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多动症孩子的妈妈决定要转学……

记者丨沙西雪儿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在刚刚读完一年级之后，曾琳终于忍无可忍，在跟教务主任大吵一架后，给孩子办理了转学手续。

回忆这一年来的经历，曾琳有些后悔，也有些生气，“（老师投诉）说孩子发出怪叫，把孩子单独安排座位，数学老师永远记不住孩子名字的正确写法……确实没法忍了，也不想忍了”。

她也一度申请过陪读，但是被学校拒绝。曾琳对此想不通：我都愿意花时间到学校协助孩子的教育，为什么学校要拒绝？

她气得要打教育局的投诉热线，但是学校依然坚持了此前的决定。暑假里，曾琳办理了转学手续，重新为孩子找了一所学校。

一切冲突的缘起，都因为刚刚被确诊ADHD。

在网络社交平台上，ADHD孩子被称为“A娃”，但这个A，并非各项成绩都拿“A”，而是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的孩子，俗称多动症。

2021年5月《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杂志公开发表的流调报告显示，中国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其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占6.4%。也就是说，50个孩子中可能就有3个有多动症。

医生们有更直观的症状描述：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写作业马虎，丢三落四，写字漏笔画，读书漏字换字，很难安静地坐在座位上上完一堂课等等。

这当中的任何一条，都是普通学校的老师们难以忍受的；但这当中的任意一条，也不足以让孩子满足去特教学校的资格。当然，很多家长也不愿意选择特教学校。

这也就带来了刚刚和曾琳所面临的尴尬——成为学校的一名“异类”。

但是，“A娃”们的入学，难道就这样进入死局？

01

# @瑜然妈妈#

西医、中医、机构、缓学

我不怕折腾，只要孩子好起来

我家是一对双胞胎儿子，先别急着夸有福气，俩都是A娃。

2017年，为了更好地迎接这对小生命的到来，我放下一切工作，成为了一个全职妈妈。孩子出生后，除了时常被哄睡折腾得筋疲力尽以外，初为人母的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异常。

直到一次家庭出游，一位从事教师职业的亲戚突然冒出一句，“你们家娃娃有点不太对，最好去看一下。”

我心中一紧，与她细聊后，娃娃平时爱闹腾、完全不专注的场景扑面而来……但当时，我从未想过这就是ADHD，也不知道何为ADHD。

由于孩子年龄尚小，医院还不能给出确切诊断，我就带着娃娃先后问了很多人，得到的回复都是：兄弟俩，可能确实有点不对劲。

随后，我带着不到两岁的兄弟俩，开始在各大注意力训练机构之间来回奔波，从语言认知课到感统训练课，换了一家又一家，一直上到现在。

兄弟俩日常训练

2020年，娃娃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由于没有摇中公办，我便把他们送到了社区的普惠性幼儿园。

在班级模式下，有了更多孩子的对比，两个孩子的“不对”也变得更明显：完全坐不住，也完全听不进老师的话，经常自己离开座位跑来跑去。

万幸的是，孩子遇到了很有耐心的老师，经常跟在俩娃后面保驾护航。

考虑到班级师生比，在娃娃即将升中班时，经过面试，我把他们转到了另一所幼儿园，依然经常惹得学校里“鸡飞狗跳”。

比如，两人坐个五到十分钟就会自己跑离座位。稍有进步的是，他们不会乱吵、乱跑，就是去班级后面的游戏区自己玩，也会有老师专门关注着。还好俩人不在一个班，不然老师要崩溃了。

语言认知训练课

在家里，晚饭后的“崩溃”每天都会准时到来。日常作业、姓名练习、读绘本、数数字……对其他小朋友非常简单的事，到我家娃这就十分恼火。

“妈妈，时间到了没？还没好吗？”这是我每天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哥哥比弟弟还稍好一些，跟他好好讲的话，他可以自主学习，但最多也就能坐住10分钟，弟弟就是随时都要闹。

