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智书院研究员胡永杰：杜甫在洛阳居地的转移与心态的转变

胡永杰，河南舞阳人，国智书院研究员，“国智小专家”训练营导师。现为河南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同时担任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中国李白研究会理事、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理事。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洛阳文学空间研究》、河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杜甫研究史》等，合著及独著《唐诗品汇》《石刻拓片掠影》《昆池长歌》《杜甫与地域文化》《杜甫与中原文化》等作品，并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等奖项。

杜甫在洛阳一带的居所，可知者有两处，即陆浑庄和土娄庄。以前论者多认为陆浑庄即土娄庄，两者乃为一处；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两者并非一处，陆浑庄应在洛城之南陆浑山一带者也偶有之。笔者同意后一种看法，陆浑庄和土娄庄应为两处别业，它们是杜甫在洛阳一带生活时的主要居处。

杜甫早年主要居住在陆浑庄，约开元二十九年始在首阳山下筑土娄庄，移居于此。杜甫从陆浑庄移居土娄庄，直接原因可能是其父去世之故。但守制期间进一步庐于墓旁并不是唐代文人中的普遍风气，而且移居土娄庄后，杜甫在洛阳时一直居住于此，直至安史之乱发生，达十多年之久，已远远超过守制的三年之限。

所以他移居的背后当还有家庭变故导致心态变化的原因，即父亲的去世促使他不得不正式规划自己的人生，把早已有之的“会当凌绝顶”“致君尧舜上”的理想付之实践，心态由追求隐居漫游转向追求仕进。当时两京文人在都城外围营建两处或多处别业，以满足在仕求仕或隐居高蹈等不同状态下的居住需求，这一现象并不罕见，由此来看，杜甫从陆浑庄移居到土娄庄，也是一种向洛城靠近，为入仕做准备的行为。

一、遨游宿南山：杜甫居住陆浑庄时的生活及心态

（一）再谈陆浑庄的所在

杜甫的陆浑庄在何处？笔者曾撰《杜甫陆浑庄即尸乡土室（土娄庄）说质疑》一文，怀疑其在洛城之南的陆浑山一带。关于此，从杜甫的叙述中还可做一些补充。杜甫在夔州时有《凭孟仓曹将书觅土娄旧庄》一诗：“平居丧乱后，不到洛阳岑。”言自从安史之乱发生后没有再到过土娄旧庄，但《忆弟二首》却是乾元二年春，即丧乱之后“归在南陆浑庄”所作。可证陆浑庄、土娄庄实非一处。杜甫还在《遣兴三首》中云：“避寇一分散，饥寒永相望。岂无柴门归，欲出畏虎狼。”（其一）“客子念故宅，三年门巷空。”（其二）“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其三）这组诗当是乾元元年在华州作，即归东都陆浑庄探望前不久作。他归陆浑庄后所作的《忆弟二首》其二也云：“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这些诗中所云“柴门”“故宅”“故园”当都指陆浑庄。而《遣兴三首》其三云“昔在洛阳时”“遨游宿南山”，可见杜甫在南山有住处，南山当指洛城之南山中，应是陆浑山一带。这个南山中的居处当为陆浑庄，而非洛城之东首阳山的土娄庄。此外，还可从杜甫《龙门》中窥得一些线索：

龙门横野断，驿树出城来。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往还时屡改，川陆日悠哉。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

从“相阅征途上”“往还时屡改”可见杜甫经常途经龙门。那么他为何要屡屡路过这里？应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从洛阳城内外出，途经龙门；二是他在龙门之南居住，往返洛城内或远赴外地需经过这里。如果杜甫不住在龙门之南，他远赴外地其实不可能经过龙门。

