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专辑》之九十

编者按：

红军的经历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在当年所经历的事件是不能重复的历史。我前后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内对在江西工作的和江西籍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进行了寻访，他们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卫生员，护士，有的是战士，警卫员，马夫，挑夫等等，但他们艰苦朴素，不居功自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是当代人的楷模。

作者：戴廷耀

老红军杨家华回忆长征

2003年8月7日下午从福空医院采访老红军肖锐出来后，我们开车在福州市铜盘路福州南京军区第八干休所采访了杨家华、候敏夫妇。

在干休所内靠近山边的空地上，有一栋新装修的两层小楼，这里住着老红军杨家华、候敏夫妇。我们停好车，走进客厅，杨老夫妇在家等我们。客厅内光线充沛，几盆鲜花格外鲜艳。老红军杨家华、候敏夫妇都是走过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

杨家华是江西瑞金城关上阳村人，1916年出生，1932年参加少年先锋队，1933年入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一方面军警备连当战士。

他先后历任班长、副排长、排长、连副指导员、指导员、团政治处干事。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参加了湘江之战、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陕北直罗镇、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杨老历任连指导员、兵站办事处指导员、独立团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长征刚到陕北时参加了两进甘肃曲子城战斗，东渡黄河晋南战斗和平型关战役。经中央派往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山东胶东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团政委兼团长，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参加了山东平度胶河口战斗。参加了抗美援朝，回国后任师政委、军政治部副政委、军区工程兵政委、福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顾问。

女红军侯敏

候敏，1920年出生在四川旺苍县，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三翻雪山过草地，二次负重伤。历任红军宣传员、卫生班长、调剂员、医助、军医、军分区后勤办公室主任、卫生所长（正师职）等职。

杨老夫妇生性活泼，善于言谈，杨老特别对家乡来的同志更是热情有加。在访谈中，杨老与我谈起了家史和参加革命后几段难忘的经历。

1916年8月13日，我出生在江西瑞金县城的上阳路，也叫上阳村，这是一个很穷的小山村，从爷爷辈开始，就租种了当时瑞金最大的杨姓地主家的二十亩地，这二十亩地整整耕种了三代，当地的农作物一年两茬，一茬种水稻，一茬种地瓜、大豆等农作物，一年收获下来交完地租、房租之后，所剩下难以养活一家三代12口人。

在幼年的记忆中，我没有吃过一顿白米饭，肚里装的都是地瓜、杂粮和野菜，有时实在饿得慌，就往肚里装凉水，由于营养不良，从小发育就不好，乡里乡亲都叫我“矮子”。

由于我的到来，父母将小姐送了人，我的大哥杨家荣比我大十七岁，没有上过一天学的他，居然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会拉一手动听的二胡，还练得一身好拳脚，全家没有一个知道他是从哪学来的，大哥爱读书，不管什么书都读，但他不愿进学堂，也反对弟弟们进学堂。大哥在二十岁以前一直帮父亲料理农田，农闲时，收集黄豆挑往广东杏林去换杏林产的咸鸭和盐。以赚取一些差价补贴家用。

1930年10月，毛主席率领井冈山的红军来到了瑞金县，并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听大哥说，他们是红军，都是一些好人，也是我们穷人，是一些很了不起的人。

一次，苏维埃政府的一位干部到上阳村开展工作，看上了大哥，便把他带到县上，一年后，大哥当上了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他除了审些案子判些案子，就是回家帮大嫂做些家务、农活。

由于大嫂是大户人的“千金”，由于大哥忙于苏维埃工作，有时会照顾不到家里，在红军主力长征撤离苏区后，瑞金只留下了一小部分红军和地方政府干部留守，大哥留在了瑞金，工作更忙了，一天，大哥忙完农活回家，他怎么也想不到大嫂竟然上吊自缢了。

第二天一大早，闻讯而来的大嫂娘家人，大批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我家，要我家说清楚，说不清楚就要大哥偿命。

更始料不及的是，红军长征前脚走，后脚跟上来的国民党部队已开进了瑞金，他们见人就抓，见东西就抢，正在对峙中的两家几十号人都成了国民党的战利品，大哥和大嫂家来的几十号青壮年一同被抓去当挑夫，本来大哥没有事，一直称自己是公民，不知何人告密，说他曾是红军苏维埃的干部，当即被国民党抓起来杀害了。