今年，两个娃娃面临幼升小。为了做足准备，3月，我带着兄弟俩到华西二院检查，最终确诊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ADHD)。虽然心中早有答案，但白纸黑字的诊断书还是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相对幸运的是，医生说他们俩症状不算严重。但需要专业干预，如果放任不管，情况会变得更糟。

日常训练

随后，我给两个孩子在华西报了两个月的课程，加上外面机构的每天训练(共5小时)，内容主要包括语言认知课和感统训练课(均为2464/天)。5月初，我又多方打听到一位在ADHD颇有研究的中医，开了一堆中药，每周还要定期去做推拿，又是一大笔花销。

截至目前，近五年来为了俩孩子，我们前前后后已经花费了36万余元。其实我们现在也欠了不少债，可能有二十多万了，但还算好的，我知道有一些症状比较严重的，几乎是倾家荡产给娃娃治病。

虽然医生都说不算严重，但经过综合评估，我们还是决定缓学一年。

对于上小学，我们心里不是很忐忑，从同类型的其他家长反馈来看，入学有点靠运气，有的公立学校对此很包容，但有的学校会频繁约谈家长，我们也在考察各种私立，但也有进了私立反而更恼火的，只能再看吧。

02

# @林爸爸 #

比起自身的ADHD

我更怕“外界因素”毁了孩子

我们第一次发现儿子不对劲，是在孩子五岁多的时候。

在家里，跟他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很容易“神游”或者“逃跑”，一点都不专注。幼儿园的老师也有所反馈，在一些需要安静下来的活动中，儿子会表现得很不适应，有时也会出现下位走动等问题。

多方思虑后，我们带儿子去了华西医院。尽管六岁前ADHD无法诊断，经验丰富的医生还是给出了结论：儿子应该就是ADHD。

听到医生的诊断，如果非要说反应，大概就是“意料之中，情理之外”。也许还是心存侥幸，儿子满六岁后我们又去了一趟，结果并未有所改变，就这样，我终于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儿子就是个“A娃”。

图源pixabay，与正文无关

我们此前并没有觉得是个大问题，因为如果不把孩子放在类似课堂这种的一个模式、一个环境里面去对比，确实也看不出孩子有啥问题。因此，当时我们并没有对他进行太多的干预。

但进入小学阶段，问题全都爆发出来了。

去年9月，我们把儿子送到对口的公立小学就读。与幼儿园不同，让我儿子安安生生坐在座位上40分钟，简直是“难如登天”。于是，在相对传统的教学模式下，上课接话、下位走动、做小动作等行为，让他显得和别的孩子乃至整个课堂格格不入。

也是从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对他进行集中干预，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行为训练。在学校，我爱人辞去了工作，当起了全职陪读妈妈；在家里，我俩每天轮班制，看着儿子写作业、注意力培养以及体能训练等等；在校外，我们还把孩子送到了一位从事特教的朋友那里学习、训练。

当时因为有疫情原因，孩子在学校待的时间很少，所以，孩子的一年级上学期还算是“相安无事”地度过了。

直到今年年初，孩子步入小一下学期之后，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崩溃”，或者说什么叫“困境”。

图源pixabay，与正文无关

这个“困境”包括很多因素。

首先，来自于我儿子。以做作业为例，作业两个字简直就像他的雷区，他一听见就浑身难受。好不容易坐下了，他又开始“整活儿”了，比如说拿一张纸来演算，他连橡皮都要选个四五颗，如果纸上有痕迹还要一一擦干净……总之，我和他妈妈俩人，每天就是互相“灭火”。

其次，来源于家庭。我儿子现在还有一些对立违抗的问题，我说往东，他就非要往西。但由于我对这方面知识或者能力的欠缺，我会很容易违背自己，比如说我明明不想生气，但基本上每天还是在跟他生气，有时候甚至忍不住要动手，但每次训完他我又非常后悔、非常愧疚，真的是一种很矛盾的心理。

