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到1976（42）：日本已无战力，为何美国依然决定投放原子弹 | 百科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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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人对我们的“两弹一星”提出异议，表示花钱太多，今天又有大学教授表示，我们应该销毁核武器以取信美国。那么我们的“两弹一星”到底花了多少钱呢？我们该不该销毁以取信美国呢？

时间轴：1959-1964

1945年8月，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上空爆炸，标志着人类进入核武器时代。

核武器是目前地球上已知杀伤力最大的武器。

顷刻之间，一道夺目的光芒，伴着魔鬼的嚎叫，一切都将灰飞烟灭。

核武器的出现，意味着拥有它的一方，对于另一方就像清扫垃圾一样简单，而最先拥有这个恐怖武器的国家是美国。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突袭波兰之前，轴心国成员德国便在1937年2月开始执行“铀计划”。

纳粹德国的“铀计划”就是研制核武器，谁先拥有这个恐怖武器，谁将赢得最后的胜利，有了核武器，再多的军队都将灰飞烟灭。

当美国的珍珠港被日本偷袭之后，美籍犹太科学家爱因斯坦便向当时的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要先于纳粹德国制造出原子弹。

对于罗斯福来说，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这笔经费大得惊人，如此庞大的工程超出了任何一家科研机构的能力范围。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当时没有哪个资本家能负担得起如此高昂的研发费用，从寻找铀矿到开采，从开采到提炼，从提炼到浓缩，除了以国家的形式来完成，没有哪家私人公司能承接这个项目。

虽然以国家的形式来完成，但是终究要有一个负责的单位来指挥管理，这时候美国军方的报告中提出由军队来负责。

对爱因斯坦的建议还举棋不定的罗斯福，最终批复了美国军方的报告，于是“曼哈顿计划”启动。

1942年6月，美国陆军部开始实施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

当时分裂铀235的方法有三种，不知道到底哪一种最好，因此只得3种方法同时进行裂变研究，由此“曼哈顿计划”总耗资25亿美元，投入人数53.9万。

1945年7月15日凌晨5点30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的一片沙漠地带爆炸，这标志着美国率先掌握了核武器。

此时，意大利早已投降，德国也已经溃灭，轴心国只剩下日本。

此时的日本在战力上完全不能与反法西斯联盟抗衡，可是美国为什么还是要选择对日本投放原子弹来结束战争呢？

原因在于美国需要尽快占领日本本土，因为苏联距离日本更近，可能会独占日本。

美国在太平洋上与日本进行逐个岛屿的争夺，虽然不断赢得胜利，但是损失惨重，以这样的代价打到日本本土，还将伤亡上百万美国兵。

因此，美国必须要将研发出来的原子弹投到日本，一方面为了减少美军伤亡，另一方面是防止苏联独占日本。

因此，当美国拥有了核武器之后，并没有对日本发出任何警告，而是考虑将原子弹投在日本的哪个地方。

从理论上来说，原子弹投放最理想的地点，应当是地形平坦的日本大城市，选择人口密集的地方投放，可以让冲击波可以避开山体的阻挡，以确保杀伤力可以充分展现。

处于末日地步的日本，此时的打击，并不会激起日本民众的抗议，反而会迫使日本国内民众给日本政府施压，由此彻底摧毁日本的战争意志，这就是美国对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底层逻辑。

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佐治亚州的温泉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

此时，“二战”即将结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正在明里暗里地划分势力范围。

7月24日，杜鲁门不经意间向苏联的斯大林透露，美国已拥有了破坏力极强的新武器。

虽然杜鲁门没有明说是原子弹，但是斯大林已经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武器，实际上，当时的苏联也在进行原子弹的研发。

于是，斯大林高兴地建议杜鲁门，让他用新武器来对付日本。

7月25日，杜鲁门下达了投掷原子弹命令，但是对投掷的地点却摇摆不定，当时选定了两个城市：一个是京都，一个是广岛。

京都地平人多，原子弹爆炸的效果会很理想，同时也是日本文化重镇，摧毁京都可以有效摧毁日本人的战争意志。

但最终选择了广岛，理由是广岛被称为日本的“军事首都”，摧毁这里便可以摧毁日本最后的负隅顽抗。

8月6日上午，第一颗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在广岛成功爆炸。

顷刻之间，这座城市被夷为平地。

但是，日本依然没有立刻投降。

8月9日，美国准备将第二颗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投降日本。

这颗原子弹原本准备投向小仓，但因为天气原因，最后投到了长崎。

此时日本关东军已经被苏联消灭，日本本土已经没有什么抵抗力量，只能接受无条件投降。

原子弹的威力，世界各国均已经见识到了，于是大国纷纷开始研制核武器。

第二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便是苏联。

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由于在朝鲜战场上的失利，最后恼羞成怒，准备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扬言对我们动用原子弹。

