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解：我的故土

不管探索的路途有多远，故乡都是我回归和出发的地方。我的原始积累都在那里。忘记故乡是可惜的，也是悲哀的。

大解。

大解，原名解文阁，1957年生，河北青龙县人，现居石家庄。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有长诗《悲歌》，寓言集《大解寓言》，长篇小说《原乡史》。诗集《个人史》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和首届中国屈原诗歌奖金奖，其他作品曾获《人民文学》《诗刊》《十月》《星星》年度奖，天铎长诗奖，孙犁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作品收入400余种选本。

我的故乡在燕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山村。我20岁以前一直没有离开过故乡。从祖坟上看，从我上溯十代，都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因此，我真正的故乡是一片坟地，我的先人都聚集在那里。而在近万年的农耕时代里，究竟有多少人在那片土地上生活过，已经无法考证。他们早已化为泥土和草木，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参与着生命的循环。那些构成我身体的基本元素，也构成了我的精神根源，使我走到了今天。

想写一写我的村庄，愿望已经很久，直到2008年初，我终于把我的故乡写进了小说里。现在想起来，我出生时的故乡是何其荒凉、贫穷、神秘，几十个茅草屋，四周围拢的群山，向山外延伸的小路，构成一个闭塞的小世界。我的童年时期，现代文明还没有进入那片深山区，稳定的农耕结构把人们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人们依靠基因和传说进行着生命和文化的传承。在那些年代里，生活本身就是神话。我听到的，我看见的，我想象的，可能都不是生活的真相，但却构成了我对真实的向往。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越是想接近真实，得到的越是相反，因为总有一些东西让人们无法接近。于是，我把那些模糊的事物，那些笼罩命运的迷雾，转换成精神幻象，通过具体人物的生死，呈现出故乡的大致轮廓。这样的努力也许不能穿透历史，但至少激活了我个人的记忆，使我在有效的文字通道里，打开时间之门，回到以往的岁月。

我的小说《长歌》《他人史》《原乡史》都是我的故乡的写照。在我的村庄里，时间是不存在的，只有日月在轮回，推动着万物的生死。时间变得模糊以后，生活很容易膨胀为梦幻。我的任务不是去澄清这些，而是顺水推舟，深入这种幻觉，直到与神直接通话。因此，我的小说中的人物都是通灵的，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被生活挤到外面，而是主动离开或被领走。生命的属性告诉我们，尘世无法离开，肉体只有沉入；而对故乡的深度沦陷使我意识到，那山川土地之中蕴藏着无穷的秘密，每深入一步都使我沉迷不已。

在此以前，我一直以诗心面对这个世界，当我第一次使用小说以后，我找到了另外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我发现了自己的生命中，还有许多不曾进入的层面，需要一层层揭开。不管探索的路途有多远，故乡都是我回归和出发的地方。我的原始积累都在那里。忘记故乡是可惜的，也是悲哀的。如今，当我偶尔回到故乡，看到许多人渐渐消逝，进入了泥土，我更愿意把“故乡”一词改为“故土”，以加深对于故人的理解和尊重。我认为，如果生活不是固态的，那么它就应该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其中不仅包含生者，同时也应包含逝者和未生者，以及那些眷顾我们的神明。

这些想法，使我在故土上找到了那些渐渐远去的人们，把他们重新领回到世上，使他们有机会再一次重复自己的命运。说实话，我不愿意改写他们，如果小说中有些过分的地方，那也不是我的错，是小说给了我虚构的权利，让我在有限的范围内夸大了事实。现在，让我不满意的是，我还不能全面、深刻地描写那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生存的现状，生存的目的，他们的来路和去向。他们之中的我，为什么站在远方，心系故土，即不是外人，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人。

