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诗人对老白男权威的隐蔽反抗

作者：朱庆园

《致敬弗洛伊德》（Tribute to Freud）

译者: 梅笑寒 / 刁诗琪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出版年: 2023-7

《致敬弗洛伊德》是希尔达·杜利特尔（H. D. ）于1933至1934年间两次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治疗后的作品。H. D. 分两次记录下这段经历，构成了本书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墙上的文字”是她时隔十年后的回忆；第二部分“圣临”是其依据分析期间的笔记与日记所撰写的内容。这部作品不仅记录了H. D. 本人的回忆，也为我们研究弗洛伊德晚年的思想提供了依据。

H. D. 全名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1886—1961），是20世纪美国重要女诗人。初以意象派成员成名，也从事翻译、小说和剧作的创作，其代表作有《海园》（Sea Garden，1916）、《海门》（Hymen，1921）和《三部曲》（Trilogy，1944—1946）。《致敬弗洛伊德》（Tribute to Freud）是H. D. 基于接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治疗经历而创作的回忆录，由《墙上的文字》（Writing on the Wall）和《圣临》（Advent）两部分构成。其中《圣临》是H. D. 第一次治疗期间（1933年3月2日—1933年6月12日）的日记。但在她1944年写作《墙上的文字》时并没有参考这些日记，因为她的笔记本当时留在瑞士。后来她才得以重新整理日记，形成《圣临》这一文本，因此它既是《墙上的文字》的前传又是其后续。

希尔达·杜利特尔

一、《致敬弗洛伊德》的

文本形成过程

H. D. 于1933年3月至6月及1934年10月至12月两次于维也纳贝尔加塞接受弗洛伊德的治疗（Doolittle.1984.4）。让她寻求心理分析帮助的是她在一战时期及战后的经历：期间她的父母和一位兄长去世，她历经一次流产和一次重病中的生产，以及婚姻和其它情事的崩溃解体。此前她已接受过一些分析治疗，治疗者包括玛丽·查德威克（Mary Chadwick）、汉斯·萨克斯（Hanns Sachs），她与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间也有过一些非正式的咨询。汉斯·萨克斯由于自身事务无法继续为H. D. 提供分析治疗时，将她引荐给了自己的友人弗洛伊德（Doolittle.1984.91）。

可以说H. D. 是一位相当“有资质”的被分析者。她具有接受治疗的经验，且在治疗开始前一年深入阅读了弗洛伊德的研究著作与期刊文章。而更重要的是，她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在接受弗洛伊德治疗的时间之外还可以通过写作进行自我分析——在接受治疗初期所记日记中她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弗洛伊德并不希望如此，他需要的是H. D. 更为原始、未经处理编排过的思绪作为分析材料，H. D. 遵循其建议，于开始治疗三周后停止记日记（Doolittle.1984.185）。

《致敬弗洛伊德》1985年版书影

H. D. 如此描述分析的方法与过程：“然而，思想和想象力的倾向并未被裁切，甚至未曾被修剪。我的想象力自由徜徉；我的梦境显现出来，其中很多关涉古典文学或者圣经的象征。思绪仿若物件，被收集、聚合、分析、分置或解决。碎片式的想法，似乎本不相关，却常常成为一些思想和记忆的特别的图层，因此联结在一起”（Doolittle.1984.14）。这一原则甚至成为了H. D. 写作这本回忆录的方法，她自述道：“我不想依严格的时间序列来写作。我想唤起那些印象，更确切来说是想让印象唤起我自己。让印象沿着它们自己的路来临，形成它们自己的序列。”（同上）一方面，这当然有日记本不在身边的缘故，无从求证具体哪一天发生了哪件事，但这更表明相比起纪实性叙事，H. D. 更笃信自由联想揭示隐微真相的能力——这本身也就是对弗洛伊德的致意。于是在书中，记忆、梦境、幻象、神话伸出不可计数的细小藤蔓彼此勾连，或是因为事实的联系，或是因为文字的相关而生的联想，又或是因为其中反复出现的某种原型或模式。读者若是希望从中找到对治疗过程的忠实记录则不免失望，因为不论是接受治疗的经过，还是作为分析对象的H. D. 之前的经历，还是她与弗洛伊德专业关系以外的交情往来，她的追思怀念全都打破时空的界限与次序交织在一起。读者要么满足于零星片段，要么就得牵一发而动全身。

