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经济生活研究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太祖赵匡胤自此建立宋朝，结束了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

然而，正因宋太祖本人的上位史，他对于武官的警惕和防备可以说非常强了。这就使得他做出了杯酒释兵权，削弱武官的决定。

一个国家不可能只有文官没有武官。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宋太祖采取了以文治武，重文轻武的策略。

为此，宋朝形成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君臣共治体系。

这一体系的形成有效地抑制了武官，更大大提升了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形成了庞大的官僚集团。

这些身处官僚集团中的士大夫兼有文人和官僚两重身份，彼此关系繁杂，使得其日常官场与家族开销庞大。

那么，地位得到提升的士大夫阶层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的经济来源有哪些呢？又有哪些开销呢？

宋朝建立后，为避免陈桥兵变的事再度发生，统治者采用重文轻武的政策来压制武官势力。

在此基础上，为了加大文官的地位，宋朝还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逐渐演变成了十分具有宋朝特色的君臣共治体系。

基于统治者对于文官的抬高和扶持，士大夫们在宋朝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加之宋朝时期，前朝门阀士族基本已经消耗殆尽，科举取士更是逐渐成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文人们的终极理想。

也因此，大量的读书人前仆后继，皓首穷经，投入到文官群体中。

然而文官群体的扩大和文官地位的提高并没有使所有文官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相反，有许多中下层文官俸禄低薄，据《裕嘉禄令》记载，文官俸禄最低的只有300文。

曲曲三百文，养活一大家子人显然是不够的，因而为了生计，中下层文官们开始寻求别的“外快”，如润笔费、妻子的嫁妆、受贿所得等。

除此之外，得益于宋朝商品经济发展繁荣，人们收益于商道，对于经商的排斥也没有前朝那么大了，对于“义”和“利”的观念随之产生了变化。

得益于社会义利观的变化，士大夫经商也就是一条赚外快的途径了。

（一）俸禄所得

对于宋代的士大夫来说，最普遍合法的经济来源就是朝廷所分发的俸禄。在官员俸禄上，宋朝其实并不小气，所发俸禄十分丰厚。

如宰相，枢密使等最高品级的官员，每月俸禄高达300两，还另有福利银600两，就是品级最低的县令，每月也有俸禄15两，福利银30两。

据史料核实，宋朝一两银子约合1425元，也就是说，宋朝最高品级的官员一年收入约一千五百多万元，最低品级的县令年收入也约有七十七万元。

这样的俸禄相较于前朝乃至如今也可以算是高薪了。这其实与宋朝当时的一个政策——“高薪养士”有关。

所谓“高薪养士”，又称“高薪养廉”，本质上是皇帝给予官员更高的俸禄，以避免官员贪污受贿，贪赃枉法，使得官员能够各司其职，不欺上瞒下，提高工作效率。

这一策略的初衷是好的，在施行初期对于贪污受贿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除此之外，能够通过科举上升阶级，进入官场的士人毕竟只是少数，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落榜之人不但来时的路费、住宿费都打水漂，甚至还要准备回程的路费，住宿费，长此以往，自然一贫如洗。

而成功上榜的士大夫们也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事实上，在宋朝，科举及第之后，还需要再过守选，待阙两道程序，才能成功上岗。

这也与当时科举取士的人数有关：当时科举每次约取几百人，三年一试，还不算恩科在内，然而中榜的士大夫就业的年限却是终身制，这就导致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并非立刻有岗位就业，而需要等待各地有无空缺。

更无奈的是，没有岗位就没有俸禄，守选、待阙的士大夫们却不能离京，只能留在京城等待机会。

以白居易之才都言称“京城居，大不易”，何况这些士大夫。

除去这些守选、待阙的士大夫，还有一类入仕的士大夫也过着俸禄低微，艰难度日的生活，正是胥吏。

相较于科举取士成功的士大夫，胥吏大多出身屡试不第的士人。

这一类士人有一些放弃了入仕，回乡教书，另一类便是投身县衙，应聘胥吏。和官员不同，胥吏属于官员自己聘用的人员，俸禄由官员自己发放。

而比对官员自己的俸禄，胥吏的俸禄自然更加稀薄。因此，为了生活和等待时机，许多士大夫多有副业收入。

（二）田地所得

除去每月例行的俸禄外，宋代的官员还拥有自身的土地。

这些土地有些是当官之后自己买下的，也有朝廷按照官员品级发放的土地。

朝廷发放的土地相较于私人买卖的土地，最大的优势是其不需要承担国家赋税，使得其产生的收入为纯收入。

除此之外，土地本身也可以外租或雇佣佃户以产生收入。

除此之外，宋朝的土地政策与前朝不同，采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这一土地政策承认了土地私有化具有合法性，使得土地商品化。

