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门的人物——读懂鲁迅，你不得不知的这些活生生的人

周家新台门是周氏家族在绍兴的三个台门(老台门、新台门、过桥台门)之一，这里不仅是鲁迅的出生地，也是他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地方。新台门人物的遭际和命运，不知不觉中影响、触动着鲁迅。他们有的甚至进入鲁迅的作品，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鲜活的典型。

九斤老太

鲁迅诞生时，家中辈分最高的是67岁的曾祖母戴氏(1814-1893)。因为鲁迅的曾祖父在本族同辈中排行第九，人称“九老太爷”，因而戴氏也就成了“九老太太”。九老太太在鲁迅的小说《风波》里成了九斤老太——出生时的斤两是九斤，她的儿子七斤，孙女六斤。“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是鲁迅式的幽默，也是他对周氏家业衰败的自嘲。

戴氏出身于殷实的官宦之家，嫁到周家之后赶上家道败落。原因之一是丈夫虽中过秀才，捐过监生，但除了栽种兰花之外，别无长处和爱好；原因之二是太平军在绍兴一带跟清军激战，导致农田大片荒芜，周家的租粮几乎颗粒无收，在城内开设的商行、当铺也大多歇业。幸亏戴氏治家严谨，好不容易保住了四五十亩水田，得以维持全家生计。

1893年2月16日，正值春节前夕，年近80岁的九老太太死于中风一类的突发病。这时鲁迅只有12岁。

在为曾祖母隆重操办丧事的过程中，鲁迅结识了短工章福庆的儿子章运水——这位能在雪地捕鸟、在夏夜看猹的英武矫健的少年，当时负责帮助周家看守办丧事的祭器。28年之后，1921年，少年运水出现在鲁迅的短 篇小说《故乡》中，成了作品中闰土的人物原型。月光下戴银项圈的少年，拿一柄钢叉在西瓜田里向一匹猹刺去的画面，以及成年闰土的麻木、饱经苦难和风霜，永远地定格在文学经典的人物长廊里。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曾祖母去世那年的秋后，新台门周家传来了衙役的呼喝：“捉拿犯官周福清！捉拿犯官周福清！"

仕途坎坷的祖父

周福清(1838-1904)，鲁迅的祖父，原名致福，字震生，号介孚。他长着一张“同”字形的脸，算命的说这是富贵相。果然，周福清于1867年中了举人，又于1871年中了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成为庶吉士的都有机会平步青云。又经过几年的培养学习，周福清被外派到江西省金溪县当知县。如今金溪县还留有一块石碑，记录着周福清在当地的政绩。

当时金溪贫穷，富人少，乞丐多。每当有人办红白喜事，就有不少乞丐前来索讨，形同敲诈。为此，周福清跟各丐头谈判，规定了办红白喜事的人家接贫济困的钱数，由专门设立的救济所收取并分配给周边村的孤贫户，各丐帮不得无理索要。这块石碑立于光绪二年(1876)五月，记录了周福清上任一年后办的这件实事。

不过，周福清性情耿直，恃才傲物，尤其敢顶撞上司，因而好景不长。两年后，也就是1878年，周福清 被人以“办事颟顸”为由参劾。为了保住原来的官位品级，周福清只好花银子捐了两次官：一次是在陕甘局买了一个“同知”的虚衔；另一次是买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官衔，并于1879年进京做了一个专事誊录、校对、协修的七品小京官。这期间周福清虽然没有让老家接济，但也没有往家里寄过一文钱。1893年，周福清的母亲戴氏去世。屋漏偏逢连夜雨，刚办完母丧，他又摊上了另一桩大事——“科场行贿案”。

科场行贿在腐败的清末官场可谓司空见惯：花三四百两银子即可雇“枪手”代考秀才，花一两千两银子即可雇“枪手”代考举人，拜帖中夹带银票行贿主考官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见怪不怪。