因此，《墙上的文字》或许可以视作是H. D. 时隔十年后以治疗经历为中心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形成的文本，错综地记录着心理分析的过程与成果。作为弗洛伊德的治疗对象、学生——书中她称呼弗洛伊德为教授（The Professor）——与友人，她师承弗洛伊德，以探索心灵的方式联结自身和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是这种师承并不意味完全的接受与忠诚，毕竟叙说这一切的是H. D. 自己的声音，一位女性诗人的声音，从中亦可读出其对于弗洛伊德学说的体会、对弗洛伊德其人的认识。

我们也不妨以释梦的方式来读这本回忆录，就从H. D. 在其中记录的最重要的梦境和幻象出发，抓住这些从盘根错节的“梦念”（dream thought）网络中进入“显梦”（the dream content）的“交叉点”（nucleus），顺藤摸瓜寻求它们背后的隐意——它们所关联的H. D. 过往的生命经历，弗洛伊德的答案和她就此与弗洛伊德的对话（弗洛伊德 2004 187–203）。

二、幻象与梦

回忆录第一部分《墙上的文字》得名于H. D. 于1920年春希腊科孚岛的宾馆中见到的一组幻象，H. D. 认为这是由于其不稳定的身心状况而产生的幻觉，在治疗期间曾向弗洛伊德讲述这次经历，期望得到他的解释。这组幻象在H. D. 记录的所有幻觉经历和梦境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

书中第32至41篇记录了看见幻象的经过及其内容，概括如下：

一天午后H. D. 在宾馆房间床脚和盥洗台之间的墙壁上看到一系列由光影组成的图像。这一系列图像包括：

1.墙上有光亮慢慢形成一个男人的剪影，戴着一顶军帽。

2.接着出现一个圣餐杯的轮廓。

3.继而在盥洗台上方，出现由三条线连接起来的两个圆圈，像是她随身携带的酒精灯灯座，也正是著名的德尔斐三脚台（Delphi Tripod）的形状。

4.在三脚台的底座出现一群黑色的、聒噪的蚂蚁或苍蝇的类似物。

5.这群黑色昆虫消失，盥洗台上方又出现两个光点，各自相当缓慢地延伸形成一条线。接着这条线上方有更多的线以同样方式形成，并逐渐变短，呈梯子状。

6. 在梯子最顶端出现胜利女神尼克（Niké, Victory），她快速地如漂浮一般向上移动。

7.女神的右边出现一串反向的“S”形，形状像是盥洗台镜子边框上的装饰，女神经过但没有触碰它们。

8.女神左边出现一些帐篷样的三角形状，她从中穿过。

整个过程中H. D. 全神贯注地盯着墙面，生怕稍不留神图像便会消失，因此感觉相当困难。在第三个图像出现后，与她同行的女友布赖尔（Bryher）来到她身边，H. D. 告诉她自己看到幻象以及感觉到的困难，布赖尔鼓励H. D. 坚持下去。到第八个图像结束，H. D. 已无法坚持凝视，图像终止。但布赖尔却说她看到了最后一个图像：像太阳的圆盘中有一个人形，应该是男人，他伸出手在他旁边、太阳中画了一个女人的形象。H. D. 认为那个女人就是她看到的尼克女神。

德尔斐女祭司

Priestess of Delphi (1891) by John Collier

画中女祭司就坐在德尔斐三角台上

弗洛伊德对此幻象给出的解释之一是：H. D. 所看到的幻象反映了“她与母亲合体的愿望” （Doolittle.1984.44）。弗洛伊德认为H. D. 此行来到维也纳也是为了找到自己的母亲（Doolittle.1984.11）。