最后，可能是来源于学校或者社会。刚开学那段时间，我三天两头地接到班主任的电话，内容多是其他家长或者老师对我儿子的“控诉”。当然我非常理解，毕竟一堂课40分钟，老师可能要用不少时间去安抚这一个小孩。但是，作为一个爸爸，当我看到老师把我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分为二时，我非常生气，也非常难过，也很无奈。

举个例子，有一次孩子班级要上公开课，老师就会委婉地传递一个信息，娃娃能否不上这节课。再比如说两个小朋友闹矛盾动手了，这个时候因为我儿子的“略有不同”，好像谁先动的手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无论是老师还是其他家长，可能下意识就会认为错的是我儿子，这是最让我担心也是最害怕的一点，有时候听见儿子回家说“老师总是冤枉我”，我真的很心碎，也很无力。久而久之，我们和之前一些相处的还不错的家长，也都形同陌路了。

图源pixabay，与正文无关

换位思考的话，我也能理解，谁愿意自己孩子的课堂被破坏呢？

后来，我们联系了一所特教学校的老师，他们专门搞了一个为片区内这类孩子提供的“教育110”服务，会到孩子的学校跟老师做一些交流培训等等，普及正确且专业的教育方法。近两个月，我几乎没有再接到老师的电话了，而且在没有陪读的情况下，孩子现在也可以遵守纪律，懂得规则意识了。

对于A娃的教育，我先打个比喻，A娃其实就像近视眼一样，他只是看不清远处的东西，你不能说他是不用心或者是他品行的问题。我们家长能做的就是，如果孩子遇到一个不友好的环境时，要加以引导，避免孩子心中留下阴影，更避免ADHD“被”成为一种品行的问题，最后就是放低对娃娃的期望，拥有健全的人格、快乐的生活就足够了。

03

# @曾琳#

读了一年小学后

我们选择了转学

三岁时，孩子确诊了语言发育迟缓，一直持续了三年的治疗，主要包括PT（物理疗法），OT（作业疗法），ST（言语疗法）。

去年暑假，娃娃面临幼升小，语言表达能力虽然有所改善，但与同龄人相比，还是略微欠缺。担心娃娃因为这点在学校受欺负，我就又带着他去医院复查。

然而，这次医生推翻了原来的诊断，改诊断为轻度自闭症。

听到这个结果，说实话我非常懵，我开始回想娃娃这几年的表现，对啊，好像并没有什么异常。

孩子幼儿园是在一所偏美式教育的私立读的，整体的教学风格会更加开放包容一些，老师经常带着学生一起“爬高上低”、“满场飞”，有时发现我儿子不对劲，老师甚至会抱着他上课。后来到了中班，我们带娃娃去医院干预了之后，他已经可以单独参加学校的夏令营活动。

刚刚的乐高作品

所以在幼儿园时期，娃娃各方面表现都还不错，在班上更不是“特立独行”的那一个，当然，事后回想，也许有些问题只是暂时被掩盖了。

去年孩子该上小学了，我们放弃了对口的第一梯队的公立小学，把娃娃送到了一所私立。现在回过头看，这是我做的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出于对娃娃的担心，我在第一学期刚开学时就申请了陪读，学校并未同意。不过由于疫情，当时娃娃大多时间都在家里，所以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复课之后，问题一下就集中而来。

上课接话、下座位、扔书本……我儿子的言行，仿佛是一瞬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干预老师的话说，他应该是面对陌生的环境、不同的教学体系，出现了“行为倒退”。

但是，与幼儿园有所不同，我们读的这所私立小学还是偏传统、偏“鸡血”路线的，所以面对我儿子这样的娃娃，不了解的老师可能会下意识地认为，这就是一个“差生”，不尊重师长、不遵守纪律，然后训斥他、讨厌他。