大哥被杀之事，我一直不知道，当时，我正在长征路上，直到全国解放，第一次回家，才听父亲和乡亲们说起。

我二哥叫杨家彬，比我大十五岁，我和二哥在情感上要更亲近些，可能是年龄距离小些。

二哥十岁那年，族里派人找到父亲，要父亲让二哥去上学，老实巴交的父亲央求族里开恩，不要让二哥去上学，一是家里二十亩地要劳动，二是实在缴不起学费，大哥也极力反对。

但族里第二次来人，并捎来族长的话：“杨家祠堂自古有一个规矩，家有两个男丁者，必须送一个上学，念其二子聪明好学，实属可造之材，根据你倾家荡产实际困难，学费由族中代付……”

父亲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同意，二哥做梦也没有想到可以去上学，他确实不负众望，他在学校里成绩一直名列第一。

二哥进入瑞金县棉江中学后，瑞金一带已出现了地下党，并且非常活跃，棉江中学是地下党的活动中心，许多老师都是地下党员，二哥在学校秘密参加了地下党。

二哥个子高，学习成绩最好，他号召力特强，只要他回家，总有一群学生跟他回来，也正因如此，我们全家那时做梦也想不到他是从事地下党的活动，直到棉江中学暴动的事件发生，我们才知晓一二。

暴动发生后，国民党民团四处抓人，来我家几次抓二哥都没抓到。在二哥东躲西藏的那段日子里，父亲把我和我的堂弟杨力送进了学校。（杨力曾任北海舰队司令员，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我和杨力在战乱中断断续续地只读了两年的书，学校就宣布解散了。

终于有一天，二哥真的回来了，他是带着红军回来的，原来，他逃脱了国民党民团的抓捕后碰上了从南昌开往广东的起义军队伍，跟随队伍参加了红军。

二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带着红军消灭了国民党民团。第二件事就是和原苏维埃政府的其他人恢复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第三件事就是让我参加了少先队。在瑞金北郊检查站当了一名检查员，又把我送到红军学校训练两个月。

二哥在苏维埃任宣传队队长，经常带宣传队和红军战士向村民宣传党的政策，宣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劳苦大众等革命思想。

可惜的是，天有不测风云，红军队伍里的“左”倾肃反开始后，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和苏维埃主席谢在权搞肃反扩大化，到处抓社会“民主党”。瑞金的革命先行者，原瑞金县委书记邓希平和大批干部都被杀害了，我二哥就是那时和邓希平一起被捕的。

为了节省子弹，所有被怀疑为“AB”团成员的人全部用梭标戳死的，二哥也是用梭标戳死的。

我充满理想，充满热情，充满自信的二哥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1933年秋天，我所在的团支部书记赖风娣问我知不知道参军这回事，她说，“有很多人都报了名，你是团员，不能落后哦”。

接着她又说：“杨力比你小，都参军了，不管怎样，你先报个名吧？”

我说：“行啊”，她就把我名字写上了。后来得知，我是第一个报名的。

一个星期下来，所有青壮年都报名参加红军，一共三百多名，其中有二十多人是共青团员。

穿上红军衣服的那天，我八十六岁的奶奶把我叫到她身边，拿出她珍藏了多年的一只搪瓷杯放在我的包里，就是这只搪瓷杯，后来一直随我长征、抗日到全国解放，最后它被放进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1990年，我大女儿去北京，还和它合了个影。

奶奶还对我说：“你当红军是好事，红军是我们穷人的队伍，到了队伍上要记住，第一，不管怎样都不准开小差；第二，身上每时每刻都要带一块姜和蒜；第三，一路上山高水深，不熟悉的深塘大河千万不要下去。”

到了红军队伍里，我分在红一军团警备连，在警备连里，大家最喜欢的首长就是左权了，因为他对我们战士特别好，只要有空，就召集我们到一起讲革命故事，给我们上文化课。

不多久，部队就对新兵连进行了强化训练，受训时间不是很长，的确学会了进攻与防御。在训练要求课程还没有完成一半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一项战斗任务，配合友邻部队攻打陈济棠的一个步兵团。

这是参军后打的第一仗，大家既兴奋又紧张，一夜没合眼，战斗之前，指导员对我们进行了一番动员，随后，各班、排开始表决心，指导员几句话，就把大家的激情鼓动起来了，狠不得马上冲上去，与敌人比个高低。