可惜现在很难根据H. D. 所写还原出弗洛伊德的分析过程，不过她的自由联想式写作本身便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线索，其中一些当是H. D. 曾经告诉过弗洛伊德的。幻象发生的背景是H. D. 与布赖尔前往希腊的旅途。希腊，尤其是德尔斐，一直以来被H. D. 视作圣地，1919年当她从疫病与生产中逐渐康复的时候便想着要是能到德尔斐，她就一定能好。她们去了雅典，来到科孚岛，但实际条件却不允许她们前往德尔斐，因为这对于独自旅行的两个女人来说太危险（Doolittle.1984.50）。H. D. 对于希腊的向往的缘由除却对于古希腊文学的着迷以外，或许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的母亲名叫海伦，书中她也曾引用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致海伦》（To Helen）一诗（Doolittle.1984.44）。她的母亲是位音乐家，她认为自己的艺术天分继承自母亲（Advent 2, p.121），她自然也知道德尔斐是音乐家与预言家的圣地。幻想中出现的尼克女神，因常出现在雅典娜塑像的手中，本也就是雅典娜的标志，而雅典娜也掌管艺术。此前在雅典，她已在卫城中看见过胜利女神的小小神庙（Doolittle.1984.55–56）。

弗洛伊德对H. D. 对于母亲的眷恋很是笃定。他认为H. D. 来到维也纳来接受治疗是为了找到自己的母亲，察觉到H. D. 实际上想将告诉自己的事情诉说给母亲（Doolittle.1984.30）。书中无法看出H. D. 是否曾明确告诉弗洛伊德自己的双性恋倾向（布赖尔实际上是H. D. 的同性恋人），虽然她曾向弗洛伊德承认自己对于弗朗西斯·约瑟法（Frances Josepha）的迷恋（Doolittle.1984.152）。但无论如何，弗洛伊德一定知道这点，因为在他的学说中女同性恋便是由于女孩幼时的恋母情结未能成功转化为恋父情结而形成的。就在H. D. 接受其心理分析的同年（1933），弗洛伊德出版了《精神分析引论新编》（Neue Folge der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一书，其中第五章《妇女心理学》便详论了女孩的性心理及女同性恋的成因。弗洛伊德认为在生殖器期之始，男孩与女孩的第一个爱的对象都是其母亲，是女孩对自己被阉割——即缺乏阳具——的事实的发现导致了三种可能的转折：一是性的制止或神经症，二是男性情结，三是正常的女性。其中第二种男性情结转折意味着女孩为了反抗阉割的事实而变本加厉地表现本有的男性特质。不过弗洛伊德根据分析的经验指出，女同性爱通常不是幼时男性情结的直接延续，而是女性在转向恋父情结后对父亲感到失望在复返于早期男性情结的结果（弗洛伊德 1987 88–107）。

弗洛伊德曾问过H. D. 她的父亲是否“有一点冷漠，有一点拘谨”（Doolittle.1984.175）。H. D. 的回答是肯定的。虽然她从小为父亲偏爱，被准许在他工作的时候（他是天体物理学家）待在他的书房中。但是她得保持安静，自己玩娃娃，她的父亲也一直沉默而疏离（Doolittle.1984.38）。母亲则偏爱她的哥哥。H. D. 在书中记述过这样一段幼时回忆：母亲带她和哥哥外出购物，哥哥坐在上街沿边拒绝跟母亲回家，母亲佯装走开，当然实际上仍然呆在附近。H. D. 选择留下来和哥哥一起，因为她觉得“如果和哥哥在一起，几乎成为他的一部分，也许就能和母亲更近一些” （Doolittle.1984.33）。而“墙上的文字”幻象中的第一个图像，戴军帽的男人剪影，最先让H. D. 想到的也就是母亲偏爱的那个哥哥——他在一战期间战死于法国。

萨莫特拉斯的胜利女神

Winged Victory of Samothrace or Niké of Samothrace（c. 200–190 BC）

我们不知道弗洛伊德是否依据其儿童性理论为H. D. 分析过她的“阉割情结”和“阳具嫉妒”，但他曾给H. D. 以暗示。弗洛伊德爱好收藏古代文物，曾向H. D. 展示过一个雅典娜的塑像，并说“她很完美”，只是“她失去了她的矛”（Doolittle.1984.68）。对于H. D. 而言“矛”的阳具隐喻不难领会。她立刻联想到雅典娜手中的尼克女神，曾是有翼的，但雅典城中的尼克塑像却是无翼的（Niké Apteros），因为无翼的胜利才无法飞出雅典。缺失的翅膀意味着胜利永驻，这或许可以视作H. D. 对弗洛伊德女性“阳具嫉妒”说的某种含蓄的反抗。同时更直白的反抗见于H. D. 《大师》（The Master）一诗（Doolittle.1986. 451–460）：

