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对话唐英年：香港与上海的良性竞争，会让双城更加努力

摘要：一定要爱自己的国家，一定要奉献社会，一定要艰苦朴素。

专访唐英年是在半岛酒店8楼客房内，透过两侧落地窗往外看，一边是褐色的上海大厦，一边是车来车往的外白渡桥，远处则是东方明珠。

唐英年对这片区域非常熟悉，从他祖父唐君远到父亲唐翔千，唐氏家族在近现代上海纺织历史上留下不少印记。此番唐英年从香港来到上海，就是来参加父亲唐翔千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再回老家无锡。

听得出，唐英年对父亲的崇敬之情。在他看来，无论是从父亲处接掌庞大的家族企业，还是商而优则仕，担任特区政府局长、司长，到如今出任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父亲教诲始终记在心中，“他告诉我，一定要爱自己的国家，一定要奉献社会，一定要艰苦朴素”。

我们之间的交流，就从唐翔千先生的投资内地谈起。

谈父亲：所有家书不许用英文写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唐翔千先生被视为“沪港合资第一人”。

唐英年：那是因为1981年改革开放初期，父亲在上海浦东投资成立了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这是第一家沪港合资企业，它的营业执照编号就是“001”。

其实，早在1976年，父亲就决定回内地投资兴业。1984年，父亲带领规模庞大的香港工商界代表团访问北京，并受到邓小平先生接见。邓小平先生告诉父亲香港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以及改革开放对国家的重要性。父亲把这个重要信息带回香港，由此带动更多香港的企业家来内地投资发展。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那次会见上，邓小平同志称唐先生是“香港来内地投资的‘001’号”。

唐英年：我想，父亲来内地投资的最大驱动力，是他的爱国精神，这值得我们兄妹四人敬佩和传承。举个小例子，父母在我读高中时候，就把我送到美国读书。当时与家里联系的主要方式是书信，父亲要求我，所有家书必须写中文，不接受英文，由此可见他对中国文化的坚持。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在你们兄妹印象中，唐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唐英年：从孩子眼中看去，父亲是个严肃甚至有点严厉的人，即便他从不打我们，但我们也不敢在他面前调皮。他从早到晚总是非常忙碌。到了星期天，父亲偶尔会带我们全家去海滩上走一走，到饭馆里聚一餐。

1976年，那时我还在美国读书，父亲就给我打了通电话，希望我回到香港帮他打理家族企业。开始我什么都不懂，就按他要求从跑腿员干起。父亲像我的导师，遇到问题向他请教，从他身上学到不少方法和经验。等我逐步成熟后，父亲就能把服装公司交给我独立管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怎么评价你的家族与上海的联系？

唐英年：我们家族源头是在无锡，但从祖父唐君远开始，就来到上海生活。祖父是位爱国实业家，在上海开有纺织厂，曾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现在的唐君远教育基金会，就是父亲根据祖父的意愿，于1987年在大同中学设立。

我的父亲唐翔千生在上海，虽然之后长期在香港生活，但他对上海有种情愫，每次回到上海都特别兴奋。举个例子，父亲无论讲广东话、英文还是普通话，都带有无锡口音。在香港很少人能听得懂这种口音。坐计程车时，他都要把地址写给司机，否则香港司机根本听不懂他的无锡广东话。但是他在上海讲无锡话时，很多人都听得懂，因此特别高兴。

父亲对上海的感情不止于此。改革开放初，上海百废待兴，上海工商业界希望成立经济组织来支持建设。根据祖父意愿，父亲把100万元打入公司账户。这家公司就是日后的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爱建公司）。

谈从政：收入锐减，但内心财富增加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1997年香港回归后，你逐渐参与特区政府工作。从商界跨入政界，父亲支持你吗？

唐英年：当时董建华先生邀请我加入特区政府。当时父亲快 80 岁了，家族企业由我打理。如果我参加特区政府工作，意味着不能管理家族企业。去还是不去，我征求父亲意见。父亲先问我的想法，我说愿意为特区政府服务。他完全支持我的想法，并重新出山挑起管理家族企业的重担。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2002年，你担任特区政府工商及科技局局长。作为来自商界的政府官员，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唐英年：在我看来，工商界人士不仅懂企业，更懂市场，包括市场需求、发展趋势及潮起潮落的市场周期等。这样的人进入政府服务，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