到达指定的作战地点，按要求进入阵地，大家做好准备等待进攻命令，我发现老兵有说有笑，既轻松又兴奋，新兵们个个小脸涨红，眼睛看到前方一眨不眨地，手里的枪都捏出了汗。直到传来战斗结束的信号，我似乎才缓过劲来，都想不起来这一仗是怎么打的，好像没放几枪，就稀里糊涂地打扫战场了。

在我后来参加的每一场战斗中，除非是打民团、土匪，没有一场战斗，连队伤亡不是很重的，战斗频繁时，连队常见到新来的战友，有的名字还不知道就牺牲了，没有一个人敢说，今天他吃了晚饭，能不能还吃得上明天早饭。

1934年10月，我们反第五次国民党对苏区“围剿”失败，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走了两天还是在苏区行军，大家脚上都起了血泡，好多同志没有鞋了，就利用休息时间学打草鞋，一双草鞋走二三十里路又破了。

11月中旬，我们到达了湘江，这是长征路上的第四道封锁线，也是蒋介石经过精心部署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道天然屏障面前，沿江一侧修了一百多个碉堡，调集了四十万大军，拼凑了五路所谓的“追剿军”，白崇禧宣称，他能在湘江以东地区把我们红军全部消灭。

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天刚亮，我们部队开到了指定地点——脚山。

我们刚卸下背包，还没来得及休息，上级就开始布置战斗任务，我们连和担任掩护的部队坚守阵地，其余随军团先头部队渡江。

敌人首先用飞机轮番轰炸我们阵地，尔后，大批敌人像洪水一样从正面向阵地进攻。为了节省弹药，我们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我们沉着应战。

经过几天的激战，敌我双方死亡都有很大，12月3日17时，我们部队才随中央机关以及红军大部由石塘圩、太平圩一起乘着黑夜，渡过了湘江。

湘江之战，整整打了一个星期，虽然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渡过了湘江，在进入西延地区休整清点时，我们连伤亡近一半，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

红军经过湘、黔、云、川后，来到了夹金山下，北进与红四方面军进行会合，当时有三条路，一是走马帮山路插向雪山南面，可通往川西北和青海藏族地区的首府阿坝，但路程长，沿途藏民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对红军充满敌意，二是夹金山以东通往松潘的路，但沿途很可能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拦截，三是走中路翻越终年积雪的高寒缺氧的雪山。毛主席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这条最险的路。

夹金山，又名仙姑山，位于四川兴县城西北，懋功之南，是一座海拔四千多米的大雪山，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当地人说，神仙才能飞过此山。

经过八个多月艰苦跋涉的红军战士，身体都十分虚弱，食不果腹，加上衣物十分单薄，衣不蔽寒。

翻雪山前，部队进行了动员和准备，大家都做好了防寒准备，做好自己的皮背芯，用羊皮、牛皮做鞋，每个人还准备了一些辣椒御寒。

大家相互搀扶着，特别是手脚受伤的战士，由战友们拖着一步步向前走，炊事员小吴背着行军锅走在全连的最后，由于负重太大，我们大家轮留拖着他往前走，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山顶一阵大风刮来，他手指一松，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就见他连人带锅朝山下滚去，任凭大家怎么喊，小吴再也听不见了，就这样永远留在了雪谷之中。

1935年6月12日，我们作为先头部队第一批翻过夹金山后，忽然听到山脚下响起了枪声，连长命令我们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左权跑过来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并对我说：“小杨，你的腿快，过去问问是怎么回事？”

我一边回答，一边赶紧朝前跑去，跑出不远，就碰到杨成武的前卫二营，一问，才知道他们刚到山脚下，就发现前面有很多人在走动，从着装看好像是部队，因为风太大，互相喊话听不清，于是交上火，他们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

说话间，号声响起，不到两分钟，对方也吹起了军号。号音是相同的，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前面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听到这个消息，我赶忙跑回指挥部，把这消息第一个报告了左权。左权一听，一掌拍在我的肩上：“好，好，红四方面军迎接我们来啦”。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带着小跑朝林彪他们跑去。我也往连队走，还没有到达连队，就看见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骑着马朝山下跑去。