我对老人生气

因他谈论男性力量，

我对他的谜题生气，他的众多谜题

我论争直至破晓；

哦，已经太迟，

上帝会原谅我，我的气愤，

但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从智慧那里接受

爱教给我的东西，

女人是完美的。

该诗写于1934至1935年间，但1935年H. D. 拒绝发表此诗，担心自己和弗洛伊德的治疗会因这首诗而受到干扰，或许正是由于诗中如此直白的反抗（DuPlessis and Friedman）。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梦是“公主的梦”（The Dream of the Princess），H. D. 称之为治疗期间所做的“最鲜明的，具有最清晰意义”的梦，也曾讲述给弗洛伊德作为分析材料。梦的内容如下：一个黑肤色的女人，身着亮色长袍，黄色或淡橙色，像是印度女人穿的沙丽。但她是埃及人，任何人都能看出来她是一位公主。她出现在一段很长的大理石楼梯的顶端，楼梯向下通向一条河。她往下走，来到河边。梦中的H. D. 等在那里，她不知道自己是谁、来干什么。她发现一旁的河水中有一个浅浅的篮子，或者是平底船、盒子一类的东西，里面有一个婴孩。她知道公主一定会找到这个孩子，会予他庇护（Doolittle.1984.36–37）。

显然，H. D. 自己也知道，她梦到的是《旧约·出埃及记》中著名的一幕：蒲草箱中的摩西被埃及公主从河中救下。弗洛伊德认为H. D. 在梦中可能是那一幕半藏在草丛里的孩子，也即摩西的姐姐米利暗（Miriam）, 她一直尾随着装着摩西的蒲草箱直到它被埃及公主发现，并对公主说可以找一个希伯来妇人（其实也就是她的母亲）当这个孩子的乳母。但也有可能H. D. 就是蒲草箱中的婴孩摩西本身。这个梦显示出H. D. 在无意识或潜意识最深处渴望成为一种新宗教的建立者，成为一个英雄（Doolittle.1984.37）。他对于“墙上的文字”的另一个解释也同样涉及宗教：这组幻象是昭示了危险的自大狂倾向，表明H. D. 的成为女先知、变得举足轻重的欲望（Doolittle.1984.51）。

埃及公主发现摩西

The Finding of Moses (1866) by Gustave Doré

H. D. 并不能完全接受弗洛伊德的诊断。“教授永远都是对的，尽管我们有时会用不同的语言或媒介表达我们的想法”，H. D. 这样评价道（Doolittle.1984.47）。因此，对于弗洛伊德而言是“危险的症状”的幻象，对于作为诗人的H. D. 而言却是灵感的源泉，是“艺术家心灵的延伸，一幅画或是一首附插图的诗，从梦或白日梦中而来，由内部向外投射”（Doolittle.1984.51）。对于H. D. 而言，宗教、艺术和医学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某种新的表达手段甚或生活方式，这三者为德尔斐三脚台所象征——过去女先知便是坐在这三脚架上道出神谕。

这里的医学指的便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H. D. 将弗洛伊德比作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因为他像这位希腊医神一样能够使人“起死回生”——他从死去的或受到重创的心灵和失调的身体中唤起一个活生生的孩童——也即被压抑忘却的童年回忆——以期身心的疗愈（Doolittle.1984.101）。H. D. 认为弗洛伊德唤起了那个早已死去的“呼唤母亲的孩子”（Doolittle.1984.17）。也正是弗洛伊德“将她从束缚中解放，得以知晓神示”（Doolittle.1986.458）。

只是弗洛伊德自己大概不会认可H. D. 这种将他的科学与宗教捆绑起来的论调，他自身立场是唯物的。他视基督教为一种“神话”（myth）（Doolittle.1984.123）。在《梦与心灵感应》一文中，他用释梦的方法论证所谓的梦中心灵感应并不足以成为神秘主义者的论据(弗洛伊德 1986 234-259)。而在H. D. 的这本回忆录中她也提及弗洛伊德对于永生的看法; “我们人类没有权利放任自己沉浸于虚无缥缈的来世的幻想与梦境之中”（Doolittle.1984.103）。弗洛伊德与H. D. 谈论起自己的孙辈、对他们未来的担忧，这让H. D. 感到他只相信实际的血脉在人间的延续而不信不朽的灵魂，并因此而感到不安。