此时，其他国家也在加紧研制核武器。

1952年10月3日，英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为了应对未来的战争，我们也准备在原子能方面进行研究。

1954年，地质部成立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

10月，从苏联聘请的铀矿地质专家拉祖特金与中国地矿专家高之杕领导的野外工作队，在广西梧州富钟县花山区黄羌坪采集到中国第一块铀矿石。

这意味着我们有了制造核武器的原料。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定义，铀-235纯度高于3%的铀材料，可作为核电站发电用的低浓缩铀，纯度大于80%为高浓缩铀，纯度大于90%的高浓缩铀才能作为核武器。

由此推算，制造一枚原子弹，至少需要3000吨高品质铀矿石。

互联网上搜索“邓稼先”，会看到这样一张图，邓稼先十个手指弯曲合抱成一个球体，这张图很多人不知道他在比划什么？

实际上，邓稼先比划的正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使用的核材料大小。这是两颗总重约15公斤，体积如橙子一般大小的铀-235半球。

当时每1公斤铀-235的售价超过1500万美金，而我们为了寻找到这样两块铀坯，从探矿算起，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耗费了10多万人10年的光阴，可见当时有多艰难。

1954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和马祖，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

炮击金门和马祖的目的，实际上是避免台湾问题国际化，除了拔除国民党在浙江沿海地区进行破坏活动的据点，还向美国释放不要插手台湾的信号。

但美国对此反应激烈，12月2日，美国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气势，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必须拥有核武器的决心。

我们第一次请求苏联帮助我们发展核武器，是在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

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并未同意我们的请求，他只是把我们当作了苏联的后勤基地，而并不打算让我们掌握先进的核武器。

老人家在1955年1月15日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创建中国原子能事业。

在这次会议上，从广西深山里采集到的第一块铀矿石，在周总理的安排下，被带到了这次会议上，听取了钱三强、 李四光有关发展核工业的汇报。

老人家在会上说道，“过去几年，其它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这次会议算是我们准备研究核武器的萌芽。

2月18日，彭德怀就1954年的军事工作向老人家呈送了书面报告，提出了“要逐步研究和争取生产核子武器”。

就在这一年，被羁押了五年之久的钱学森终于回到祖国。

1956年2月，我们制订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钱学森担任了科学规划综合组组长。

4月11日，周总理致函老人家和中央，“为了能够统一和有计划地领导利用原子能的工业和发展航空工业，拟分别成立原子能委员和航空工业委员会。”

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老人家在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5月26日，周总理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代表中央宣布发展导弹武器的决定。

7月28日，周总理将中国原子能工业建设与发展问题，再次向老人家和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对原子能工业的建设速度和投资问题、技术干部问题、保证完成任务应采取的一些措施和成立原子能工业部等提出具体建议。

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

也是这一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从赫鲁晓夫全面批判斯大林开始，中苏关系逐渐恶化。

1958年6月21日，老人家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出研究核武器的决定，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搞原子弹、氢弹、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

就在这一年，聂荣臻在嘉峪关以西上百公里的祁连山北麓，选定了中国第一座钚生产堆地址——404厂，对外称“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

在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金银滩选定了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对外称“青海省综合机械厂”和“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221厂是科学家聚集的地方，这里来过我们科学领域的顶级科学家，钱三强、王淦昌、赵忠尧、朱光亚、程开甲、陈能宽、邓稼先等都来过这里，而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方案，就是邓稼先最后签字确定的。

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一是为了支持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二是为了确定美国同国民党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

当时美国与台湾当局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叫嚣要对我们进行报复，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

苏联对于我们炮击金门十分在意，因为赫鲁晓夫当时正在推行他的“三和理论”，意图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投降主义，并且要求我们也奉行这一外交政策。

炮击金门后不久，苏联专门派葛罗米柯来华，特意带来了有关核试验的影片，请老人家和中央全体委员观看，其含义无言而喻。

然而，老人家的态度很坚决，在会谈时明确告诉葛罗米柯，中国不怕原子讹诈，如果美国实施核打击，我们将迁往延安，继续进行斗争。

最终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此时，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找到邓稼先，告诉他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 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工作？

