有必要在1926年再收录马戛尔尼的译文。

柯忠孝、李自标致那不勒斯中华书院主管信， 1792年5月22日，现藏那不勒斯东方大学。

新京报：在这本书之后，你还在写作有关鸦片战争的翻译史研究作品。可否介绍这个写作计划及其处理的问题？

尽管鸦片战争距离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差不多50年，但中英双方的相互理解还没有很大的进步。中国方面，他们仍然只能倚赖一些绝对算不上称职的广州通事来协助翻译，且非常乐意把翻译的任务让与英方的译员；英方虽已训练了好几名懂中文的译员，但数量远远不足以应付这场规模不算小，前后历时两年的战争。

乾隆颁送乔治三世第一道敕谕，1793年10月7日，现藏英国皇家档案馆。

因此，我们见到在不同的沟通环节上，包括开战书、日常沟通的往来照会，和约谈判过程中的文书，还有条约本身，都出现不少翻译上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些问题影响深远，大大左右了历史进程。以致英国人后来要在《天津条约》里加入条款，“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保障自己的利益，足见翻译的作用有多大。

时间方面，背景篇会从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垄断权结束，英国政府派遣商务监督来华开始，一直写到1843年底签订《虎门条约》为止，目的是希望能够呈现翻译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作用，更好地解释一些历史现象或历史进程，更全面和准确地理解第一次鸦片战争。

采写/刘亚光

校对/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