怂恿巴勒斯坦？袒护以色列？巴以冲突照妖镜，映射中国大国担当

怂恿巴勒斯坦？袒护以色列？巴以冲突照妖镜，映射中国大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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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7日，随着几段哈马斯武装人员攻击以色列平民和军事目标的视频在全世界疯传，新一轮巴以冲突正式拉开帷幕。

由于对巴勒斯坦历史和现状的认知不同，中国网友对这场冲突持有不同的观点。

有人认为过去几十年以色列侵占了巴勒斯坦的大片领土，以色列是罪魁祸首。也有人被哈马斯的残忍手段震惊，将其视作恐怖分子。

不过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是这场冲突中谁代表正义、谁代表邪恶，而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中国人似乎比以往更加关注巴以冲突，中国因素在冲突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中国参与解决巴以冲突并非一朝一夕，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对这场万里之外的冲突产生了影响。

一切还要从以色列首任外交部长的一份来电说起。

反帝反殖民基调下的中以、中阿关系

中国与以色列的渊源比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都要长远。1950年1月9日，正值新中国成立100天之际，新中国国务院收到了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的致电。

夏里特在来电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向中国表达了建交的意愿。

这份来电代表着以色列成为世界上第7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更是中东第1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这份百日贺礼使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欣喜不已，当即回电表达了对建交事宜的欢迎。

当时中国和以色列都是新成立的国家，都在承受国际社会的孤立，这次通信对双方来说都弥足珍贵。

这一年联合国曾就是否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问题进行过一次表决，以色列利用刚获得不久的成员国身份切实维护了中国的利益，两国关系迅速升温。

1950年6月，双方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经过几天的交流，双方就建交事宜达成一致，但建交文件没有对外公布，因为就在双方谈妥前三天，朝鲜战争骤然爆发，世界再次被战争阴云笼罩。

或许中国和以色列都没有想到，这一拖就是40多年。

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完全倒向西方阵营，在联合国多次作出对中国和朝鲜不利的表决，包括制裁中国、支持联合国军全面入侵朝鲜、将中国志愿军污蔑为“侵略者”等，与中国建交的想法也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中以关系渐行渐远。

朝鲜战争之后，两国矛盾稍有缓解，两国驻缅甸大使馆成了中央政府间的传话筒。1954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归国途中专程会见了以色列驻缅甸大使戴维·哈科恩，并邀请对方访华。

8个月后，哈科恩如约来到中国，与他同行的是一整个以色列贸易代表团，其中包括多名以色列政要。

代表团回国后向以色列政府建议加快同中国建交的进程，周恩来在半年前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也向与会代表通报了新中国与以色列、阿富汗等国的建交准备。

但事实上，经过几年的来往，双方对正式建交一事都多了一丝谨慎。

1955年的亚非万隆会议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中，周恩来从叙利亚代表团副团长艾哈麦迪·舒凯里的口中了解到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来龙去脉。

这位舒凯里副团长就是后来的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

以色列政府终于感受到压力，会议结束5天后就通过中国驻缅甸大使表达了尽快建交的意愿。但中国政府的回应却不再积极，周恩来的批示仅仅是“同以色列缓建交，但可以保持贸易关系”。

周恩来作出这一批示的原因是经过几天的接触，他意识到阿拉伯国家对反帝反殖民有更大的决心，相比之下以色列则经常做出损害第三世界利益的行为。

他的判断很快得到了印证。

1956年爆发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与英国、法国两个老牌殖民帝国沆瀣一气，企图从埃及人民手中夺取苏伊士运河。连美国、苏联都看不下去这三个国家的行为，更不用说与第三世界同进共退的中国。

经过这次战争，中以建交的希望彻底破灭，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往来却日益增多，“共产主义渗透”的谣言不攻自破，周恩来与阿拉伯世界领袖纳赛尔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埃及、叙利亚等国纷纷派出访华使团。

1965年，舒凯里再次与周恩来相见，这一次他是代表巴勒斯坦来华访问，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通过这次交流，中国政府最终确认“巴勒斯坦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反侵略问题”，这一观点被直接写进了双方的联合声明中。

在随后的历次中东战争中，中国始终站在阿拉伯人一边，以色列则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政府还设身处地地向阿拉伯国家提出建议：专注于武装斗争，不要把问题提交给国际组织，避免陷入“前门进狼后门进虎”的被动局面。

可想而知，那个时候的中以关系已经差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色列曾于1965年、1967年、1971年几次三番致信中国，写信的人包括梅厄夫人、艾希科尔等政府要员，这些信件均未得到回应。

力促巴以和解，承认双方的生存权

这段时间不仅中以关系毫无进展，世界各国甚至许多西方国家也对以色列避之不及，时任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后来在自传中将以色列形容为“多余的继子”。

经年累月的战争和日益严重的国际孤立迫使以色列改变政策，转而寻求与阿拉伯世界的和解。

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也在发生变化，北方的苏联依旧对中国虎视眈眈，但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向中国伸来橄榄枝。

与此同时，全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殖民斗争也取得了巨大胜利，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总的来说，上世纪70年代的国际社会有机会迎来一场大和解，其中也包括巴以双方的和解。在此情况下，埃及率先与以色列在美国的调停下签订了《埃及和约》。