一旦参加就必须严格保密，在戈壁大漠之中，隐姓埋名埋头工作，从此不能在国际上发表学术论文，与国际科技奖无缘，科学界也不再有他们的名字。

对科研工作者来说，没有科研成果的发布，在科学界中抹去自己的名字，无异于将自己的科研生命宣判死刑，但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了。

他委婉地告诉妻子，自己的工作将发生调动，并且说道，“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

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为了祖国和人民，他们可以牺牲个人的荣誉乃至生命，他们是真正德才兼备的科学巨匠。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单方面撕毁两国签订的协定。

苏联撤走了所有的专家，而这些专家在撤走时表示，没有苏联专家，中国核工业将成为一堆废铜烂铁。

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刘杰找到邓稼先，神色严峻地告诉他：“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原子弹理论设计得靠自己干了。”

造原子弹首先要做理论突破，有理论指导才能保证试验过程的安全正确，并且减少损耗，毕竟我们比起当时其他四个有核大国来说，我们的家底没这么厚。

可是，当时我们没有先进的运算设备，尽管国家已把当时唯一的大型计算机安排给他们使用，但是巨大的运算量，单靠一台计算机无法完成，于是大量的科研人员还使用着落后的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还有古老的算盘。

当时由于很多领域已经全盘苏化，而苏联的影响深入人心，以至于苏联撤走专家时，有些领导的心理跟现在有些人的心理一样，“造不如买，买不如租”。

这些人认为，我们肯定搞不出来。

于是，要求研制核武器的工程下马，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最终还是老人家拍板，坚定走自己拥有核武器的道路。

他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

不要以为做这个决定很容易，做出这个决定，就意味着你要对这个决定负责，要为这个决定承担所有的成本。

这个成本不但包括核武器的原材料成本、研究成本、试验成本，还包括所有研制人员的生活成本和工资成本。

这么大的投入，我们从何而来？

我们只能从土地上来，从劳动中来，从人民公社来。

今天的佞人一提起人民公社就恨得咬牙切齿，然而我们研发“两弹一星”和搞“三线建设”的费用，大部分来自人民公社的产出。

今天依然还有人表示我们当年搞“两弹一星”做错了，应该拿这些钱去搞民生。

这些言论的背后会不会有这样一番逻辑呢？

搞民生之后就会成为一块韭菜地，这样以后主子就能来收割韭菜了。

老人家说，“我就是个要饭的，我手里也得有根打狗棍。”

这对于今天的佞人和经济学家们来说，研发原子弹当然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它唯一的效益就是保卫我们这个政权。

我们花的钱，做的事情，就是为了保卫这个国家，保卫几千万英雄和烈士用生命换来的这个政权，别人可以忘却他们，但是老人家从来不曾忘却。

为了让研究核武器的人员都铭记苏联撤走专家的日子，原子弹工程被命名为“596工程”，即1959年6月，以此来激励科研人员。

1959年9月15日，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飞到美国，去实行他的“三和理论”。

看着代表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自己送上门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毫不客气地表示，希望在台湾和发展核武器等问题上，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赫鲁晓夫表示一一照办。

此后，肯尼迪上台，打算与苏联合作，通过条约和谈判阻止我们进入核战略，同时准备对我们实施直接的军事打击。

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至此，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四个都已经掌握了核武器，只有我们还没有，我们还在苦苦探索之中。

此时，我们正在戈壁滩上修建核试验基地，在西北的荒漠中艰苦奋斗。

来这里工作的科研人员，人人都隐姓埋名，不能对外通信，不能告诉别人自己在做什么，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老人家那一代的科学家心里没有名利，只有祖国和人民。

1961年，我们还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候我们自己的粮食不够吃，还要出口给苏联来抵债。

但是，老人家没有忘记奋战在荒漠里的科研人员。

1961年的除夕，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里举办了一次特殊的宴会，参加人员全都是参与原子弹研发的科研人员，每人面前都放着一碗红烧肉。