三、《墙上的文字》的潜台词

——H. D. 对弗洛伊德的抵抗

实际上，也无需在《大师》之类外部文本中寻求H. D. 对弗洛伊德学说有所反对的证据，因为最确凿的证据——无论是否是H. D. 有意为之——就潜藏在回忆录文本内部。学者乔安娜·斯皮罗（Joanna Spiro）在《“被天平称量”：〈致敬弗洛伊德〉中H. D. 对弗洛伊德的抵抗》（Weighed in the Balance: H.D.’s Resistance to Freud in “Writing on the Wall”）一文中论述了H. D. 回忆录如何包含着对抗弗洛伊德学说中在她看来过于讲求物质的倾向和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潜台词。

H. D. 的“墙上的文字”最初来源于《旧约·但以理书》，她自己在书中也指出这一渊源（Doolittle.1984.50）。犹太人但以理具有解释梦境幻象的能力，显然可以与弗洛伊德作比。《但以理书》中伯沙撒王（Belshazzar）举办盛宴，他的宾客们用从耶路撒冷殿中掠夺而来的器皿喝酒，此时伯沙撒王看见墙上有人的指头显出并写字“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召来但以理释读。但以理解释道：“弥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客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毗勒斯（与“乌法珥新”同义）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玛代人和波斯人”（本文中《圣经》中译均依中文圣经和合本）。果然当夜伯沙撒王被杀。“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因此意味着因贪恋物质享受而渎神。

但以理释读墙上的文字

Daniel Interpreting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1866) by Gustave Doré

H. D. 试图做的正是将弗洛伊德置于本应为其同类的但以理的对立面——贪欲渎神而自趋灭亡的伯沙撒王。在描述弗洛伊德给她展示雅典娜塑像的时候，她对弗洛伊德之言“她很完美，只是失去了她的矛”进行了一番解读：“正像犹太人那样，他正在替它（塑像）估价；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血液流在他的血管中。”她继而又引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要割安东尼奥一磅肉之典：“他知道他的磅数，他的那一磅肉，如果你愿这么说的话，但这磅肉却是我们之间的一磅精神，是可以触及的，可以称重测量的，是要被称在天平里的——祈求上帝——不要被发现是有亏欠的！” （Doolittle.1984.70）不难读出H. D. 将弗洛伊德对于阳具这一器官的强调类比作夏洛克估量器官的价值并要割去安东尼奥心脏的行径，认为将精神现象完全归于物质性器官的有无是渎神的。此外，弗洛伊德描述自己对人类心理的探索为“挖油井”：“是我在挖油井。但油井的内容物目前只经过采样。有足够的油、足够的物质来研究和开发，这能持续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多。” （Doolittle.1984.18）H. D. 认为弗洛伊德是在用华尔街商人式的口吻描述自己的工作，也可见出她对于弗洛伊德体现于其学术研究中的“犹太人本性”颇有微词（Doolittle.1984.83）。

与此同时，H. D. 试图将但以理的虔诚与灵性移置于自身。书中，她讲述自己初次见到弗洛伊德时其狮子狗雅妃也在一旁，弗洛伊德警示她雅妃会咬陌生人，她却不愿示弱，成功与初见的雅妃一拍即合。这不啻为但以理另一次经历的变相重演——但以理曾因违背禁令信奉上帝而被大利乌王扔入狮穴却仍然安然无恙，因为上帝派遣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上帝的力量超越了大利乌王的强权，但以理诉诸神力而能和狮子安然共处；同样地，H. D. 认为有一套不同于甚至高于弗洛伊德的逻辑，让雅妃非但不伤害反而亲近自己：“你是个男人。雅妃是条狗。我是个女人。如果这条狗和这个女人合得来，那就证明了在你由因果律得出的批评（如果那算的上是批评的话）之外，还有其它的领域，为不同的因与果、不同的问与答主宰。”（76, pp.98–99）这次初见便已充分说明H. D. 对于自己的治疗者和老师弗洛伊德并不会采取完全恭顺的态度，而是自始至终都不曾放弃挑战者的立场。

四、开放的“油田”