从洛阳东行、北行，路途皆不过龙门，这显而易见，不用赘言。从洛阳西行赴长安是否需经过龙门，则需略作考辨。据严耕望先生考，唐代长安、洛阳之间的驿道分为南北两线，北线由长安至陕州，经渑池、新安至洛阳，相当于今天陇海铁路一线；南线，长安至陕州一段与北线相同，但陕州至洛阳一段则偏南东行，经永宁县（今洛阳洛宁县北），然后沿洛水经福昌县、寿安县（今洛阳宜阳县附近）到洛城内。并指出，南线乃唐代君主巡幸所走的道路，为主线，北线则为行军所经，盖取其捷径。但乾元元年（758年）末、二年春杜甫从华州至洛阳，又从洛阳返回华州，走的则是北线，此从“三吏三别”等诗可知。可见，即便是南线，乃是沿洛水出入洛阳城内，而龙门在洛水东南的伊水，并不在两京道上。所以杜甫西行之长安，东行之梁宋、齐鲁、吴越，北行之晋地，如从洛阳城内出发，均不可能经过龙门。当然，从洛阳向南远行，也有三条道路，即伊阙、太谷、轩辕三关道。龙门所在的伊阙关之道是从洛阳通往汝州、南阳、襄阳等地的主要通道，但是从杜甫一生的行迹看，他并没有从洛阳南行到外地的经历。

所以，杜甫云“相阅征途上”“往还时屡改”只能作第二种解释，即他居住在龙门之南，到洛阳城内或远行到外地，往返需经过龙门。这个居处应当就是在陆浑山一带的陆浑庄。

（二）杜甫居住陆浑庄时期的生活和心态

杜甫开元二十九年之前在洛阳一带的居所可能并不限于陆浑庄一处。《百忧集行》中云：“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这里提到他少年时的居处，这个居处是否就是陆浑庄，不得而知。《壮游》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可知他十四五岁时主要在洛阳城内活动，而且他的祖父、父亲长期为官，在洛阳城内营置宅第应非难事。这个“庭前八月梨枣熟”的住所应在城内为宜。但从前引《龙门》诗“往还时屡改”“相阅征途上”的描述看，他青年时期在洛阳时则主要居住在陆浑庄。

至于杜甫在陆浑庄生活的情形，当如《遣兴三首》其三所云：“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回首载酒地，岂无一日还。”乃是一种遨游栖隐、交游雅集的生活。我们知道，杜甫早年并不急于出仕，35岁（天宝五载）之前主要过着隐居漫游的生活。这种状态和心态下，他应不喜居住在城内，而是更乐意在附近的山庄中过一种隐居的生活，这是当时洛阳文人中常见的现象。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也有早年隐居的经历，武后时期他和宋之问、道士司马承祯等曾在嵩山结为“方外十友”。杜甫早年不急于出仕，显然也热衷于这样的生活，除在外地漫游外，在洛阳居住当以隐居为主，如《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记述韦济打听他的情况云：“青囊仍隐逸，章甫尚西东？”杜甫早年为追求隐居生活而主要居住于陆浑庄，当是情理中事。

二、二年客东都：杜甫移居土娄庄后生活及心态的变化

把陆浑庄和土娄庄视为一处，不但在地理位置上不合，而且从他全家的居住情况来看也不合适。杜甫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云“小子筑室首阳之下”，祭文作于开元二十九年寒食节，筑室应始于这年初或上年，可见这个土娄庄乃是杜甫后来所筑，仅是几间窑洞（据杜甫又称之为“尸乡土室”可知）。陆浑庄则是其全家所共居，如乾元二年杜甫归在东都陆浑庄时所作的《得舍弟消息》诗云：“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诗中提及其弟居住的情况，还提到家里的旧犬，可见陆浑庄并非杜甫独居之处，乃一家人共同所居，当有不小的规模。它不可能迟至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或二十九年才营建，更可能杜审言时就已有之，至少杜甫筑建土娄庄时就已经“往来时屡改”，常常途经龙门往返于陆浑庄。开元二十九年土娄庄筑成后，杜甫在洛阳的主要居处也就转移到了这里，如约作于天宝七载（748年）至九载（750年）间的《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云：“尸乡余土室，难说祝鸡翁。”题下注云：“甫敝庐在偃师，承韦公频有访问。”结合他所云：“平居丧乱后，不到洛阳岑。”可知直至安史之乱前，杜甫从长安返洛阳，依旧住在土娄庄。