那时因周福清丁忧"须回乡守孝三年，三年后能否复职还未可知。 周福清受姐夫章介千等人鼓动，以为当年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璋贪财，跟自己又是同榜进士，于是请他关照亲友章、孙、陈、顾、马五姓子弟，以及自己的儿子。虽然给殷如璋送去的是张空头支票，事成之后才会兑现，属于“虚赃”，但周福清却倒了霉。

当时的光绪皇帝为改革官制、推行新政，批谕：“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着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鉴于周福清行贿未遂，空头支票属于“虚赃”，又主动投案，光绪批示：“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

“斩监候”即死刑缓期执行。这样一来，周福清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钦犯”。

晚清政治腐败，周福清科场行贿案即为一例。被判处斩监候的周福清，虽被羁押在杭州监狱，但因是翰林出身，属于“官犯”，便享有种种特权：不仅免加刑具，能住单间，有男女用人，甚至还买了一个比他小32岁的潘姓女子为妾，入狱服侍他，狱卒也并不干涉。除了不能离开之外，周福清在狱中可以读书、散步，跟狱卒和其他犯人聊天，还教小儿子周伯升和二孙子周作人读书。不过，每年临近秋季，监狱都会提醒周福清可能会被斩决，使点银子才好逢凶化吉。于是，周家只好卖田当物，家境也日益败落下来。

时光荏苒，周福清在狱中待了八个年头。1901年，光绪皇帝被软禁，慈禧太后推行所谓新政，赦免八国联军入京时监狱中的所有犯人。周福清因而得以重返故里。此时，鲁迅的父亲已经病故五年了。

三年后，1904年，周福清病逝。

周福清对鲁迅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周作人就对钱玄同说过，祖父在幽默方面和鲁迅特别像，“祖父是一个翰林，滑稽似豫才”。

周福清对通俗小说的肯定，更是培养了鲁迅最初的文学爱好。鲁迅曾对友人说，直到读了《西游记》，他才第一次对书籍产生兴趣。而促使他对《西游记》发生兴趣的，则是祖父曾给他讲的孙悟空变形为破庙的故事：孙悟空一次败逃，变身为破庙，因尾巴无处安置，就化为旗杆竖立在庙后门。

鲁迅赠送给许寿裳的照片，背面有徐寿裳题字：“鲁迅廿四岁小像 一九〇四在东京。”

周福清对晚辈的家训主要体现在他作的一篇《恒训》中。这篇文章作于“光绪二十五年岁次已亥元月十八日”，即1899年2月27日，其时他还被囚禁在杭州监狱中。同年10月上旬，他远在南京陆师矿路学堂就读的长孙鲁迅，工工整整地抄录了一份《恒训》珍藏，可见其非常重视祖父的教诲。鲁迅的这一手迹原件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

《恒训》内容十分广泛。先讲三条家诫：“力戒昏惰”“力戒烟酒”“力戒损友”；后讲“养生法”；最后谈“家鉴”。回顾绍兴周氏家族从兴旺到败落的过程，周福清概括了三条“败家之鉴”，即“纵容孩子”“信妇言”“要好看”；又提出了三条“成家之鉴”，即“有良心”“有恒心”“有积蓄”。

周福清留给子孙的训诫，有的鲁迅遵循得很好，有的则不尽如祖父之意。做得好的有“事事认真”。《恒训》写道：“去昏之法，在事事认真。……凡有作为之官宦，成家立业之士民，无不有日记账簿。平生阅历，逐年事务，及一切用场，了如指掌。”鲁迅遵祖父家训，养成了记日记和记账的好习惯，为后人留下了研究鲁迅及研究同一时期社会文化史和经济史的珍贵史料。

鲁迅有悖《恒训》的是“力戒烟酒”。周福清一生不猜拳赌酒，他写道：“如水旱烟，有损无益。至酒之为害，不殊鸦片，非特废时误事，且易伤生。”他以盛 酒的锡壶容易烂底、酿酒的房屋梁柱易坏作比，反对饮酒。鲁迅虽然不是高阳酒徒，但嗜烟成癖，这对他身体的损害是众所周知的。