弗洛伊德本身也不要求H. D. 对他的绝对敬仰和服从，他的确是“油田”的开拓者，但他不愿“油”的应用，能用来做什么、应该用来做什么都取决于自己的意愿，油田的开采对与后世所有人来说都是开放的，对于H. D. 而言自然也是如此（Doolittle.1984.93）。的确，H. D. 与弗洛伊德的分歧主要也并不在“油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基本原理）本身，而在“开采油田的方式”（对心理分析的使用方式）上。

综合来看，H. D. 与弗洛伊德的分歧表现为：H. D. 认为的“完美的女性”与弗洛伊德学说中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分歧；H. D. 的宗教信仰与弗洛伊德的唯物立场的分歧；H. D. 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对于幻象、梦境的重视与弗洛伊德对此的病理性解释的分歧，也即其注重的“精神性”与弗洛伊德学说的“物质性”的分歧。后来的学者多将《致敬弗洛伊德》视作以女性主义立场批判接受心理分析学说的先驱之作（DuPlessis and Friedman），但实际上H. D. 的诗人身份对她接受弗洛伊德学说的方式也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对于H. D. 而言，女性身份与诗人身份本就是不可分的。如前文已述，H. D. 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德尔斐式的，她认为宗教、科学/医学和艺术三者本为一体，都是人类认识世界、了解自身、疗愈人体与世界疾苦的方式，然而在她看来弗洛伊德却只注重其中的科学/医学，并以之解构宗教甚至艺术。在心理分析过程中，诗人视作灵感源泉的梦与幻象被归为埋藏心底的某种病态（如妄想症）的征兆；H. D. 既已提前阅读过弗洛伊德著作，大概也对他论及文学的如《作家与白日梦》、《三个匣子的主题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这样的名篇有所涉猎，其中世界文学的巅峰杰作都被弗洛伊德作为自己学说的实验场，哈姆雷特作为最复杂的文学人物之一的魅力也被归结为禁忌的乱伦渴望。弗洛伊德并不意在摧毁文学艺术的价值，但不妨碍H. D. 从中嗅出心理分析学说介入文学批评后一种危险的倾向。这种后来庸俗化为将文学作品的复杂情节、复杂人物、复杂情感不分青红皂白解释为不伦欲望的压抑的批评方式，或许可以借用后来哈罗德·布鲁姆的戏言描述：“我的调侃是把‘弗洛伊德式文学批评’比为神圣罗马帝国：它既不神圣，也无关罗马，更非帝国；它既不是弗洛伊德的，也无关文学，更遑论批评”（布鲁姆291）。

正如布鲁姆为了维护文学的地位而论证莎士比亚是弗洛伊德思想的“父亲”一样，H. D. 为灵感辩护的手段也包括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诞生归结于灵感的作用，虽然是以虚构的方式。在《墙上的文字》第59篇中，H. D. 试图重构弗洛伊德获得其灵感的瞬间。虽然分析师沃尔特·施密德贝格（Walter Schmideberg）告诉H. D. 心理分析的基本观念不是弗洛伊德拍脑子想出来的，而是基于长期积累的科学观察数据，但H. D. 并不满足于这个答案，她“想知道在哪个具体的时刻，通过何种方式，灵感的火花闪现，弗洛伊德的心灵中什么东西瞬间咔哒一下，叫喊着‘就是它了’”，而且认为对于那个瞬间“我们有想象、重构的自由，甚至有看见的自由，就像在一场戏或电影中，看见其中的角色、确切的场景布置” （Doolittle.1984.76–77）。

16岁的弗洛伊德与母亲，摄于1872年

H. D. 的想象确有其现实依据：其一，弗洛伊德正是在1885年留学法国师从沙可医生（Dr. Charcot）的过程中开启对神经症的研究，踏上心理学的道路；其二，弗洛伊德自幼就感受到身为犹太人遭到的歧视和侮辱；其三，弗洛伊德从小就敬仰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正因其率领着强大的军队与压迫犹太人的罗马对抗；其四，弗洛伊德的确从少时就开始欣赏研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布鲁姆291）。基于此，H. D. 构想了弗洛伊德在面对一个自认为是凯撒的神经症病人时灵光闪现的过程（Doolittle.1984.78–80）：