红烧肉也是老人家很爱吃的一道菜，而他为了和人民群众共渡难关，也已经一年多没吃过肉了。

祖国在最困难的时候，依然没有忘记这些科研人员，这令钱三强等科研人员感动得流下眼泪，祖国没有忘记他们这群在西北戈壁奋战的人。

他们高唱国歌，表达自己愿意为国奉献一切的心意，歌声与泪水、凝成他们无比强大的信念和意志。

回到原子弹的研发基地之后，科研工作者继续忘我地奋斗。

尽管当时条件艰苦，有的人因此患上贫血、夜盲症、浮肿等病症，但是他们依旧坚强地奋战在戈壁荒漠之中。

1961年10月30日，苏联在北冰洋新地岛上空引爆了沙皇炸弹“大伊凡”，又名RDS-220氢弹。

这个代号为RDS-220的氢弹重达27吨，它从轰炸机上以10500米的高度投放，在离地4200米处发生爆炸。

爆炸火球半径达4600米，形成了宽40公里，高60公里的蘑菇云，试验投放的这座岛屿在瞬间被夷为了平地，而亚欧大陆也向南移动了9毫米。

这次核试验无疑在向世界宣告，苏联在核武器上已经跟别的国家拉开了差距，而我们那时候第一颗原子弹还没有研制出来。

1962年9月11日，二机部向中央呈送了“两年规划”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此时，邓稼先及其同事已经拿出了原子弹的设计方案。

他指导科研人员先从已发表的其它金属材料的状态方程中，推出了低压区铀的状态方程，创造出一套独具特色的外推法，由此求出了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并巧妙地与低压状态的方程连接，得出了相当大区域内完整的状态方程，满足了理论设计的要求。

在没有任何实验条件的情况下，推算出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是邓稼先在原子弹攻关过程中科研上的重大贡献之一。

这意味着我们终于有希望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了，于是老人家批准了二机部的报告。

当时，我们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经济还没有恢复，美苏联手对付我们，形势比新中国成立之初更严峻。

一个月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最终我们捍卫了自己的领土和主权。

1963年，美、英、苏三国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全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以及水下进行的一切核武器试验，这项条约意味着将可能扼杀我们的核武器研发。

老人家顶着来自国际社会的重重压力，继续研究我们的核武器，迎来了最后的关键时刻。

第一颗原子弹的名字被命名为“邱小姐”，存放原子弹的容器代号为“梳妆台”，之所以叫“邱小姐”，是根据它的形态命名。

第一颗原子弹的外观似球形，连接了几十根雷管和电缆线，看上去像一个长满了长发的女人头，因此就从原来的铀球谐音为“邱小姐”。

1964年4月30日晚8时，首枚原子弹铀球进入加工环节，操刀的人是上海优秀技工代表原公浦，他被称为当时中国最顶级的技工，他的加工将决定原子弹是否成功爆炸。

1964年5月1日凌晨，原公浦完成了首枚原子弹铀球的加工，加工完成之后，他几乎瘫倒在地。

这一天是五一劳动节，而他用自己的劳动给了这一天无上的光荣。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的铀球，凝聚了十多万人十年的光阴，它太贵重了，它堪比我们当时无数人的命。

原子弹铀球加工完成之后，需要竖立铁塔，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将在铁塔上爆炸，而托举子弹的铁塔，位于新疆的罗布泊，这个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

铁塔由工程兵研究设计院设计，它是无缝钢管结构的自立式塔架，代号“701”。

“701”塔高102.43米，横断面为正方形，底部12×12米、顶部4×4米，共14段钢梁，桁架结构，塔架共8467个组件，总重76吨。

塔顶第14层为爆室，原子弹将安放在这里，距离地面100米，这里是原子弹的爆心。

1964年6月26日，铁塔安装完成。

铁塔建成后，经历了11次八级大风吹袭，塔顶最大摆幅在0.5至1米之间。

1964年9月24日，所有准备都已完毕，只等指示撤离的号角，那将是我们“龙吟”的时刻。

罗布泊虽然号称死亡之海，但是夜晚的宁静有着另一番异域的神秘美感，此刻这里群星闪耀。

在这群星之中，隐藏着来自美国和苏联的间谍卫星，特别是当铁塔竖起来之后，经过这里的卫星数量骤然增多。

对于我们研制核武器，美国早有耳闻，特别是当我们即将进行核试验时，美国国防部长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声称要用武力或核导弹对“中国核基地实施绝育手术”。

原本为共和国十五周年庆生的核爆，不得不暂时停下来。

1964年9月26日，核试验现场的21研究所、防化兵、九院的人员召开大会，张爱萍宣布，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核试验“准备过冬”！