杜甫为什么营建土娄庄？有论者怀疑可能与其父杜闲去世有关。但应注意的是，杜甫筑室、移居于此其实有两重目的：一可能是守墓，二是为仕进做准备。杜甫在此时所作诗文中并没有透露守墓的目的，但准备转向仕进之途的心态却屡有表露。

（一）祭祖与表露心迹

杜甫移居土娄庄后，专门祭奠了他的远祖杜预和外祖父、外祖母。《祭远祖当阳君文》云：“维开元二十九年岁次辛巳月日，十三叶孙甫，谨以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晋驸马都尉镇南大将军当阳成侯之灵。”又云：“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文应是他在移居土娄庄后的第一个寒食节祭奠杜预所作，既表达了对远祖的敬仰、怀念，也表达了要继承其志业的心愿。《祭外祖祖母文》云：“维年月日，外孙荥阳郑宏之、京兆杜甫，谨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灵。”祭奠外祖、外祖母在洛城之北的邙山，时间也是春三月的寒食节，当在祭杜预之后不久，杜甫在文中也同样表达了继承祖烈，积极进取的志愿：“幸遇圣主，愿发清机。以显内外，何当奋飞。”

杜甫移居后祭祖，并未祭奠其祖父杜审言，这应该是他当时矢志进取、欲在政治功业上有所作为的独特心态所致。因为杜预不但在政治功业和儒学上成就卓著，而且唐代还把其列为配享孔子庙堂的儒家先贤。他的外祖母则是唐太宗第十子纪王李慎的孙女，义阳王李悰之女，而且义阳王李悰及夫人被武则天下狱时，杜甫的外祖母“屝屦布衣，往来供馈。徒行悴色，伤动人伦。中外咨嗟，目为勤孝”。外祖父是唐高祖第十八子舒王李元名的外孙。可见，远祖杜预、外祖母、外祖父在功业或血缘上都极为显赫，是家族先辈中在政治、儒学上最值得自豪的人物，杜甫选择三者祭奠，应该说是在欲以追求仕进心态下的精心之举。他的这两次祭奠不啻是面对先辈庄重宣告，要继承祖烈，承担起振兴门庭的责任，代表其心态由隐居漫游向入仕求进的一个重大转变。

（二）二年客东都，山林迹如扫

杜甫这时有《赠李白》一诗：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杜甫与李白初遇于天宝三载（744年），两人和高适有梁宋之游，此诗当作于这年梁宋游之后。如果按前云其父开元二十八年去世，守制25或27个月推算，当于天宝元年（742年）结束守制，诗中所云“二年客东都”应是守制结束至和李白相遇这段时间的生活。这句中的“客”字颇让人不解，因为杜甫本身就属洛阳人，他在洛阳生活不应该称为“客东都”。如果做一个推测性解释的话，应是他移居后主要居住在城东的土娄庄，活动于洛城内，故云“客东都”。另外，从这首诗中的描述看，杜甫守制结束后的两年内已经不再以隐居生活为主，而是“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主动出游于洛阳城内，和王公名流交往，为入仕做准备。如当为此时所作的《李监宅二首》其一云：“尚觉王孙贵，豪家意颇浓。屏开金孔雀，褥隐绣芙蓉。且食双鱼美，谁看异味重。门阑多喜色，女婿近乘龙。”这些描述可为“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的注脚。