《恒训》中的关键字是“恒”，即持久不断。具体到鲁迅身上，就形成了一种“韧”的战斗精神。鲁迅认为，就个人而言，没有“恒”就不能成就任何事业。他举例说，收集民间花纸(即年画)，只要持久有恒，也能保存一大笔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就改革而言，更是一个持久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一代人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

擅讲故事的祖母

鲁迅在作品中曾多次提及祖母。

鲁迅祖父的原配夫人姓孙(1838-1864)，1858年生一女，乳名德官；1861年生一子，名凤仪，字伯宜，也就是鲁迅的父亲。1881年鲁迅出生时，祖母已去世17年。

鲁迅作品中提及的祖母，准确地说是他的继祖母。这位继祖母姓蒋(1842-1910)，绍兴鉴湖边鲁墟村人。她疼爱孙辈，常给他们讲述一些诙谐有趣而又寓含 人生哲理的故事，这培养了幼年鲁迅对文学的兴趣。

她讲老虎拜猫为师：老虎自以为本领都学到了，就想杀掉猫，没想到猫并没有教老虎上树的本领，所以侥幸逃生。她讲白蛇的传说“水漫金山”：白娘子被法海镇压在雷峰塔下。鲁迅同情那雷峰塔下被压着的白娘子，憎恶那不通人情的法海和尚……

然而，鲁迅这位慈祥而又诙谐的继祖母和祖父的关系却并不和睦，继祖母甚至常年受到祖父的斥骂。据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太平军攻占绍兴期间，继祖母一度与家人失散，祖父怀疑她被太平军俘虏失贞，因而心生嫌隙，亲近其他妾室而和蒋氏疏离。

继祖母蒋氏还有一件更为不幸的事，在她瘦长的脸上刻下了痛苦的痕迹——她唯一的女儿康官1894年因产褥热去世，终年26岁。

鲁迅、周作人兄弟跟这位康官小姑母感情很好。她也常给孩子们讲故事、猜谜语、说童谣、唱山歌。

1910年5月11日，继祖母病逝，终年69岁。当时鲁迅的祖父、父亲均已去世，小叔父在兵船服务不知去向，二弟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无法赶回，家里就电召在杭州教书的鲁迅速回，主持继祖母蒋氏的葬仪。这一人生经历，鲁迅写进了他的小说《孤独者》中。

鲁迅和周作人无疑是同情继祖母的。后来，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为那些在战乱中失贞的女子辩护：“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 将刀兵盗贼招来。”

周作人写的《抱犊谷通信》也提到了这位继祖母，明确表示严厉监督女性是不是处女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这身体是女性自己的，一切由她负责去处理”。

在20世纪初，周氏兄弟对女性的这些认识，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

懦弱多病的父亲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1861-1896)，本名凤仪，又名文郁，中秀才后又名仪炳，以“伯宜”这个字行于世。其实他还有一个字，叫用吉。鲁迅祖父周福清案发后，父亲周伯宜被革除了秀才身份，因此他埋怨“用吉”这个名字太不吉利，把“周”字拆开了，导致了霉运。

跟祖父、祖母相比，父亲对鲁迅的影响反而不明显。周伯宜性格懦弱，身体羸弱，但偏好喝烧酒，还抽鸦片，酒后爱发脾气，正应了“借酒浇愁愁更愁”的俗话。周伯宜存世的文稿，有一本《入学试草》，收录他进秀才时的诗文，是他春风得意时之作；另一份是一张借据，写明用一份田契作抵押，托族内兄长周慰农向高家借英洋两万元，月利一分二厘。这份借据和田契抵押，见证和记录了周家的衰败。

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周伯宜曾表示，要送儿子出国留学，一个去东洋，一个去西洋，可见他有希望后人学成后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之心。

在鲁迅的作品中，关于父亲的大多是父亲生病时庸医误诊的记忆，如《父亲的病》。鲁迅留学日本时一度选择学医，这和当时出国留学者多学实务的氛围有关，也不免有父亲被误诊导致不治的原因。