刚刚

孩子的班主任还好，因为这位班主任之前带过一个特殊儿童，所以他处理起来会相对有经验，但对于一些年轻老师来说，可能就“烦死了”。

比如有一段时间，我儿子的作业，有些老师压根不批改，后来我专门去学校沟通了这个问题，才有所改善，但“特殊对待”并未彻底消失，公开课被发配到办公室玩、偶尔会被赶出教室、情绪管理课被劝退、搞孤立……

久而久之，我儿子也开始了自我否定，“妈妈，他们都不喜欢我，所以我现在也已经不喜欢我自己了。”

你知道，当家长的人，听到这句话有多崩溃。

后来，我又带他去了医院，最终被诊断为混合冲动型ADHD。为了更好地照顾他，或者说是了解他，我专门去考了一个影子老师证书，并再次向学校提出陪读申请，但依旧是石沉大海。

现在整个国家都在提融合教育，也就是说明是有这个现实需求的，像江浙一带，有些学校和医院搭建了合作平台，开设相关的资源教室，会由专业的医生、老师来实时评估孩子的表现，并同步给家长。

所以我也很茫然，我完全理解老师面对A娃的生气烦躁或者束手无策，但我不理解学校为何不愿让更专业的人介入呢？

刚刚给妈妈“补美甲”

一年级结束后，我们带着孩子转了学，学校同意了我的陪读申请，而且老师还主动跟其他小朋友沟通我孩子的情况，我真的很感动。

但更多的孩子未必都能有这样的运气，所以，如何系统化地解决这类孩子的入学问题，还得有成系统的方法。

一所学校的“助力”实验：

建立医校联盟，

让A娃也能不掉队

如何让A娃们的入学不开盲盒、不靠运气？如何让A娃既能融入普教学校，又不影响其他孩子，也不影响老师的正常授课？也有学校已经展开了初步的探索。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慧源校区（以下简称：成师附小慧源校区）是从2018年开始这项探索的。

探索的起源，来自一线老师们的反馈：

“一班的小A就像个小刺猬，经常和同学们吵闹，有时还会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

“二班的小B上课总是在课堂上捣乱，接话茬、下座位、扔书本……”

“三班的小C不太会表达自己，和同学发生争执的时候，只是一味地重复：我没动，不是我。”

按照最传统的教育认知，这无非就是班里的“调皮蛋”或者“超级调皮蛋”罢了。

不过，经过多次的例会交流，老师们发现，这样的“调皮蛋”似乎不在少数，而且“仿佛没有共性，但又彷佛有些共性”。

教导主任边颖也注意到了老师们的反馈，为了更好地寻找这类孩子的共性，学校特地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确实隔行如隔山，同时整个社会也缺少对多动症知识的普及，所以，对于这类孩子，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有往病理这个概念上去想，只是觉得孩子调皮捣蛋而已”，边颖回忆，即使成立了工作室，大家还是按照教育的传统逻辑在对这些“调皮蛋”进行规范。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边颖认识了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康复科的周晖主任。在跟周晖交流的过程中，当听到一条一条被列举出来的ADHD症状时，边颖同时回忆起了老师们的反馈，瞬间茅塞顿开，“全对上号了！”

双方很快达成共识：学校和医院联手，一起来解决ADHD学生们遇到的问题。

第一步很明确，定期为学校老师开展培训，让学校的老师们知道啥是ADHD，“医学概念的普及，既能让老师更早地发现这类孩子，以便于及时专业介入，同时，普及概念，才是打破偏见的最好方式”。

当老师们用专业认知识别到了孩子或者可能的孩子，这就进入了第二步。学校专门成立资源室，并在医院的指导下建立了一套评估体系。如果班上有疑似ADHD的孩子，一方面由班主任和各科任课老师根据量表，进行一个长达半年的日常观察记录，来对这个学生做出一个初步的评估，看是否只是调皮还是真的多动；另一方面资源室的心理老师会随班跟课进行观察，如果确实存在异常表现，在充分和家长沟通的前提下，便会考虑将孩子转到医院，进行更专业的介入。