无论在担任工商及科技局局长还是财政司司长期间，我都拓展出一些新的政策。不少政策经过时间考验，被证明是成功的。比如，我们将香港打造成国际资产管理中心，这使香港财政多了1000多亿港币的盈余，对香港财政稳健打下坚实基础；我们也让香港电信业引入竞争机制，因为竞争可以促进市场效益，并让消费者得益。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很多人好奇，该怎样当好特区政府“三把手”财政司司长和“二把手”政务司司长？

唐英年：第一件事，是要让部下了解你，并且愿意追随你。我首先要了解他们的情况，特别是他们面临的困难，同时想尽办法帮他们解决困难。一旦这样，他们会口服心服，也愿意和你一起打拼，

第二件事，是让市民满意。其实，香港市民跟上海市民一样，对政府的要求非常高（笑）。这是对我们政府官员的鞭策，市民的要求越高，政府工作就要做得越好。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在你任期内，上海与香港的合作有哪些突破？

唐英年：2003年10月，香港与上海建立沪港经贸合作会议机制，通过这个平台沟通交流两地合作情况，讨论重要事项，研究重要工作，这个安排为两地平等互惠双赢创造更多机会。今年是沪港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希望这个平台能发挥更大作用，真正实现两地优势互补。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你担心两地间竞争大于合作吗？

唐英年：我希望两地合作能不断优化，更上一层楼。香港跟上海应该有一定良性竞争，因为有了良性竞争，大家才会更加奋斗、更加努力。否则的话，大家就会懒惰，会慢慢有种“躺平”的感觉，这个不好。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你之前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先生曾说，来政府工作后收入锐减。你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唐英年：我们两个人情况不一样。他是打工的，我是当老板的（笑）。当然，我在政府工作时收入确实锐减，但我内心财富没有减少，反而是在增加。

谈文化：促进消费的模式不只有卖包包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很多人发现，过去一些内地游客来香港主要是“买买买”，现在更多人下了西九龙高铁站后，直奔西九文化区。

唐英年：这是一个好变化。消费对香港经济非常重要，但促进消费的模式不只有卖高价包包，因为卖包包的附加值不高。相反，如果我们办一个文化大展，不仅可以吸引全球顶尖艺术家，还能吸引大量境内外游客前来。他们在参展、观展外，会走在香港街道上，试试我们的茶餐厅，逛逛我们的小店。

类似的深度接触不仅能拉动消费，也能让更多人了解香港，对体现香港价值有增无减。这样的互动，同样也会让香港市民更了解内地，开发出适合内地消费者口味的产品。比如，现在香港商家会把自己内容放到小红书上，赢得更多内地游客关注。

还有一点，文化艺术不会看过一遍就结束了，不是“be there，end there”。游客每次来香港故宫都可以看到新的展品、每次来戏曲中心可以看到新的戏。西九文化区努力做到常看常新，现在来西九的游客中，60%是外地朋友。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那香港本地人对西九文化区是什么态度？

唐英年：香港人很渴望能够接触世界级的文化艺术设施。西九成了他们的IG点 、打卡点。举个例子，从2023年11月到了2023年初，位于西九的“M+（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差不多有300万观众参观，他们基本都是本地人。

我注意到，参观香港故宫的有很多小学生，参观“M+”的多是学生跟家长一起来。因为故宫的展品容易看懂，而“M+”的当代艺术展品有一定门槛。父母带着两个子女来参观“M+”，子女只有九、十岁。一家人慢慢地看，父母轻声讲解，不是走马看花的样子。

这表明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观众，都非常向往世界级文化艺术产品。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作为西九龙文化区“掌门”，你认为未来西九还能有哪些提升空间？

唐英年：第一点，我们还是要把中国文化透过西九文化区传承下去，更加发挥好西九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作用，让海外人士更好了解中国文化。第二点，由于我们财政资源比较紧张，我们教育部分做得还不够。这不仅针对孩子们，我发现，不少成年人虽然喜欢艺术，但不知道怎么品鉴。这需要我们进行一些文化教育，让大家更容易进入艺术世界。这也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