这时，山上山下的部队黑压压一大片，大家只有一个声音：“会师啦，会师啦！”第二天开了会师大会，会上毛主席、张国焘作了简短的讲话。

过草地前，连队通知大家准备足十五天左右的干粮，连长让副指导员刘禄长带领我们班到另外一个村庄筹粮食。部队整编后，我被任命为一班班长。

此时，部队已开始缺粮，毛尔盖本身就很穷，几万红军在这里，筹粮可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我们第一天筹粮就遭遇了敌军。当时，我们被敌人包围在一座民房的一侧，由于地形原因，不知敌军有多少人，副指导员急于要了解敌情，命令我上房顶观察情况，我刚上房顶，敌人的枪响了，我的右手感到一麻，一失手，就摔了下来，我顾不得哪里摔痛了，急忙举起了右手一看，发现整个手掌都打烂了。副指导员又命令另一位战士上去，那个战士刚一露头，就被敌人打了下来牺牲了。

这场对峙一直坚持到天黑，我们才借着夜色掩护，突了出来。

回到连队后，连长一看我的手，让卫生员给我包扎了一下，第二天一大早，派人送我到毛尔盖沙窝的红四方面军医院住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住院。

第三天天一亮，我悄悄地起了床，把东西收拾好，趁护士查完房，换了药，我溜出了医院，差不多走了三个小时，才赶到部队，全连上下正在分发准备过草地的青稞。

连长见我回来，批评了我一顿，要我赶快回医院，我就是不肯去，我说：“我不要人照顾，只要和连队一起走，就是死也愿意”。

这时，指导员李金邦走了过来对连长说：“杨家华吃得苦，以前他的腿伤了，都没有掉队，现在手伤了，也没有什么大问题，让他跟我们一起走吧”。接着又说：“你赶快回班里去，你班长职务由别人代理了，你还是回一班当战士吧？”我高兴地一蹦三个高。

回到班里，每个人干粮袋都装好了，每人一口袋干粮，三斤牛肉。我自己在牛棚里找到三只牛尾巴，用水煮掉毛带上了。

备好干粮，我和大家一起找树枝，因为草地一望无边的沼泽，找不到一棵树，带上树枝，到时候可以搭帐棚用，每人还要背上一捆干柴。

部队由毛尔盖北行，途经松潘以北还是大路。第一夜过得还顺利，第二天继续前走，走了不到两里路，遇上了一条小河，过了河，我们才算踏上了真正的草地。

地面是那样平坦，水自然淌不进小河里去，只有蓄在草里和土里，土质特别松软，一脚踩下去，就有半尺深，有的地方是无底泥潭，人马一陷进去越挣扎越往下沉。在前面走的人，不少人陷进去后，就再也没有起来，甚至连拉的人也被拖下去了。

走到五六天后，干粮也吃的没有剩多少了，在行军途中，排长把全排由他保管的行军袋子打开用舌头舔了一口青稞面，被反映至上级后，排长的职务拿掉了，我没想到排长会出这样的事，也是饿急了，不然，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排长离开我们连队后，从此，再没有见过他，一直到全国解放后，我见他时，他已是一个野战军军长了，提起在长征过草地的这一插曲时，他记得很清楚，他说：“那个时候真是饿昏了头”。

我们走出草地，到达了班佑，这里除了一些“牛屎房子”，仍是一片凄凄的荒原，没有一粒粮食，这时，我们不少人已经绝粮了。但是，我们在草丛中发现了可以吃的野菜。它的叶子像小葱，花像韭菜，花还可以吃，我们把它叫做野葱。

由于草地里五六天伤口没有换药，右手已全部化脓了，连手指骨都露出来了，我正在发高烧，走出草地卫生员帮我换了药。吃上了新鲜的野菜，得到了足够的休息，身上感到又有了力气，我们烧也退了。

部队到达阿坝时，我们在包座与胡宗南部队打了一仗，这一仗，消灭了胡宗南一个师，拿下了包座。等于打开了通往甘南的门户。

1935年9月12日，我们八千余红军组成的先遣支队冒着风雨，沿着白龙江的源头古栈道进入了甘南境内。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城西北一百二十公里的迭山，是岷山山脉的一个山口，甘肃南部的天然屏障。

守敌是甘肃军阀鲁大昌的两个营，桥头修筑了坚固的碉堡。桥西纵深阵地火力配匹严密，易守难攻。

担任主攻的是杨成武团第六连，经过十几次的冲锋都没奏效，而且伤亡了十多人。

大草滩是回民的一个集镇，当地回民喜欢烙烧饼，烧饼有脸盆那么大，当地人将烙饼叫锅盔。

林彪和聂荣臻感到饿了，让我给买些烧饼，当他们每人撕下一块放到嘴里后，连连称赞好吃。林彪对我说：“再去买几块，带着路上吃。”