1896年，周伯宜病逝，年仅35岁，而此时鲁迅也才15岁。家道衰落、少年失怙后体会到的世态炎凉，是鲁迅敏感性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母亲与母爱

鲁迅的母亲鲁瑞(1858-1943)，其祖父和父亲都是举人，但她幼时只在私塾旁听过一年功课。

鲁瑞1879年嫁到周家，1881年鲁迅的父亲就中了秀才，家人都夸鲁瑞有“旺夫命”。鲁瑞顺理成章成了周家的当家媳妇，安排着一家老小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先是公公周福清因科考舞弊案入狱，后正值壮年的丈夫周伯宜又不幸去世，再者她所生的五个子女中有两个夭折。家庭的变故，子女的早夭，使鲁瑞备受打击。

鲁迅17岁时，独自支撑着这个家庭的鲁瑞凑了八元路费，送鲁迅去南京求学。“你自己保重吧。以后的路就得你自己走了！”临别时，鲁瑞哭了。离开故乡到陌生的异地求学，在当时被认为是“将灵魂卖给了 假洋鬼子”，她虽然不舍，但这是走投无路的人家的“路”啊！

鲁迅虽然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但对母亲却极尽孝道。以“鲁迅”为笔名，也是因为母亲姓鲁，以此表达对母亲的爱戴。鲁迅在日常生活中对母亲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甚至在以后的婚姻问题上，即使对母亲有腹诽，鲁迅也完全顺从，以使身处乱世的母亲身边有人陪伴。在三个孩子中，鲁瑞最爱的是鲁迅，所以举家北迁之后愿意跟鲁迅居住。鲁迅离京之后，她也不愿跟二儿 子周作人共同生活。

鲁迅虽然并不否认他承受了母爱，但认为母爱也有着盲目的一面。在《华盖集·杂感》中鲁迅写道：“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这些话当然是有感而发。

1918年5月中旬，鲁迅友人许寿裳丧妻，留下了五个子女。鲁迅致函吊唁，大意是说，虽然惊闻嫂夫人去世，孩子们失掉母亲，固然不幸，但也不尽然。"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幼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因为他们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这虽然有宽慰许寿裳的意味，但也未尝不是道出了母爱的两重性。

长妈妈与衍太太

在新台门周家的女性中，鲁迅最感亲切的是勤劳淳朴的长妈妈，而最感厌恶的是挑拨是非的衍太太。

长妈妈是鲁迅幼时的保姆，家住绍兴东浦，夫家姓余。长妈妈和“长”不沾边，生得黄、矮、胖，只因周家先前那个保姆个子高，出于习惯沿用了“长妈妈”这个称呼；鲁迅曾嫌她害死隐鼠，生气地喊长妈妈为“阿长”。

一到夏天，长妈妈睡觉时总会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鲁迅只能睡在席子上的一角，没有翻身的余地。推她，不动；叫她，也不醒。

母亲听到鲁迅的抱怨后，婉转地提醒长妈妈：“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吧?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吧？……”

但是照旧，长妈妈没有改变，甚至晚上睡觉把胳膊压在鲁迅的脖子上。

长妈妈教给鲁迅一些民间习俗。她告诉鲁迅，如果说人死了，不能说死掉了，须说“老掉了”；不去死了人或生了孩子的人家的屋子；饭粒如果落在地上，必须捡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不能去钻……这些民间的道理和礼节，在幼时鲁迅看来有些莫名其妙。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粗枝大叶、喜欢背后“切切察察”的长妈妈，却做过一件让鲁迅铭记终生的大事。

一个远房叔祖有一次对鲁迅说，有一部绘图的《山海经》，里面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

“可惜啊，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叔祖边说边摇头。鲁迅非常想看这样的图画，但又不好意思逼叔祖去寻找。买吧，书店离家很远，只有正月里才能去一趟，而那时候，书店也正放着假。