但与死对头的和解不是那么容易被接受的，从埃及宣布和谈那天起，这个国家就被阿拉伯世界视为叛徒，埃及国内对时任总统萨达特的不满也达到顶点。

合约签订两年半后，萨达特被自己的军队乱枪打死，可见阿拉伯人对他的怨气有多重。然而这一次，中国却没有站在阿拉伯激进势力一边，因为中国领导人看到了和平的曙光。

周恩来生前就曾敏锐地意识到，以色列国成立已成事实，一味地追求将其灭国是不切实际的，更何况犹太人也曾是受到压迫的一方，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更多得是方式上的错误。

因此当中国国内出现“把以色列赶到海里去”这句口号时，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面对压迫时勇于反抗，但能和平解决时也不莽撞行事，这是新中国领导人人独有的智慧。

1980年的第35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了“中东各国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的主张，为今后国际社会处理巴以冲突定下了基调。中国政府所指的“中东各国”既有阿拉伯诸国，也包括以色列。

在与巴解组织的沟通中，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邓小平也向巴解组织领导人提出了新的建议，将阿拉伯世界承认以色列与以色列归还侵占领土、认同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挂钩。

事实上阿拉伯国家也是这么做的。1988年巴勒斯坦正式建国，承认了联合国关于保障以色列生存权的各项决议。而埃及也在一年以后重新回归阿拉伯国家联盟，这表明阿拉伯各国都转变了对埃以和谈的看法。

这一时期作出让步的不仅是阿拉伯人，以色列也保持了极大的克制，这也为该国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国际社会逐渐放弃了对以色列的孤立。

作为对以色列的安抚，在联合国取消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的投票表决中，中国投下了弃权票，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以色列的建国理念。

从1985年开始，冲突各方各取所需，巴以局势趋于缓和，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这其中中国政府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

考虑到中国在巴以冲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色列再度掀起一阵与中国交流的热潮。1991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以色列外交部长阿伦斯公开呼吁中国和苏联与以色列建交。

在另一场采访中，阿伦斯更是坦言：“如果中国今晚要与我们建交，我们当即就会回答‘同意’，并马上签字，5分钟之内就建交。”

随着巴以关系的缓和，中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最大隔阂也不复存在。这一次，中国给出了最积极的回应。

1992年1月24日，中以向全世界公布建交公报，巴以关系也步入了全新的阶段。

时代会变，中国的初心不变

自1992年开始，中国与以色列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蜜月期，这期间两国在科技、国防、农业等领域建立了深度合作。

以色列的农业技术享誉全球，农业领域的合作也是两国交流的一大亮点，数以千计的中国农业技术人员接受过以方培训，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

双方在其他领域的交流也迅速增加，每年有数百名中以大学生前往对方国家深造，两国历任政府领导人全都对对方进行过国事访问。

在两国交流的同时，国际社会也在发生着影响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中国迅速崛起，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自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2000年，以色列迫于美国的压力取消了向中国出口预警机的订单。在两国人民和政府的努力下，此事没有立即对两国关系产生太大的破坏，但这件事也给两国提了个醒：双方仍处于不同的阵营。

中国还是那个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为第三国家争取利益的大国，以色列也没有摆脱沦为帝国主义工具的命运。

进入21世纪后，新上台的沙龙政府无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感情和宗教信仰，强行闯入清真寺，打破了持续十几年的和平。

911事件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宣扬“反恐战争”理念，穆斯林群体背上了“恐怖主义源头”的骂名。一时间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态度急转直下，在美国政府的纵容和偏袒下，任何一点冲突都会变成以色列挑起争端的借口。

2003年911事件两周年之际，以色列驱逐了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政治解决巴以冲突的关口就此关闭。

三年后，联合国派驻黎巴嫩的军事观察团遭到以色列袭击，四名联合国维和人员牺牲，其中就包括中国军人杜兆宇。当印度维和部队冒着生命危险搜寻烈士遗体时，以色列士兵仍在向维和人员发动攻击。

此事在国际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以色列人在中国百姓心中的印象更是大打折扣。

此时的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完全有能力采取强硬手段。可一旦这样做，也必然会使冲突加剧，双方百姓遭受更多的劫难，这与中国几十年来秉持的外交理念背道而驰。

此后十多年，中国始终坚持促进各方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危机，并且更加关注冲突带来的人道主义危机。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多次向冲突地区提供人员、资金、设备援助。

2023年新一轮冲突爆发后，中国外交部当即表达了对冲突的关注，呼吁各方停止军事冲突。

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自冲突开始的第三天就与巴勒斯坦、以色列、埃及、沙特等国进行了紧急沟通，外交部长王毅也与巴西总统首席顾问阿莫林交换了意见。

中国的紧急斡旋第一时间为缓和危机拓宽了道路。

冲突开始10天后，中国的人道主义援助也已经敲定，中国将通过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两个渠道为冲突受害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国秉持的是国际道义，从不偏袒巴以冲突中的任何一方。随着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将为中东和全世界的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资料

殷罡.中国与以色列关系六十年述评[J].西亚非洲,2010(04):31-35.

徐宏良. 中以外交关系探讨（1950－1992）[D].上海外国语大学,2004.

吴鸣,唐亚. 中国就巴以冲突与多方紧急沟通[N]. 环球时报,2023-10-14(003).

徐泽林.巴以问题的历史与现状[J].历史教学,2004(03):69-73.

黄培昭,范安琪. 中国持续对中东展开斡旋[N]. 环球时报,2023-04-19(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