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予的55名开国上将，为何分属四种军队级别？详解授衔过程

我军在建国初期曾经设立过“总干部管理部”（1950年7月），后称为总干部部，当时是与总参、总政和总后并列的级别，是掌管全军干部工作的领导机关，而最早兼任“总干”部长的，是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

实际上，总干部部于1950年底就已经向军委提交报告，把给军队“评定军衔”作为1951年的首要任务，那为什么迟至1955年才正式授衔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抗美援朝战争正在不断升级，军队的中心任务是要作战；第二是华东沿海局势也比较紧张，各部队要进行备战；

第三是评衔工作非常复杂，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尤其是已不能光考虑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还要考虑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队职务问题，因为这场战争再把大兵团作战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如1951年7月开始的停战谈判中，我方首席代表是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同志，对方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乔埃中将，由于我方还没有军衔制度（人民军也是没有的），因此在会见时确实比较尴尬，因为体现不出来职务级别。

为了在气势上不落下风，代表团只好临时给邓华安上一个“军衔”，笼统地称为邓华将军，1955年，邓华才正式被授予上将军衔。

直到1952年4月彭总回国治病，中央决定让彭总留下来主持军委工作，同时与罗荣桓共同负责军衔评定工作，我军正式授衔的工作才开始启动。

而这一年最主要的相关工作，是全面完成了干部评级工作，也就是“军队级别”体系的确立，全军从军委主席级到战士级，共设置了十一等二十四级，为军衔的授予奠定了基本依据。

是年11月12日，军委召开会议决定在1954年1月准备实行“四大制度”，即军衔制度、薪金制度、征兵制度和后来增加的颁发勋章奖章制度，同时，为了核定工资待遇和与地方对接，各级军衔还对应了行政级别。

比如共和国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开国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国务院副总理待遇。

而开国上将根据规定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如果不太理解的话，可以比较一下，当时的“正省级”也是行政五级。

换句话说，开国上将和各省、自治区的主要领导是同一级别的，所以在军衔评衔时，要同时考虑被授予者的军队级别和军队职务两个方面，只有个别例外，比如起义将领或者已经转入地方工作的将领。

先说军队职务，在正式授衔前的1955年5月20日，曾经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编制军衔表》，其中规定了兵团司令员以下各级职务与上将以下各级军衔的比照标准，明确了编制军衔为一职一衔或一职两衔：

1、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长、军兵种司令员、政委授予上将至大将军衔。

2、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沈阳、北京、南京、济南、广州、昆明这六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军兵种副职；军事、政治学院副职；兵团司令员、政委授予上将至中将军衔。

3、新疆、西藏、成都、兰州、武汉、内蒙古这六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军兵种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区海、空军司令员、政委授予中将至上将军衔。

后面两条是有讲究的，前者的意思是“多数为上将衔，个别可以授中将衔”，后者的意思是“多数为中将衔，个别可以授上将衔”，这是由各大军区、总部各单位、各军兵种的重要性程度来决定的，比如西藏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就不可能跟任务艰巨、部队数量较多的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相比。

再说军队级别，当时设置的正、副、准兵团级所对应的军队级别分别为三等一级、三等二级、和三等三级，绝大多数“正兵团级”将军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部分“副兵团级”将军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而只有个别“副兵团级”将军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前面说过了，军衔的评定是军队职务、军队级别双重标准考量的结果。

正兵团级干部授上将33名：张宗逊、宋任穷、赵尔陆、萧克、王震、许世友、刘亚楼、邓华、杨得志、王宏坤、李克农、李达、杨成武、李涛、萧华、甘泗淇、赖传珠、陈奇涵、宋时轮、苏振华、陈锡联、陈士榘、王新亭、谢富治、叶飞、黄永胜、朱良才、杨勇、傅钟、周士第、陶峙岳、董其武、陈明仁。

副兵团级干部授上将19名：周纯全、陈再道、彭绍辉、陈伯钧、张爱萍、傅秋涛、韩先楚、唐亮、洪学智、李志民、周桓、李天佑、刘震、杨至诚、王平、钟期光、郭天民、韦国清、吕正操。

准兵团级上将只授予了1名：独臂将军贺炳炎。

无军队级别者2名：乌兰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阎红彦（四川省副省长）。

上述总的员额为55名，也就是1955年授予上将的准确人数，还是比较容易记住的。由于55名上将时任职务的名单实在太长，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在1955年授予的开国上将中，陶峙岳、董其武、陈明仁三位起义将领的军衔其实有些偏高，因为蒋军的兵团司令基本为中将衔，比如董其武就通过杨成武向主席转达了军衔偏高的态度，但是考虑到政治影响和起义将领的特殊性，最终还是授予了上将军衔。

而程潜、傅作义等级别更高的将领，由于转入地方工作，综合考虑的结果是都没有授衔。

在之后的1956年和1958年补授了两名上将，分别是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王建安（原三野兵团司令）和时任总后政委的李聚奎，因此，在我军1988年第二次授衔之前，实有上将员额为57人，殊为可惜的是，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目前已经全部离世了。

在全部57位开国上将中，还有四位少数民族将领，分别是杨至成（侗族） 、乌兰夫（蒙古族） 、李涛（瑶族） 、韦国清（壮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