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郑维山两辞北京军区司令员
1953年，郑维山将军从抗美援朝战场凯旋后，按照军委的命令，他本来是要到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担任校长的，但因为身体的原因，他却不能到任。
到医院诊断后，苏联医生说，郑维山得的是“战争病”：因为长期处在战争的环境后，神经过于紧张，疲劳过度，严重失眠，饮食不规律，身体机能严重减弱。专家建议他应该放下工作，长期疗养。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郑维山的身体得到了恢复，中央决定任命他为华北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于1955年改称北京军区）。
郑维山刚回国，就被任命为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这无疑是中央对他能力的高度信任和认可。但郑维山却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没上过学，不足以升任这一职务。由于害怕辜负组织的信任，郑维山给中央写了申请，要去南京军事学院深造。
当时的很多将军对离开部队进军校是避之唯恐不及，郑维山却主动要求进军校，可见他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有着清醒的认识。
但郑维山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了两个月后，屁股还没有坐热，中央军委的命令就来了：调郑维山到华北军区，接任杨成武同志的华北军区司令员职务。
郑维山收到调令，立刻找到了彭德怀，他再次诚恳地推辞掉了中央的任命，他说：“我个人能力有限，如果要回军区，我就当副司令员。司令员由朱良才兼任比较好，请中央放心，我一定好好配合他的工作。”
彭老总向中央转达了郑维山的意见，最终，郑维山成为了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和党委副书记。
1955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公布，9月27日，庄重的授衔仪式在北京中南海隆重召开，郑维山被授予开国中将衔，同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授衔名单公布后，军委委员罗瑞卿找到了郑维山，说：“老郑啊，无论是资历还是贡献，授你中将都有些低了，下次微调的时候一定给你补上。”
郑维山自然不会在意自己是中将还是上将、大将，否则他就不会两次辞掉华北军区司令员了。
庐山迷雾
时间很快来到了1966年，郑维山已经在北京军区工作了十年多。
这一年，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和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先后被造反派打倒，郑维山也被造反派关在了军区政治部的保密室了。好在郑维山为人机警，他趁造反派不注意，在房子里找到了一部电话机，向徐向前元帅汇报了自己的处境，在徐向前的交涉下，造反派才同意释放郑维山。
郑维山随后代理北京军区司令员和北京军区党委书记的职务。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郑维山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转折。
庐山会议按照与会人员的工作地点分为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和华东六个小组，郑维山和李雪峰作为华北地区的重要领导，自然要被归入华北组。同样在华北组的，还有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政治局候补委员汪东兴。
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小组讨论中，先后表达了“一定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们身份特殊、地位特殊，有了他们的表率，大家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纷纷表态支持设立国家主席。
郑维山等人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华北组当晚就发表了“第二号简报”，编为全会“第六号简报”，这份简报声称：“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非常语重心长的讲话。大家热烈鼓掌，衷心地赞成这个建议。”
毛主席看到六号简报后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了汪东兴，汪东兴作了检讨。汪东兴后来说：“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当时，我的情绪比较激动，把毛主席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