鲁迅对这书心心念念，连长妈妈都知道了，就跑来问《山海经》是怎么回事。鲁迅心不在焉地跟她说了。

没想到没过多久，长妈妈告假回家四五天后，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长妈妈就将一包书递给鲁迅，高兴地说：

“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什么？！”鲁迅吃了一惊，赶紧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里面人面的兽、九头的蛇……都有。

鲁迅十分感动，又敬佩。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心里惦记着。长妈妈太伟大了！至于她谋害过隐鼠，也就不是什么事了。

这四本书，是鲁迅最早得到的最为心爱的“宝书”。多年以后，当鲁迅回忆起长妈妈，是这样充满感情：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鲁迅对长妈妈是表面不恭敬，内心却充满爱和感激；而对于另外一位人物——衍太太，却是十分厌恶。

衍太太是鲁迅的一位叔祖母。她看见孩子们打旋子，就从旁计数：“好，82 个了！再旋一个，83！好，84！……”但正在旋着的孩子忽然跌倒，孩子的家人也恰巧走进来，衍太太便又会说道，“你看，不是跌了么？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衍太太就是这样表里不一，既怂恿孩子又瞒骗家长。

鲁迅的父亲去世后，衍太太教唆鲁迅去偷母亲的钱。"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鲁迅说母亲没有钱，衍太太就说可以拿母亲的首饰去变卖。鲁迅说没有首饰，衍太太说：“也许你没有留心。到大橱的抽屉里，角角落落去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这类东西……”

鲁迅自然没有听从，但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传出流言，说鲁迅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流言的源头，无疑就是衍太太。

鲁迅觉得仿佛自己真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

鲁迅后来说道：“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

衍太太无疑就是伤害少年鲁迅的“流言家”之一。

从“小英雄”到“木偶人”

鲁迅的童年，有一位重要的小伙伴，给他带来几多欢乐。

他原长着一张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夏天猹在月夜下偷吃西瓜的时候，看瓜的他就会手持一柄胡叉，猛地向皮毛油滑的猹刺去。冬天他会在雪地里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待鸟雀来觅食时，他就猛一拉绳，将竹匾扣下，那些鹁鸪、角鸡、稻鸡就通通变成了他的猎物。他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事，成为“我”的童年偶像……他就是鲁迅小说《故乡》中闰土的原型——章运水(1879-1936)。

章运水的父亲章福庆是一位能工巧匠，除了以种西瓜、棉花、杂粮为生，还在绍兴新台门通向百草园的后门口找了三间小屋，开了一处竹篾作坊，制作或修补各种竹制品，还会用竹子制作乐器玩具。章福庆常到周家打工，比如秋后晒谷、舂米，俗称“做忙月”。

章运水的母亲人称庆太娘。据鲁迅三弟周建人回忆，母亲鲁瑞生下鲁迅之后，“想找一个奶娘，家里做忙月的章福庆，老婆生了一个女儿，奶水很多，愿意来做奶娘。曾祖母便叫她来看看。 章福庆的老婆26岁，生得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性情很开朗，便把她雇用下来了。”也就是说，章运水的母亲就是鲁迅的奶妈。

在鲁迅曾祖母的丧仪中，跟随父亲前来帮忙的章运水结识了鲁迅。当时章运水14岁，鲁迅12岁，鲁迅叫他“阿水”，他叫鲁迅“大阿官”，两人成了好朋友。

章运水说起海边瓜地常被野兽糟蹋，周家正好有一支闲置的猎枪，就送给了他。此后周家跟章家经常走动，章家常给周家送一些土特产，周家也常送一些草灰让他们用船运回家做肥料。鲁迅在南京读书期间回乡度假，还跟运水一起去游览过应天塔。

《故乡》中的杨二嫂说，闰土偷走了十多个碗碟，埋在打算运走的灰堆里。有些研究者信以为真，觉得这一细节揭示了农民的“自私性”，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因为作品中的“母亲”已经交代：“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既然闰土连长桌、椅子都能搬走，那还有什么必要偷走十几个碗碟呢？真正自私滑头的是“豆腐西施”杨二嫂，正是她一边造闰土的谣，一边把防被狗咬的鸡笼“狗气杀”偷走了。