到了哈达铺，聂荣臻一放下行李，就又对我说：“小鬼，快去再买些烧饼回来。”

我跑到街上，看到一个卖烧饼的“我掏钱对他说：“买四块烧饼。”

老乡随手拿出一张报纸“把四块热乎乎的烧饼草草一包递给我。我将烧饼送到聂荣臻面前说：“政委，这是刚烙的烧饼，还热乎乎的，快趁热吃吧。”林彪二话没说，拿起就吃。聂荣臻一边吃烧饼，一边看报纸。忽然，聂荣臻的嘴不动了，他大声对我说：“小鬼，快，把通讯员叫来，赶快骑马把这张报纸送给老毛，送给中央。”

然后转过身兴奋地对林彪说：“陕北还有根据地，刘志丹带着一支队伍在陕北。”

林彪一听也显得很高兴，聂荣臻对我说：“小鬼，你可是立了大功了！你那张报纸买得好，你的烧饼买得好，再去买几块来。”

第三天，毛主席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集了干部大会，毛主席在大会上说，我们北上是对的。

1935年10月17日，我们到达陕甘宁交界的老爷山。10月18日，我们刚翻过一个小山坡，带路的同志指着前面的小村庄说：“那就是吴起镇”。队伍顿时沸腾了，战士们欢呼着跑了下去。

是呀！我们经过了万水千山，一年多长途跋涉，经过无数次残酷战斗，忍受了多少物质上的艰难困苦，牺牲了多少战友的宝贵生命，才走完了这苦难之旅。

老红军王用予

按照前几天与湖北省老干部局杨宏升同志电话联系，约好前去武汉市采访江西籍老红军，2003年8月25日,我乘1018次汕头到武昌列车，于当日中午到达武昌。

下车后，在车站广场公用电话亭与湖北省老干局办公室胡家勇主任、杨宏升科长联系后，打的在上班前赶到湖北省老干局，杨宏升科长接待并协助查阅资料后，经请示约好第二天陪同前往采访，并安排我在东湖边的湖北省老干局接待中心下榻。

26日，在湖北省老干局同志陪同下，一早就向汉口前行，我们先行采访湖北省供销社的江西籍老红军王用予，供销社老干处黄处长在等候我们，并一同来到住12楼的王老家，王老年岁已大，神智较为迟钝，陈阿姨简单地作了他的介绍。

1913年王用予出生在江西莲花县闪石坪背上村，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党，参加苏区五次反国民党的“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历任：文书、科长、主任、恩施军分区政委、湖北公安部队第二政委，湖北省兵役局局长、宜昌地委书记处书记、专员、湖北省供销社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保卫毛主席四十二次畅游长江的老红军谢滋群

从王老家出来后，我们前去武汉市老干部局，武汉市老干局办公室是原杨森的公馆，该楼保持原有风貌，比较陈旧，多处地板也已松动。

杨宏升科长与武汉市老干局同志作了介绍，并提出采访原武汉市委书记、江西籍老红军谢滋群，请他们协助。武汉市老干局二处刘处长马上收拾在办的事情，带我们前去武汉市委一号院谢滋群家中。

谢老腿脚不便，我们一行到了二楼书房中，谢老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路上，刘处长与我们介绍说：“谢老在武汉市任公安局长的时候，毛主席几次来武汉畅游长江，谢老都参加负责警卫，并陪同游泳”。大家合影后，谢老向大家叙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

谢老于1917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县秀水村。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8月入党。

土地革命时期，历任通讯员、传令员、油印股长，红一方面军保卫局稽查科长，广昌警备区保卫局局长等职。1935年后，调红一军团保卫局任侦察科长等职。

抗战时期，任西北保卫局侦察科长、陕北学校校务印刻部长、中央军委总政战地考察团分团长、延安军政学院一队队长、军委卫生部政治处主任，中国医科大学政委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昭乌达盟分区副政委、朱德骑兵师政委兼师党委书记等职。

建国后，历任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谢老是个乐观、心直口爽的人，虽然腿脚不便，但他思维敏捷，谈吐清楚。