对于这两个环节，边颖和周晖都认为，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一是可以协助早期甄别，以便专业的医学手段可以更及时地介入；二是打破偏见，“按照传统的认知，他们可能会被贴上调皮、不听话、烦人等标签，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孤立，甚至被放弃”。

破题：

A娃妈妈给班上的其他家长

一人送去了一封手写信

随后，在周晖帮助下，成师附小慧源校区的ADHD儿童帮辅体系正式形成。

一方面，除了开展定期培训，医院会针对学校如何培养A娃、如何建设课程，老师如何与A娃相处等方面，给出专业的指导和建议。

另一方面，学校探索开设了特殊课程，针对A娃设立了不同的教育模式，比如日常的作业都会布置得不一样，还有心理老师定期“对话”A娃，去走进A娃内心世界。与此同时，老师会及时记录班上A娃的行为表现，并同步反馈给医生，为下一阶段的治疗诊断提供参照依据。

《医教结合背景下小学ADHD学生全景支持策略实践研究》开题会，图源成都师范附属小学慧源校区公众号

当然，现实的发展，并没有理想中那般顺利。比如说每天面临日常崩溃的班主任，比如来自其他家长的不满甚至投诉，比如孩子们之间对某个A娃的私下议论……

所有这一切，边颖都提前料到了。“孩子的病症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这个过程里，其他家长有意见，老师的耐心被用尽，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正因如此，破题的核心点，就在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班级生态。这个生态包括三个群体：全体任课老师、班级同学、其他家长。“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让这三者都对班上的A娃有所了解，对ADHD有着正确的认知，从而建立一个良好平衡的生态，为A娃提供一个宽松有爱的环境。”

怎么建立？其实就是沟通和交流。边颖讲述了一位妈妈的真实经历。

当时一个班里有个A娃，很多家长对此都有情绪，就怕这个孩子影响到自己的孩子。这个A娃的妈妈是怎么做的呢？她首先是过了自己心理那一关，给班上的所有家长写了一封信，告诉大家：我家孩子是个A娃，也许他有一些行为大家不太喜欢，但孩子确实并非有意为之，很多时候他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我们正在积极治疗，所以如果孩子出现一些较为特殊的行为，请大家见谅。

“你能想象吗，就是这样一封信，真的融化了之前像冰封一样的家长关系，很多家长在了解了ADHD的专业知识后，不但理解了这个妈妈，还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能对患病的同学有偏见……你看，这不但缓解了家长之间的紧张矛盾，甚至也成了一堂其他孩子的成长教育课”。

其次就是老师这个环节。作为教育人，边颖太理解老师们的崩溃，但这种崩溃，主要还是因为相关专业知识缺乏，导致老师们面对A娃时不知道怎么办。“事实证明，在学校和医院定期分享交流后，老师的困扰其实会减少很多。然后老师就会在医生指导建议下，不再过度用同龄人的标准去要求A娃，而是以鼓励教育为主。”

周晖也认为，老师的专业认知和理解接纳尤其重要。在《致老师的一封信》中，周晖曾这样写到：

我由衷地相信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表现好，但有时候“力不从心”而已。就像喉咙发炎要咳嗽一样，不是想不咳嗽就能不咳嗽，而是受疾病的影响，需要治疗症状后才能不咳嗽。

五六年的探索，边颖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最优解，也没有什么万能通用规律，想要解决ADHD孩子的教育问题，思路并不复杂：别让A娃家长孤军奋战，用专业打破偏见，用包容代替偏见，然后学校、医院、家庭应该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合力。“他们（孩子）需要的是爱和接纳，而不是被歧视和被抛弃”。

那么，A娃怎么诊断？能否彻底痊愈？家长、学校又该如何更好地联手教育？我们专访了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康复科的周晖主任，请关注下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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