一些病房被栏杆隔离着（在这个完全由我们直觉式的想象力建构的场景中），这些牢笼展现出一部戏剧中的场景。凯撒在那里趾高气昂地踱步。那里有汉尼拔——汉尼拔？为什么是汉尼拔？他还是个男孩时自己就崇拜过汉尼拔，想象自己是那个征服世界的人。但每个男孩总有穿戴着想象的佩剑和铠甲昂首阔步的时候。［……］可能他在扮演他的父亲——父亲不正是凯撒吗？那个征服者，权力的象征，是儿童的王国中的沙皇、皇帝、国王［……］一定有什么深藏在现今的医学背后——一定有什么藏得更深更远的东西——一定有什么会揭示出这些辉煌人格的状态和其他情状——一定有什么……为什么是汉尼拔呢？凯撒就在栏杆后面——汉尼拔在这里，我就在这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看着栏杆后面的凯撒。但凯撒才是征服者——是吗？——我来，我看见，我征服——是的，我会征服。我会。我，汉尼拔——而不是凯撒。我，被鄙弃的迦太基人，我，罗马的敌人。我，汉尼拔。［……］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会理解这个凯撒。我，汉尼拔！

H. D. 不仅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起源归结于灵感，更进一步将这灵感以弗洛伊德的方式归结于他自小因犹太人所受歧视而生的愤懑不平、继而生出的雄心壮志、童年时期的汉尼拔幻想，以及对于莎剧的谙熟（这一点与后来者布鲁姆不谋而合）。或许H. D. 在反抗弗洛伊德的过程中反复诉及其犹太人的特性与民族情感略有胜之不武之嫌，但她模拟的也正是弗洛伊德的做法——将H. D. 的灵感归于其童年时期对于自身性别缺乏阳具这一缺陷的体验，以及英雄幻想，并视之为病态。H. D. 想要借此表达的是，正如弗洛伊德可以从他童年的英雄幻想与所感受到的愤懑情绪中演化出他的伟大学说，她具有相同性质来源的灵感和因此产生的作品也就不应以其来源的缘故受到贬低，甚至更相反，会因此更具力量。

H. D. 的对抗显然是一体两面的，因其建立在对弗洛伊德学说接受的基础上。写作《墙上的文字》，她遵循的是弗洛伊德自由联想法则，上面重构弗洛伊德得到灵感过程的小片段，她也几乎呈现出一位心理分析师的资质。在她看来，心理分析不应用来摧毁文学的力量，而应解释它的力量，甚至成为它的力量。因为H. D. 认为：心理分析对于人类心灵的洞察，尤其其中对于个体童年记忆及可以与之类比的人类远古记忆的诠释，将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结起来，成为其德尔斐三角台中和宗教、艺术一样不可或缺的一极——科学/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也与她早在1926年所做一本名为《重写本》（Palimpsest）的小说中为自己个体与集体的历史创造的隐喻有契合之处：

“重写本”（palimpsest）在希腊语中的字面意义是“再次擦除”，在英语中指的是一块未被完全擦干净、被书写很多次的板子。H. D. 在《重写本》、《三部曲》和一些日记中使用这个隐喻来传达她“叠加”（superposition）的概念，也即相似事件在时间中的层累。当她用这个隐喻形容自己的人生时，个体历史成为一系列写在同一块板子上的“字迹”。每一段时间的图层都会被抹去给未来让路，但新的图层却永远在某种程度上为旧的决定。对于H. D. 来说，灾难的重写本涉及战争、死亡、爱情中的背叛带来的相互关联的打击。其中任何一个的出现都让她先前和其它几个相关的经历浮现出来。［……］作为心理的一个意象，重写本暗示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记忆和压抑的心理动力学；作为历史的一个意象，它标志着建构起看似线性前进的时间的周期性重复（González）。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不仅为H. D. 确证了她的个体历史对其生活、创作的决定性影响，更为她揭示了产生这一影响的机制。在论及自己接受弗洛伊德治疗的终极目标时，H. D. 说道：“有什么在我的头脑中跳动；不是我的心，而是我的头脑。我想把它解放出来，我想让自己从不断重复的想法和经历——我自己的，以及很多同时代人的——中解放出来。我并不明确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我知道我，和大多数我认识的身在英国、美国、欧陆的人们一样，正在漂流。我们在漂着，漂往何方？我不知道，但至少我接受了我们在漂着这一事实。［……］水流聚集着力量，但我至少可以在为时太晚前转向浅滩，估量自己对于心智和身体有限的掌控力，问问在这广阔领土边缘栖居的老隐士，如果他愿意，请他告诉我，我该驶向何方。”（Doolittle.1984.13）“老隐士”，毫无疑问，指的就是弗洛伊德。H. D. 的这段话也暗示了她对弗洛伊德学说普适性的确信——相信心理分析昭示的人类心灵的真相能让迷失在战争阴影中的“身在英国、美国、欧陆的人们”重新找到航向。