所谓的过冬，其实就是暂时将核试验隐藏保护起来，以防止敌人的破坏，为此我们做了三方面的准备。

一方面，由总参谋部和空军作出严密的防空部署。

另一方面，二机部和国防科工委组织技术资料，安全转移仪器设备。

再一方面，外交部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

1964年10月1日，这是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日子。

我们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顶住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施加的压力，昂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国庆节之后，我们送走了外宾，老人家说，“原子弹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1964年，邓稼先40岁，他在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方案上签字确定。

1964年10月13日，核试验现场开始分队撤离，撤到80公里之外的沙滩小丘安营扎寨。

1964年10月14日20时30分，周总理批示，“同意16日作为零时”，同时准备起草中国核试验的“政府声明和新闻公报”。

接到指示之后，原子弹被安全吊上铁塔，场区各地处于待命状态。

1964年10月15日12时30分，核试验级地接到批示：同意零时定为16日15时。

14时58分，核试验现场发出命令：“蹲下，闭眼！”

最后的“龙吟”一刻终于来了。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首颗原子弹准时起爆。

一声震耳欲聋的“龙吟”，是我们向世界发出呐喊，是我们向世界发出的怒吼。

蘑菇云腾空而起，熊熊的烈火，伴着浓云翻滚升腾。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原子弹爆炸了，但是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要检测核爆数据。

核试验最重要的测试项目之一是分析核装料的裂变燃耗，据此确定原子弹引爆后是否发生了核爆炸及核弹的威力，从而检验核武器的设计水平。

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告诉世界，我们爆炸的是原子弹，而不是手榴弹。

当时我们没有先进的检测设备，只能驾驶飞机去蘑菇云里采集核爆数据。

在原子弹爆炸之前，距爆心40公里的开屏简易机场，已经停着空军运输航空兵第13师的一架伊尔-12飞机，编号为15503。

为了安全起见，机舱进气道安装了过滤器，以减少舱内的放射性沾染，机体蒙皮所有可见的缝隙都贴上了密封条，机组成员全部配发了带有密闭头盔、供氧系统、通信系统、增压系统的“高空代偿服”。

当广播里传来“起爆”命令时，机组成员从掩体内奔向飞机，冲天而起，向蘑菇云飞去，他们要在蘑菇云散去之前采集完核爆数据。

机长郭洪礼驾机冲入蘑菇云向上升腾的头部，在最危险的地方采集核爆数据。

九秒钟后，飞机穿出蘑菇云，机组正要请示地面指挥部返航时，坐在后排的剂量员高增厚突然大喊：“收集的剂量不够，测量仪器指示灯不亮！”

郭洪礼丝毫没有犹豫：”再来一次!”

飞机再一次钻进蘑菇云里，终于采集了足够剂量的核裂变样品。

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和人民军队，正是因为他们的艰苦奋斗，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强大，才没有谁敢对我们轻举妄动。

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我们终于有了可以保卫这个政权的核力量，我们终于有了一根打狗棍，核大国对我们实行核垄断、核讹诈的历史从此结束。

随后我们对外发表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今天某大学教授将这根打狗棍视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东西，表示应该销毁来取信美国，我们能听任这种教授的建议吗？

这就是今天的教授，跟那个告诉学生学习的目的就是去国外与老外交配的教授，都是一丘之貉。

这些教授或许是觉得自己不应该做一个男人，而应该自宫来侍奉他的主子。

这种教授不配存在于老人家那个时代，也不可能存在于老人家那个时代。

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也下台了，老人家戏称，“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枚一吨重的大勋章。”

然而，为了保卫政权而提升国防战略的核武器之路并未就此止步，因为美苏两国已经开始研发更大杀伤力的核武器——氢弹。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氢弹之父：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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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连载一）．戴超武．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05-25

2、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连载二）．戴超武．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05-25

3、《第二次世界大战秘密武器》．陈渠兰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5-1

4、氢弹在美苏竞争中诞生[J] ．何鸣．军事史林．2008（02）

5、世界最大氢弹研制最新内幕[J] ．聂云．航空档案．2004（01）

6、中国首颗原子弹外号叫邱小姐，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网．2021-07-07

7、你以为原子弹只是科学家造出来的吗？别忘了还有他们．人民日报．2018-12-07

8、声震寰宇的春雷——回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张蕴钰．国史网．2010-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