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雨 | 二十世纪中印艺术交流一瞥

近日，“花开并蒂：二十世纪中印艺术交流展”的虚拟画廊在上海纽约大学环球亚洲研究中心网站发布。本次展览是2019年北京大学“‘和平之乡’的中印文化艺术交流——学者常任侠与画家常秀峰”展的“扩充版”。2020年1月，上纽大环球亚洲研究中心受南印度本地治理阿罗频多学院的邀请，前往参观该学院收藏的三百余件东方哲学大家徐梵澄先生旅居印度期间的书画珍作。后又经多方收集，于是有了此次“花开并蒂”展。
展览精选高剑父、张大千、叶浅予、石鲁、常秀峰、徐梵澄等重要中国现代艺术家的作品，以更全面地呈现这段易被遮蔽的历史，补足二十世纪中印艺术交流史的研究之阙。
策展人延雨（上海交通大学）在此介绍展览的设计和展品背后的故事。展览地址：https://cga.shanghai.nyu.edu/cn/vr-gallery-cn/

徐梵澄《是身是月是寒潭》，1940年代 南印度本地治理阿罗频多修道院藏

1952年，东方艺术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常任侠先生在文章中写道：“中国与印度，是世界最古的两个文明国家；中国与印度，又是亚洲的两个土地最广、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过去中、印两国不仅在宗教、哲学、文学上互相照耀，就是在艺术的各种表现上，也像并蒂的花枝，互吐芬芳。”

在美术史上，中国与南亚的交流曾在北魏至唐代臻于繁盛，绮丽的敦煌壁画即是珍贵的见证。可惜在唐代之后，相关艺术交流逐渐从历史记载中湮没不显。二十世纪初，当中印共同面临列强入侵时，彼此之间的历史联结重新被点燃。1924年，印度桂冠诗人泰戈尔率文化代表团访华，梁启超在欢迎辞中亲切地以“兄弟之邦”称呼印度。新中国建立之后，印度亦有“Hindi-Chini bhai-bhai”（中印是亲兄弟）的口号广为流传。此后，多位中国艺术家赴印访问，并受邀在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Visva-Bharati University）驻留，亦有印度艺术家和留学生来到中国，师从中国艺术家学习绘画。

此次“花开并蒂”展览特别采用Unity引擎3D建模技术，选取中国传统四合院的建筑风格搭建虚拟展览空间，不仅希望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实景观展体验，亦期与二十世纪泰戈尔访华时北平文人艺术家的日常生活空间相呼应，用折叠的时空来纪念这段文化交流的历史。

— 启行天竺 —

在这座云端院落中，中庭的一池荷花在水中熠熠辉映，从正厅进入，依次分布着四个展厅。第一展厅再现了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中国的现代艺术大师高剑父、徐悲鸿、张大千、叶浅予等人在印度写生，并受邀于泰戈尔所创办的国际大学驻留期间创作的一系列富有南亚风情的作品，如阿旃陀壁画人物像、喜马拉雅山风光、印度街头人物等。其中，高剑父、徐悲鸿、张大千等还曾在印度举行中国绘画展览。这一展厅除了呈现诸位现代艺术名家的印度写生与临摹作品之外，还收入了目前已知第一位赴印留学画家常秀峰的精彩画作。

常秀峰曾就学于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拜于徐悲鸿门下。1947年经徐悲鸿推荐，前往印度国际大学美术学院（Kala-Bhavana），师从印度现代绘画大师南达拉·鲍斯（Nandalal Bose，又译卜斯、难陀婆薮）学习印度绘画。常秀峰留学印度时期的作品中，既有对印度莫卧儿细密画的临摹，也参鉴了新印度艺术运动所流行之蛋彩画的创作。另如手工艺品设计图，其中圆形外廓被认为借鉴了印度巴尔胡特佛塔围栏的圆形浮雕样式，色彩上采用了印度织物常见的棕褐色调，这与常秀峰在蛋彩画和细密画中采用的明亮色彩有着明显的区别，而大象、莲花、印度人物和传统服饰等题材也是印度手工艺品中的典型装饰图案。凡此种种充满异域元素的绘画风格，均为我们带来了有别于佛教艺术这一古老中印艺术交流主题的全新认知。

常秀峰 《靠垫设计图》，1948

常秀峰《国际大学校园一角》，1950

— 互融共生 —

二十世纪的中印艺术交流中，中国艺术家在观赏学习印度的美术遗产之外，也创作出种种融合了中、印绘画元素的新风格。这些融合，既包含主题的融合、技法的融合，同时也有绘画材料和工具的融合。

例如，张大千作于1950年的《寂乡舞》中，一位身着纱丽的女子翩翩起舞，画家巧妙地将印度当地的舞姿与中国敦煌人物画的工笔设色技法结合在一起，不仅呈现出印度女子婆娑起舞的异域风情，同时也流露出中国女性含蓄内敛的神韵，赋予了画中人物一种超脱尘世的美感。

张大千创作印度舞女绘画系列，最初乃受叶浅予的影响，其曾述及：“日寇入侵我国，浅予携眷避地天竺颇久。我受降之次，浅予归国。馆余成都寓居近半年。每写天竺寂乡舞女（寂乡者，泰戈尔大学所在之村名也）。奇姿逸态，如将飞去。余爱慕无拟，数数临摹。偶有一二似处，浅予不为诃责，转为延誉，余感愧无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叶浅予从漫画转向中国画的第一批作品，即是他访问印度归来所绘的印度舞画系列。其多以敦煌手法描绘现代舞姿，借国画笔墨捕捉运动中的优雅与飘逸，线条轻快流畅，富有节奏的律动。舞女纱丽的衣褶随着轻曼的舞步摇曳飘动，仿佛传来手鼓节拍和银环相触的美妙声音。