正是这种不确定的站位和选择，使我有了多种可能性，我可以多角度深入故土，或俯视，或仰视，或平视，全方位呈现那些不存在的和不可能的生活。在我的小说中，我的故人们像是一群若有若无的影子，在梦境里出入，我为他们打开了互通的路径，生死和时间不再有边界，人们有机会在语言现实中超越物理现实，随心所欲地从事灵魂生活。当故人们渐渐走远，他们的身体被时间遮掩和抽空，我实际上深入的是一场人类集体的梦境，或是梦的遗址。我不认为梦境属于非现实，梦境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体内部，是我们血肉中回荡的信息，也是人体内仅存的神迹。我们在计算生命总量时，如果把梦境排除在外，其精彩之处将所剩无几。我喜欢梦境远胜于现实。我愿意把梦中长出的翅膀带到语言现实中，继续飞，以此来抵御地球引力和生命中那些不可承受之重。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对故土有了更多的认识。我愿意以故土为基地，在语言中建立一个灵魂世界，就像是乡村中一个自由的集市，那里走动着我的熟人，朋友，兄弟姐妹，陌生人，其中肯定有假装成人的诸神和他们的亲戚。在我的小说中，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语言的世界里，也不知道语言已经大于存在，成为人类精神上升的天梯。

故土

游子走遍四方而故人不动——题记

到此为止吧，实在走不动了。

先人们放下担子，在此地歇脚并支起窝棚，

此后没有再移动，一个村庄从此诞生。

没有坟的地方不能叫故乡。

为了扎下根子，先人们进入土地，

组建了一个地下村庄。

有了棚子，有了坟地，还需有孩子，

于是一个家族开始生育繁衍，

采集和耕种，把炊烟送入天堂。

我到来的时候，爷爷已经衰老，

爷爷到来的时候，他的爷爷已经死亡。

上溯到第一代，是一家逃荒人正在流浪。

他们走到一座山前，见天色已晚，

就放下担子，开始埋锅造饭，

后来星星聚拢在一起，围住了月亮。

大河谷

暮色从山谷中升起，向四周弥漫，

空气加深了颜色，最后充满了阴影，

这时青龙河几乎贴在地上，接近于爬行。

晚星出现之前，空气集结起来，

沿着河谷南下，

把一辆马车阻挡在途中。

而一队放学的孩子，

正在逆风行走，他们的头发被风揪起来，

但不拔掉，风手下留情了。

我记得我走在最后面。

我的左面是河流，

河流的两岸是山，

在风的推动下，更远的山在暗处挪移，

让我们无法接近。

河套

河套静下来了，但风并没有走远，

空气正在高处集结，准备更大的行动。

河滩上，离群索居的几棵小草，

长在石缝里，躲过了牲口的嘴唇。

风把它们按倒在地，

但并不要它们的命。

风又要来了，极目之处，

一个行人加快了脚步，后面紧跟着三个人。

他们不知道这几棵草，在风来以前，

他们倾斜着身子，仿佛被什么推动或牵引。

作者：大解

只要生活在继续，就有无尽的素材和创作动力
——对话大解

记者：在诗歌界，您被称为是为诗意而活的“隐士”，“纯粹的诗人”，与时代保持着疏离感。那您诗歌的灵感来源和创作动力有哪些？

大解：在日常生活中，我是最关注当下的人，我每天都在关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而且每件事情都可能与我息息相关。在当下，世界已经是一个整体，没有人可以置身世外。我不能闭着眼睛走路，我必须了解当下发生的一切。而在诗歌创作中，我作为一个“人”，一个生命个体，即在生活之中，有时也站在远方，甚至试图站在人类的外边，观察人类的动静。严格地说，我不是一个隐士，我只是在语言现实中与物理现实拉开了距离，这种距离恰好是诗的空间，使我有了进出的自由。我的诗大多来源于经验而不是灵感，而生活是庞杂而辽阔的，只要生活在继续，我就有无尽的素材和创作动力。

记者：您不仅写诗，还写小说。写诗的经验会对写小说带来哪些帮助？或者说，写诗的经验对小说写作带来哪些松动或者颠覆？

大解：我写了四十多年诗，六十二岁以前，我只写过一篇小说，六十二岁以后，我才真正开始小说创作。我的小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我不在小说中处理人性和人道等等复杂的问题，我要处理的是语言与人的关系。在我看来，语言是大于生命的独立存在，是人类文明中最持久和坚硬的遗存，而且语言中的现实远远高于我们的生存现实。我在语言中发现了物理现实中不存在和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并以此建立了一个语言的世界。我把这种虚拟的语言世界称为语言现实，在语言现实中我可以再造世界无数次。因此，我的小说就有了诗性。也可以说，我的小说是我诗歌的外延。我在小说中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不是我的诗歌经验颠覆了小说，是我的小说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我写的是另一种小说，一种来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迷离现实主义小说。