《三部曲》1998年版封面

至少，弗洛伊德为她指示了寻找航向的方式，这体现在她接下来的文学实践中。1942年她完成的《三部曲》中第一部长诗《屹立的墙》（The Walls Do Not Fall）便呈现出她融合了心理分析学说的新德尔斐式世界观。诗从战争的废墟开始，随后H. D. 逐渐将人类对于某种终极答案的探寻与个体、群体历史的循环往复，及其弗洛伊德式关乎潜意识、无意识的诠释联系起来。她在诗中写道（Doolittle.1986.532–538）：

这是炼金术师的钥匙，

用以开启秘密的门，

这礼物还能更进一步，

向着情感的精细提纯，

长生灵药，魔法石

会是你的，如果你愿上缴

贫瘠的逻辑，琐细的理性

好疏散心灵，直面玄妙传说

发现秘密的门已被打开，

挣扎着，迷失在深海

潜意识的海洋中鱼

向两个方向游动，吞食；

当同一性在深海，

与最好的融为一体，

章鱼和鲨鱼

从海底上浮：

幻觉，旧价值观的颠倒；

失去了一致性，疯狂。

意识的断层、裂缝

必须被弥合；

我们都是，房主，

都有一批珍宝；

现在是时候重估

我们的秘藏

同时根据过去和未来，

无论那是

硬币、宝石、金子

大酒杯、大盘子，

或者只是

护身符，唱片或者羊皮纸，

我们被毫不避讳地告知，

它包含着

对于每一位训练有素的

抄书吏而言

新的事物

和旧的。

H. D. 呼唤人们开启通往潜意识深海的“秘密的门”，重估已有的“秘藏”，它们中包含着“新的事物/和旧的”，因为正如弗洛伊德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哪怕是最久远的神话也关联着人们的当下与将来。“重写本”这一意象也一再出现，但在这里，“重写本”不再只被动地接受诗人生平遭际的叠加或篡改，反而成为诗人自身价值的确证。H. D. 在诗中将诗人身份与记录古老神谕与神话的抄书吏融为一体。面对战争中“诗人是无用的”这般质疑，她这样回应（Doolittle.1986.518–519）：

剑啊，要记住

你才是幼弟，是后生，

你的功绩，再怎么令人欣喜，

终有一天要结束，

因为太初，

有道。（In the beginning,/was the Word.）

没有想法，没有构思，

剑啊，就不会有你，

没有理念和道的中介

你就还只在

想法居住的昏昧的维度中

隐没不显，

而在想法和理念之上

是孕育了它们的，

梦，

幻象。

梦与幻象生出“道”，这不啻为心理分析对宗教教义之颠覆的简要概括。然而这里，却是诗人而非心理分析学家收回了桂冠，因为只有身为抄书吏的诗人们，才能在“重写本”上，破译、书写、改造着人们的梦与幻象——这也便是H. D. 在与弗洛伊德的对话中，得以领悟并背负起来的使命。

引用文献

Doolittle, Hilda, and Pearson, N.H.. Tribute to Freud.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 Corp., 1984.

Doolittle, Hilda, and Martz, Louis L.. H.D. Collected Poems 1912-1944.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 Corp., 1986.

DuPlessis, Rachel B., and Friedman, Susan S.. “‘Woman Is Perfect’: H.D.'s Debate with Freud,” Feminist Studies 3 (1981): 417–430..

González, Esther Sánchez-Pardo. “THE TEXTUAL UNCONSCIOUS AND ITS EFFECTS: AGGRESSION AND REPARATION IN H.D.’S WORK, 1935–1948,” Atlantis 1 (2002): 205–24.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Spiro, Joanna. “Weighed in the Balance: H.D.'s Resistance to Freud in ‘Writing on the Wall’,” American Imago 2 (2001): 597–62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释梦》。吕俊 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孙恺祥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原文选编自《外国语文研究》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