这种技法的融合，也可见于常秀峰《国际大学校园一角》，其所描绘的是印度和平之乡——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四周的景致，技法上虽主要采用当时印度孟加拉画派最为流行的蛋彩画法，但在山石的描绘上，则延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皴法，如此将中印艺术之精粹融为一炉而冶之，形成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风貌。

张大千《寂乡舞》，1950

— 笔绘人民 —

对于平民日常生活的注目与关怀是二十世纪亚洲艺术普遍的创作旨归。在中国现代艺术由精英品味向大众审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与南亚的交流曾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泰戈尔1924年访华期间曾作特别演讲，强调艺术应该为生活服务，并鼓励中国的艺术家们走出画室，到大自然中身临其境地描绘山石草木，去融入平民的日常生活，观察他们的劳作，体会他们的苦辛，以发自内心的热爱与关怀来创作艺术。

二十世纪中叶，画家徐悲鸿、石鲁等人访印归来之后，深受印度底层劳动人民艰苦生活之触动。石鲁在看到黎明中辛勤劳动的女性时曾感叹：“世界上还有不少这样的女人：她们的头顶似乎生来就不为戴什么花，就像柱头本来就是顶住房盖一样……那些女人头顶上重叠着圆圆的瓦罐，多么像印度古老的皇宫屋顶。虽说月光下看‘大吉玛哈’的墓顶显得多么圣洁，而我看在黎明中那些顶水的女人也有宝塔般的庄严和雄伟！”艺术家们感慨中印底层人民之悲苦，亦曾将这些图景融入自己的绘画创作之中。此外，木刻运动兴起之后，由鲁迅所倡导的与广大人民群众命运休戚与共的木刻艺术，也曾由中国艺术家传至印度并产生影响。

叶浅予《印度三人舞姿》，1948

— 丹青遥寄 —

中国艺术家在旅居印度期间所创作的作品中，往往也包含着不少传统书画。这些翰墨丹青，或为闲情逸致之抒发，或作去国怀乡之纪念，常与中国古典诗词之意境相表里，是艺术家内心真实情感的写照。第四展厅特别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来营造室内空间，其中陈列之作品，包含常秀峰先生印度留学期间所作的系列中国风格之山水画、学者徐梵澄先生居于南印度本地治理时期所绘之竹、荷、梅，以及题赠阿罗频多学院神圣母亲的山水之作，亦有画家“云山”赠予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的风雅之礼。艺术家受当时条件所限，而使用印度当地颜料来配合中国水墨技法作画，别有一种韵味。此外，这些作品多配有书法题跋与印鉴，且常常是在印度友人观看时所作，部分展品还曾在印度公开展览，从中亦可看到中国古典艺术在印度的传播与反响。

在这座线上庭院中，观众从西厢房的第四展厅走出之后，穿过中央莲池可到达最后的特展展厅“道心惟微”。该展厅特别为纪念徐梵澄先生而设，徐梵澄自1945至1978年在印度潜心研究精神哲学，他曾赠予阿罗频多学院的神圣母亲300多件艺术作品，其中30幅绘画收入此次展览。

徐梵澄的画作主题集中于中国山水、花鸟，多为水墨或水彩设色，作品往往包含强烈的自传色彩或神秘意涵。他书法造诣亦深，雅擅多种字体，尤精古文字。此外，还精通英、德、法、梵、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亦通天文学。其一生简淡超脱，远隔名利俗尘，尤爱竹之高洁。

此次展览是徐梵澄旅印期间书画作品首次在印度之外展出。在展厅中，天花板与四周墙壁融为一片寂静的星空，中间的竹林中安放着一张藤椅和徐先生生前的烟斗，四周徐徐呈现着其旅居印度三十三载岁月中的艺术遗珍，如是布置，乃源自对徐梵澄先生的至高崇敬。

上世纪中印之间的艺术交流，除了高剑父、徐悲鸿、叶浅予、张大千、常秀峰、石鲁等人在印度访问和驻留期间的创作，也有印度艺术家如南达拉·鲍斯以及印度留学生如苏可拉（Y.K.Shukla）、周德立（N.R.Chowdhury）与欧辨才（Jaya Appasamy）等人在北平与齐白石、徐悲鸿、王青芳等中国艺术家学习绘画的经历。云端虚拟庭院的数字世界，为二十世纪中国与南亚艺术的再次相遇创造了一个永恒的空间。在这里古今时空交叠，观众与艺术家精神相会，更多精彩的作品将不断被纳入进来，也得以令更多美丽的故事延续和生长。

中国和印度有着悠久的跨文化互动历史，这种互动是通过佛教培育起来的。我们在此集中探讨两国之间的艺术互动，重新发掘这些古老而持久的联系，希望让人们关注到中印两国人民思想和观点的交流、融合，以及在艺术、文学和知识等领域的开创性。
——沈丹森（上海纽约大学环球亚洲研究中心教授）

与汉唐时期的情况明显不同，近现代中印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多层次的、多阶层的、多民族的、多学科的互动。双方的交流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商业、贸易、工业、民俗，也涉及宗教、文化、医药、艺术等范畴。
——陈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作者：延雨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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