谢老告诉我：“小时候，我们穷人的孩子是没有书读，放牛、拾柴，12岁那年，父母不知让我做什么好，婆婆说，要我去学徒做裁缝，我就被送到裁缝店学针线活。

兴国县那时已经有农民游击队，由于国民党、地主的反动宣传，名声不好，称游击队为“土匪”。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搞的暴动，打土豪、分田地，符合大多数贫穷农民的利益，号召力很大，农民高兴，私下里大家相互串联，成立农民协会。

农民第一次有了组织，农民协会成立了赤卫队，他们抓地主、打土豪，当时农协没有什么武器装备，用的是大刀、梭标、鸟枪。开会农民都带大刀、梭标，手上带个红臂章去参加，后来，缴了国民党民团的枪，人也多了，赤卫队也壮大了，有二万多人，改称支队。

由于兴国县是山区，特别是我的家乡在深山里，国民党派部队多次来围剿也追不到赤卫队的人影，红军从井冈山下来后来到了瑞金，建立了苏区，兴国县也在其中，支队编入了红军改为团。

1930年6月，黄公略任红三军军长，他带领队伍来到兴国县，在兴国县里召开群众大会，大会后，扩大红军召兵，我是少先队，当时背了把马刀也去参加了大会，召兵的问我：“你愿意当红军吗？”

我说：“愿意当呀！”

“你多大了”我说：“14岁了”，

招兵的不同意说：“你太小了，等过几年大些再来”，

我说：“没有问题，我要求参加红军”，他收下了我，并发了草鞋、草帽，分在红三军司令部当通讯员。

当红军第二天，部队从兴国出发经富田，吉水，吉安攻打樟树，攻下樟树后，部队继续向高安，万载行进，攻打湖南文家市，在文家市消灭国民党四个团，缴获国民党中央票子有三担，还缴获了很多枪，关了第一次晌，每人十块钱。

取得胜利后，部队接到命令攻打长沙，当时长沙是国民党何健守卫，我们一直攻打了几次，都没有打开，为了减少伤亡，只好经衡阳退回江西萍乡，回到了吉安。

谢老接着说：“我参加了苏区一、二、三、四、五次反国民党的“围剿”，前三次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反国民党“围剿”的全面胜利，第四次反国民党“围剿”与国民党采取堡垒政策，特别是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被剥夺，李德等人采取堡垒对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消耗战，使红军损失惨重，被迫进行大转移，也就是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出发前，部队休整了三天，我在连队当文书，部队进入广东后，我在红一军团保卫处，后又到团里任书记官，部队在战斗中缴获了敌人的电台，上面要求我去学电台，由于文化水平太低，翻译电文慢，只学了三个月，军团保卫局调我回去当侦察科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937年1月初，组织上要去延安完成一个重要的侦察任务，为中共中央机关迁至陕北延安进行前期的侦察工作。接受任务后，我挑选了5名侦察员，请两名老乡作向导。

一番乔装打扮后，我们来到延安。经过侦察后，我回来向西北保卫局局长周兴汇报，延安没有国民党部队，可以进驻。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顺利从保安迁到延安。

中央机关迁到达延安后，我派去保安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分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队长。

解放后，我南下到武汉，谭政看到了我，不让我走，要我留下来任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这样子我就没有离开武汉。

谢老在停顿了一会后，接着谈了两个外面不知晓的小故事。

他说：“在苏区时，上级要求我去接从上海来的客人，后来知道是陈赓同志。当年，蒋介石不要陈赓去江西，并给陈赓封官许愿，陈赓坚决不干，要回江西，保卫局得到了消息，陈赓要到苏区来，派我带几位战士去福建宁县去等陈赓的到来，我们穿上便衣，化装成老百姓，把陈赓可能经过的路口堵好。

等了一会，看见一位穿西装戴墨镜的人过来，与上级交待的差不多，我们迎上去，果然是陈赓同志，他当时还以为我们不是红军，我们讲清后，我们一路护送他到瑞金，陈赓很高兴，并表扬了我们。”

接着谢老又说：“在延安时，国民党也派有特务，主要是CC系特务，破坏和谋杀红军干部。有一天，朱德警卫员倒了一杯开水给朱德总司令喝，朱总忙，没有喝，警卫员顺手将水喝了，结果中毒死了，这个情况就很严重呀！

