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之策,可抵百万雄兵!”
这是康熙帝对大清开国谋臣范文程的一句评语,大有将之与汉初张良、明初刘伯温相提并论的意思。
张良、刘伯温,千古闻名,范文程少有人知,不是因为他名不副实,而是他身为汉人却投靠满清,有“汉奸”嫌疑,为传统宗法社会所不齿。
但是,也有人不认同“范文程是汉奸”的说法,理由有二:一、满清只是边疆少数民族,但不是异族;二、范文程虽是汉人,但细看身世经历,他从未入过明朝官场,自始至终没有侍奉过二主。
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历史人物充满争议,实属正常。
既然如此,探讨这个人物,咱们不妨搁置争议,只论史实,来看看这位被康熙盛赞的谋臣,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范文程出生在祖籍沈阳的一户仕官家庭。曾祖父范锐,曾出仕为明嘉靖朝的兵部尚书;祖范沈,曾官至沈阳卫指挥同知。小时候,范文程聪颖好学,悟性高,遇事极机敏。其父范楠因为没能读书入仕,时常以“望子成龙”的口吻夸他,此子类贤不类父,将来必定金榜题名,光耀门楣。
若是太平盛世,换在安稳之地,范楠的夙愿也许不难实现。
怎奈,当时的辽东地界,因努尔哈赤的崛起而动荡不安。万历四十三年,范文程与伯兄同进沈阳县学秀才,次年回抚顺奔丧。正是这一年,努尔哈赤宣布与明朝决裂,建立“大金”政权,辽东因而成了烽火连天、兵荒马乱的战场。
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率虎狼之兵攻克抚顺,大肆掳掠,而后将所掳人畜三十万分别赏赐有功将士,降民编为一千户。范文程身在抚顺,自然难以逃脱,他先是被绑入降民之列,差点被杀,后来侥幸被编入满洲八旗镶红旗下为奴。
按说,作为大明的子民,遭此劫难,应该痛恨满人才对,但范文程却因为努尔哈赤的一个举动,而有了一些“感激涕零”的情感。
据史书记载,多年后,有一次,范文程回抚顺葬亲,去墓地的路上,他指着一处地方对好友孝廉讲说,这就是我差点被“杀”的地方。当时十七个人皆被绑,行将施刑时,太祖忽然问,“你们识字乎?”众人答,“是生员。”太祖听了很高兴,最后将十七个读书人都留了下来。
另有诸多文献记载,努尔哈赤在大开杀戒时注意到范文程,是因为他相貌不凡,有伟岸之姿。后经询问,得知他是范仲淹的后代,努尔哈赤便对身边贝勒说,“此名臣子孙也,其善遇之。”
这两种说法,虽然情节有别,但都突出了一点,范文程归清,是仕子遇仁主,其间没有什么背叛,只有顺应天下大势。
说到顺应天下大势,礼亲王昭梿将范文程描绘的更具豪情,他略去范文程被掳这一节,宣称他是大丈夫识时务,“仗剑谒军门”,主动投奔了努尔哈赤。
这几种说法,范文程因相貌不凡侥幸活命,恐怕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要知道,努尔哈赤在强势崛起之时,有极其野蛮的一面,他极度厌恶明朝的读书人,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恨不得将这些人斩尽杀绝,所以范文程因识字而活命,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一点也决定了在努尔哈赤时代,范文程不可能受到重用。事实上也是如此,侥幸活命之后,范文程没有摆脱歧视与凌辱,在压抑郁闷中,他整整苦熬了九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站在其父的肩膀上,帝王格局要高得多。登基即位后的第八天,皇太极便让所辖汉民“分屯别居,编为民户,选汉官为清正者统之”,如此一来,百分之四十的汉民奴隶恢复了民户的地位。不仅如此,皇太极还与时俱进,摒弃了其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野蛮与偏见,多次选拔和荐举汉族和蒙古族官员加以“量才录用”。这一系列的举动,赢得了不少汉族和蒙古族有识之士的支持,他们甘愿“实心齐力报答皇恩”。
这其中,范文程就是典型一员。
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设立文馆,要求文馆“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躬之得失”,这是“知兴衰,明得失”的又一雄主举措。为了尽快为文馆招揽人才,同年八月,皇太极颁布一道上谕:“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力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艺文通明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以下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扰。有考中者,仍以别丁赏之。”
参加这次考试的生员一共300多名,最后录取200名,范文程以卓越文才,名列前茅。
在创业集团,敲门成功之后,有大才,能献破局之策者,往往很容易出头。进入文馆之后,范文程心智极明,他不仅体察到皇太极的困境,而且胸中已有解困之策。
自努尔哈赤在宁远被袁崇焕挫败郁死之后,皇太极在宁远、锦州一线与袁崇焕多次较量,但如遭遇克星一般,近乎每一次都以损兵折将而告终。
此时的范文程只三十岁出头,作为谋臣,他起点甚高,上来便将袁崇焕剖析透了,所出计谋也是令人侧目。
范文程对皇太极说,袁崇焕此人,不仅敢战、敢守、敢拼、敢胜,而且具有谨慎清醒的头脑。他知自身优势,亦知自身弱点,若硬攻强取,恐怕难以奏效。汗王应该清楚,眼下袁崇焕抛出“和议”,实为拖延时间,以便补充兵力,巩固城池,进一步理顺与部将的关系。我若硬对,看似上策,实则失智。
皇太极问,何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