国家对于土地买卖的不抑制甚至鼓励的态度使得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官员士大夫们可以凭借经济实力和自身权力兼并土地，使得许多农民失去了自身的田地，成为官员田地中的佃户。

这一部分的收入无疑也是官员经济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经商所得

宋朝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商业活动空前繁荣，商税甚至成为了宋朝国库的重要来源之一。

基于商业活动在当时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人们对于商业贸易活动乃至商人的看法都有了一定的变化。

宋朝之前，士大夫们对于“义”和“利”的看法多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商人重利轻别离”，安贫乐道才是君子根本。

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其在经历活动中所占比重增加后，宋朝士人的义利观开始发生变化。

如王安石就有“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为利也”的观点，苏洵也认为“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

从这些士人的观点来看，利与义显然已经不再是水火不容的两面，相反，他们认为合法合理的逐利是有利于义的存在的。

基于这一观点，许多本就囊中羞涩的士大夫们对于经商也就不再排斥，得以将其当成合法副业。

除此之外，宋朝虽然禁止士大夫经商，但为提升地方财政收入，鼓励官府经商，而在这一过程中，因为经商的实际行动人还是士大夫，就很难界定其经商行为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

且宋代由于重文轻武，对于“刑不上大夫”的规定贯彻得十分彻底，故而虽然有明文规定士大夫不得经商，在实际过程中，对于违禁的士大夫们却并无严惩，多持纵容态度。

民间经商环境优异，官府对于士大夫经商的态度又十分纵容，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家境贫寒、囊中羞涩的士大夫们进行商业活动来获取收入就是十分普遍的行为了。

（一）家庭开销

到了宋朝，门阀士族政治差不多已经消亡，但文官地位的提高又使得寒门士子得以一步步积累资本，成为新的高门贵族。

在古时候，由于宗法制传统观念，在长辈在的时候，一般并不分家，而是统一居住在一起。这样的家庭严格遵循封建伦理纲常，等级森严。

在家庭中地位最高者为家长，多为父系成员中年龄最大，辈分最长者担任。除此之外，大家庭中还有若干子家庭，这些子家庭多为家长的儿子成家后分立，拥有私产，但无法干涉大家庭。

大家庭中的生产管理人多由家长的妻子或母亲担任，称“主母”。

基于这样一套完备的家庭管理体系，家庭中的一切都各行其是，井井有条。

基于此，我们可以看一看一个宋代文官家庭的支出项目。首先，开销最大的无疑是衣食住行。

这里的衣食住行除去文官自身及其亲人的部分，还有佣人的部分。

其次家里小厮婢女的工钱。对于一个有品级的官员，家中的小厮婢女是必要的一部分，因家中人口众多，许多事务并非家庭成员自身可以负担得起的，就需要雇佣或购买佣人。

最后，根据家中人口多寡，地位高低，还需要给附属文官的亲人们发放月例。

这里的月例并非零花钱，而是家庭中其他亲人们的生活费用，也属于必要开支。至于其他的房屋修补等费用，则属于不定期开支。

就以上数据可知，宋代文官的特殊家庭模式使得其家庭开支消耗很大，这就更使得低品级乃至无品级的士大夫们需要副业来提高收入。

（二）官场开销

除去必要的家庭开支，官场开销也不容忽视。早知道，在门阀士族政治消亡之后，新的文官关系网靠的便是上下级，同乡，同年，座师等途径相联系。

文官在官场上行走，想要官运畅通，做出功绩，就得确保上级赏识，下级忠诚，这都需要日常经营；

同场科考，名次有先后，有人飞黄腾达，有人坐冷板凳，想要借力他人，借一借同年的面子，也要经营；

及至有官可做，想要升迁，或有一番作为，也需要有人帮助，同乡正是拉关系的好借口；至于科举考官，则被考生称为座师，虽然只有监考、阅卷之谊，却也可成助力。

然而，这些关系想要联系起来，平日里便少不了苦心经营，哪怕不是溜须拍马，也需逢年过节礼尚往来，这一笔开销是省不下来的。

宋代重文轻武的策略使得文官地位空前提高，士大夫们前仆后继，于科举考试中无形搏杀。

然而过于冗杂的文官体系使得大部分官员品级低下乃至无品无级，俸禄低下，为了保证日常生活，他们就需要通过经商等途径赚钱“外快”，正因如此，这些宋代的士大夫们的经济生活才会多种多样。

1.《略论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经济生活》

2.《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影响下的士商心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