敌人已经到总司令身边了，上级要求这个案子一定要破，而且要尽快破案，怎么破，给保卫局出了个难题，经过几天的侦察，怀疑是医生所为，陈赓派侦察科长化妆成马夫，因为团以上干部都有马夫，在首长身边观察，容易发现接近最多的人，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确定是医生所为，将他抓获，这个事情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武汉老干局同志说：“谢老多次陪毛主席畅游长征。”我接着说：“我见过很多报道，毛主席游长江，谢老负责保卫。”

谢老笑笑谈起了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经过：“在毛主席游长江前，在武汉我就见过。那是1953年2月16日，我接到上级电话，当晚毛主席将乘专列到武汉视察，要求我务必提前作好周密保卫工作。当天晚上11时许，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驶进汉口大智门车站。

毛主席此次来武汉视察，在武汉停留了三天后前往南京。在毛主席登船之前，毛主席和我握手。毛主席亲切地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江西兴国县人。毛主席很高兴地对我说：“江西老表，好呀！小谢，今后我来武汉的活动由你来安排吧。”

1956年5月31日，毛主席突然提出要游长江，而且他说游就马上要游，怎么也劝不住。我们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大家都慌了神。

5月31日那天，毛主席是从长沙乘专列抵达武汉的，我去车站接的车，并和毛主席坐在同一辆小车上，护送毛主席去下榻的寓所。当车子行驶到武昌区鲇鱼套时，毛主席突然叫司机停车。

毛主席突然说，“我要游水！”我刚开始还以为他在开玩笑，没想到他紧接着又重复了一遍：“我要游水”，而且语气很坚决！我这时吓了一大跳啊！我是负责毛主席安全保卫工作的，身上的责任有多重我心里清楚。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更何况当时武汉还潜伏着为数不少的国民党特务！

我当时和其他在场的陪同人员一齐力劝毛主席不要游，但无论怎样劝阻都无济于事。事情来得突然，我赶紧向当时的武汉市市委书记张平化请示，请张平化出面劝阻毛主席打消游长江的想法。

张平化书记一接到我的报告，也惊吓得不得了，立即赶来劝阻毛主席，张平化对毛主席说长江里有江猪，水深浪急，不能游。但毛主席态度坚决。我在延安时就知道毛主席的脾气，一旦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

我一边请张平化书记继续劝阻毛主席不要游，一边火速抽调人手，紧急布置安全保卫工作。鉴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多想，我决定从湖北省体委调遣20名政治过硬、技能体能出众的运动员来护游，同时在游泳点增派警卫，又派人找来10条小划子，在江面上从两旁保护毛主席。

毛主席那天游长江是从武昌造船厂入江的。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做任何的热身动作，径直走到江边，脱掉浴衣就下了水，我们就在他老人家身边不远的地方跟着游。他游得很开心，还不时跟我们身边这些陪着游泳的人讲话，谈游长江的感受。

毛主席那次在长江中总共畅游了1个多小时，最后游到武汉余家头附近的岸边，在那里登船。上船后，毛主席的精神状态很好，他先抽了几根烟，随后就用餐。在吃过一道清蒸武昌鱼后，毛主席诗兴勃发，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

从1956年毛主席来武汉第一次游长江，到1966年最后一次在武汉畅游长江，我不但每次都接到党中央的命令，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而且在他老人家总共42次畅游长江的过程中，我都全程陪同。”

谢老说：“在位于武昌造船厂的毛泽东畅游长江文化广场的毛主席塑像前的石刻上，记载毛泽东共畅游长江14次，并刻有详细的时间表。其实毛主席总共畅游长江42次，远远不止14次。

毛主席畅游长江时除了1966年7月16日的渡江是对公众公开以外，其他41次都是在消息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每次有关毛主席游长江的消息和资料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

毛主席很幸运，游了长江那么多次也没遇上过江猪。不过，我们每次的保卫工作确实细致到位，比如当时我们要封锁码头，不让船只过来。同时，为了提防江猪、鳄鱼，还采取了很多防范措施。”

采访谢老结束，已到中午，武汉市老干局已安排好了午餐。

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武汉市老干局陈局长，从哈尔滨开会刚下飞机，就赶过来陪我们吃午饭。他在席间说：“我听说你从江西来采访老红军，我一定要来陪下你，不容易呀！我这次在哈尔滨参加全国组织工作会，会上就提出了弘扬井冈山精神，中央拨五个亿建井冈山行政学院和设施改造。”

作者戴廷耀

编辑：严京平《白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