然而，在兵、匪、官、绅的重重摧残下，闰土还是变成了一个迷信麻木的“木偶人”。“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闰土这番话说的就是现实生活中章运水的状况。

1936年，57岁的章运水突生背疮，无钱医治，溃烂致死。巧合的是，鲁迅也逝世于同年。

在《故乡》中，“我”希望闰土的儿子水生这一代能过上“新的生活”。“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个希望由闰土的孙辈实现了：章运水的孙子章贵，20岁之前还是文盲，1954年调到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朴实而好学，1976年出任绍兴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直到退休。

从“牛穿鼻”到“读书三到”

在鲁迅开蒙的年代，读书人读的书是固定的(“四书”“五经”)，关于“四书”“五经”的解释是固定的，写的文章是固定的(“八股文”)，发的议论也是固定的。

作为大家庭的长孙，鲁迅也无法逃脱接受传统教育的命运。

绍兴方言形象地把孩子入塾读书比喻为“牛穿鼻"，意思是孩子一进书房，就像牛鼻子被穿上了缰绳，从此就得服服帖帖。

六岁那年，鲁迅进了私塾。启蒙老师周玉田是鲁迅的远房叔祖，一位爱种一点花木的和蔼老人。周玉田给 鲁迅选定的第一本读物是历史教材《鉴略》。这本书从盘古开天地一直讲到清朝，但童年的鲁迅却连一个字的意思也不懂。

鲁迅感兴趣的，是周玉田老人珍藏的一本专讲园艺花卉的书，名叫《花镜》。鲁迅借来以后，又读又抄，还用几种本子比勘校对。为了增长对花木的知识，鲁迅课余亲手栽种，每株都插上竹签，写上花名，仔细观察它们的生长情况。后来，经过一段实践，鲁迅发现《花镜》中的介绍也有错误。比如书上说，要把映山红从山上移植家中，必须保留本土才能成活。鲁迅却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他在书上批注说，这种花“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土栽亦活”。

11岁那年，鲁迅转入另一个叔祖周子京的书塾。周子京是一个仕途受挫的腐儒，屡试不第，变得呆狂，讲课常胡言乱语，信口开河。有一次，他竟把“蟋蟀”解释成“虱子”。

为此，鲁迅没多久就退出了这家私塾，转入被称为全城最为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就读。从1892年开始，鲁迅在三味书屋生活、学习了四五年时间。

三味书屋的塾师寿镜吾生于1849年，绍兴城内都昌坊人，清同治八年(1869)秀才。他瘦而高，须发花白，戴着大眼镜。据说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在家里开塾设教。

塾名三味书屋的“三味”有多种解释，通常认为是读书的三种体验：读经书，味如稻粱(谷物)；读史 书，味如肴馔(丰盛的饭菜)；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用鱼肉等制成的酱)。总之，意思是读经史子集之类的书，如同品尝佳肴美味，其味无穷。

鲁迅的书案，最初是设在三味书屋的南墙下，后来他以门缝有风为理由，要求移到西北临窗的明亮处，以便伺机偷看藏在抽屉里的小说。

在三味书屋，鲁迅正午习字，晚上对课，也就是对对子。最初几天，先生对鲁迅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给鲁迅读的书渐渐加多，对对子也渐渐从三言对到五言，再对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有个小园，孩子们课间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或者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的没有声音。然而到园里的人太多，或者时间太久了，寿镜吾先生就会在书房里喊：

“人都到哪里去了!”