还应注意，杜甫曾与李白有“方期拾瑶草”之约，显然李白曾希望杜甫和他一道退隐求仙学道，但杜甫却表达了推脱的意思：“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可见杜甫此时的心态意在求进，虽对隐居学道有浓厚的兴趣，但心思并不在此。这颇有数年前李白面对崔宗之“我家有别业，寄在嵩之阳……子若同斯游，千载不相忘”［8］2906相邀时的推脱“幸遭圣明时，功业犹未成……但得长把袂，何必嵩丘山”（李白《酬崔五郎中》的意味。杜甫后来赠李白的诗“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表明他确实没有践行“方期拾瑶草”的相约。

可见，杜甫移居土娄庄后，确实方便了在东都城内的出入，遂有了“二年客东都”之举。移居之举和心态变化显然颇有关系。

（三）拜见李邕

天宝四载（745年），杜甫又有一趟齐鲁之行，这次东行论者一般认为是追寻李白之故。但是他并没有先赴李白所居的任城（今山东济宁），而是先去了济南拜见李邕，这当也是他追求仕进的心态使然。

李邕是前辈文人中当时为数不多的在世者，且早在杜甫少年时即“李邕求识面”，对他颇为赏识。据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全编》考，李邕开元二十九至天宝元年任滑州刺史，天宝元年至天宝三载（744年）任汲郡太守，天宝四载至天宝六载（747年）任北海郡太守。从王季友的描述及他从洛阳到滑台与李岐交往、高适与李邕交往的情况中，不难看到李邕对当时文坛的吸引力和鼓舞作用。而此时杜甫正居住在土娄庄，约从开元二十八年至天宝三载，其父亲、二姑母、继祖母相继去世，因家中事务较繁，他可能没有机会去滑州或汲郡拜见李邕。

天宝四载，杜甫处理完家中事务，李邕已转任北海太守（治所在今山东潍坊），他遂赴齐地，在济南和李邕相见。杜甫此行很可能有寻求入仕之助的目的。他《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中云：“蕴真惬所遇，落日将如何？贵贱俱物役，从公难重过。”从“物役”“难重过”之语看，杜甫确实要打算入仕，所以预想以后难有机会和李邕再相见。后来所作《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回忆当时情形云：“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论文到崔苏，指尽流水逝……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这次相见，杜甫不啻是接受了一次前辈的教育和鼓励，而且李邕还“酒酣托末契”，把自己的志节理想托付于杜甫。这对杜甫走向长安求仕，追求建功立业的理想，无疑是很大激励。

总之，开元末至天宝初，杜甫移居土娄庄后，他的行迹及心态和之前居住陆浑庄时四处漫游、热衷隐居的情形明显不同。移居背后显然有着转求仕进的目的，父亲去世、为其守制守墓，是触发这一转变的契机，他趁此机会，筑室首阳山下，实乃两得之举。移居这一空间距离上的变化，实际蕴含着与仕途疏密的心理距离上的转变。这是考察杜甫生平时需要注意的。

三、杜甫移居与唐代两京文人的居住风气

杜甫通过不同的居处以适应不同心态下的人生追求，这一现象其实在唐代两京文人中并不罕见，仅杜甫所在的洛阳，可考者就有宋之问、岑参、李颀、陈章甫、刘方平、刘长卿等多位文人拥有两处或多处别业的情况。置于这一背景下，我们对杜甫移居之举和心态变化的关系抑或有更明确的认识。

从宋之问等人的情况可见，唐代洛阳、长安两京文人既热衷于自由高蹈的隐居生活，也因在仕、求仕的原因需生活、活动于都城之内。为了兼顾这种双重形态的生活，他们多有在近郭和稍远的山林之地营建两处或多处别业的现象，入仕之心不急切时可居住在山林别业，在仕或着力求仕时则居住在近郭别业，便于出入洛阳。这是一个常见现象。

杜甫从距洛城稍远的陆浑庄移居到近郭的土娄庄，应该说也属于这一风气。他居住陆浑庄时以“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的遨游栖隐生活为主，不急于入仕；移居土娄庄后，则“二年客东都”“山林迹如扫”，主要是一种都市交游生活，开始着力为入仕做准备。应该说他的移居和心态变化是紧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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