待到孩子们回来，先生也就是瞪几眼，大声道：“读书！”戒尺和罚跪则不常用。

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三味书屋里人声鼎沸。后来，孩子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寿镜吾先生沉浸在读书的乐趣中：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这是清末诗人刘翰所作的一首诗词《李克用置酒三垂冈赋》。寿先生沉浸其中，面带微笑，头也跟着节奏不自觉地摇晃着。

鲁迅在三味书屋就读时的书案

每到这时候，孩子们就开始在底下搞些“小动作”。鲁迅开始用一种薄而透明的“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开始一个个描下来。时间长了，画的画也多起来，《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各有一大本。后来，为要钱用，鲁迅把这些画卖给了一个有钱的同学。

鲁迅在三味书屋就读期间，还发生过这样一桩有趣的事：鲁迅所住的新台门附近，有一家名为“广思堂”的私塾，熟师不仅经常体罚学生，没收学生的点心自己吃，而且规定学生小便前还要领取“撒尿签”。鲁迅听说后，便带领其他几个爱打抱不平的同学前往广思堂“兴师问罪”。不巧，广思堂放学了，鲁迅便和伙伴们将“撒尿签”全部撅折，朱墨砚台扔在地上，以示惩戒。

这种孩子式的淘气和捣乱，未尝不是对死板束缚的私塾教育的反抗。

书塾以外，禁令也是无处不在的。渴求知识的鲁迅，抵制“毒害小儿的药饵”的有效方法，就是保持探索求真的怀疑精神。鲁迅曾在一张书签上写下这样的箴言：“心到，口到，眼到，读书三到。”所谓“心到”，就包含着思索、辨别的意思。

例如，“囊萤照读”“凿壁偷光”，这已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故事，常被用来激励读书人勤奋苦读，很少有人对它产生怀疑。鲁迅却认为这样的故事不可真信，更不能模仿。毕竟，要捉一袋萤火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去凿穿邻居的墙壁，那后果会更糟，不仅会招来邻居的斥骂，而且还要向人赔礼，替人修房。

又如，《二十四孝图》是一本宣扬封建伦理的传统 教材，那二十四位孝子的事迹被当作典范供人效法，然而，鲁迅却从这些故事中发现了“礼教吃人”的残酷事实。

年幼的鲁迅并不反对孝顺父母，“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然而，如果像书中“郭巨埋儿”的郭巨那样，因担心儿子会夺母亲的口粮而狠心活埋三岁的儿子，那么父亲在家境败落时，该埋的岂不正是自己吗!于是，当时那些被视为白璧无瑕的孝子形象，反而在鲁迅幼小的心灵中引起了极大的厌恶。

鲁迅后来以胜利者的姿态向旧世界宣告：“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

十四五岁时，鲁迅看过一本叫《蜀碧》的书，内容是渲染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四川如何用酷刑杀人，读后令人毛骨悚然。

后来，鲁迅无意中找到了一本明抄本的《立斋闲录》。在这本杂录明代朝野遗闻逸事的笔记中，鲁迅看到了永乐皇帝的上谕，才知道这位皇帝是如何用屠戮、敲掠、刑辱压迫人民。两相比较，鲁迅的憎恨就移到永乐皇帝身上去了。“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后来鲁迅在1934年发表的一篇杂文《随便翻翻》中总结道。

“读书三到”养成了鲁迅爱思考的习惯。 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曾经通过狂人之口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反叛之声：“从来如此，便对么？”

这种大胆怀疑和叛逆的精神，很早就在鲁迅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节选自《杰出人物的青少年时代：鲁迅》一书。

《杰出人物的青少年时代：鲁迅》

陈漱渝/著

【内容简介】

本书由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等撰写，依时序讲述了鲁迅先生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重点介绍了鲁迅先生的家世，越文化的熏染，求学南京水师学堂、矿路学堂，东渡日本留学，执教杭州、绍兴，直至成为新文学旗手，条分缕析地阐述了鲁迅先生的精神世界的构建历程，介绍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性贡献，弘扬其“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爱民情怀。

【作者简介】

陈漱渝，原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鲁迅博物馆副馆长，著有《鲁迅在北京》《搏击暗夜：鲁迅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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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人世间》 中国青年出版社 梁晓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