记者：您的作品中有很多寓言体故事，传统的寓言多用假借或者隐喻的方式来写作，但您却是让人直接出场，为什么要用这种全新的创作方式？这种创作方式对您的写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大解：我一共写了四百多篇寓言，收录在《大解寓言》一书中。我的寓言中没有动物，我不需要动物代替人类说话，我不绕那个弯子。我要让人直接出场，站在人的对面，直面人类的生存。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目前能够使用文字传达情感和信息的动物只有人类，既然我写的寓言是给人类看的，而不是鸟兽虫鱼所能阅读和理解，我觉得让人面对人，是最直接的方式。这种人与人的交流，省去了借代和矫情，也使我有机会更深地挖掘人的行为和属性，同时也便于在寓言中揭示出我们平常所想不到和看不见的层面，让理性和非理性同时出现而不必考虑其悖论与合理性。因此，我的寓言没有边界和禁区，没有语言不能到达的地方。

记者：您的写作路径是从短诗到长诗，再到小说、寓言。这个文学发展脉络跟您的个人生命经验有什么关系吗？

大解：我写了四十多年诗，后来写寓言，之后写小说，都与我的故乡有关。我出生于燕山东部一个荒僻、闭塞、贫穷的小山村，那里仿佛是人类童年的遗址，许多人处于半神半人的状态，人们迷迷糊糊，生活如同梦幻。故乡的土地和人，给了我最丰富的文学资源，永远也写不尽。而落实到文体上，没有诗，就没有我的寓言，没有寓言，也不会有后来的小说，我的文学之路是一个自我循环的闭合系统。在这个闭合的圆圈里，故乡是我文字的核心。离开这个核心，我的文字就会失色。

记者：有人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春天”。如今是一个泛娱乐化，严肃文学退场的时代。您认可吗？您觉得当前的时代环境对文学创作会带来什么影响？

大解：文学永远都会跟随它所处的时代，不存在退场这一说，只有冷热之分。一个社会，如果人们都关注文学，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好，只能说明人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匮乏和单一。生活应该是丰富的，有人需要文学，也允许有人对此不屑一顾，只要活得开心就好。生活没有一个正确的公式。当下，严肃文学或者说纯文学，依然还在现场，作家们仍在不断探索，不会因为社会关注度的冷热而停步。一个强力作家，不会看别人的眼色，他需要一意孤行，创作出突破性作品。作家要为语言负责，无愧于人类这个使用文字的物种。

记者：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歌集《个人史》是您个人最喜欢，或者最重要的作品吗？如果不是，哪部作品才是您最珍视的？为什么？

大解：我的短诗集《个人史》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但我最看重的作品是我的长诗《悲歌》，寓言集《大解寓言》，长篇小说《原乡史》，这三部作品都有很强的本土性和原创性。我把原创性看作是强力作家或诗人的标志，而作品的辨识度则是一个作家或诗人的脸，即使隐去作者的名字，人们也能一眼就认出他。这是我的愿望，我愿我的作品有一张独特的脸。

记者：霍俊明老师曾评价您的作品，“即使叙写悲伤和沉重，也以某种天高地阔、月色盈满的诗意，来洗礼心灵。”这种写作色调是怎么形成的？跟您的性格或者看待事物的方式有关吗？

大解：霍俊明这种说法肯定是对我的表扬，但他说的也对。我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俗人，也吃五谷杂粮和油盐酱醋，也要面对生活琐事，活得实在而又普通。但是，一旦进入文字，我立即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等于自我的人，一个大于自我的人，一个人类中的人，一个肉身，一个可以离开自我又回归自我的人……我可以是许多人。为人一世，我庆幸自己是人而不是一只甲虫。我有文字，我有语言，语言给了我无边的自由，作为一个用语言文字写作的人，我享受我的存在，我乐于分享我的存在。因此，我喜欢善的、明澈的、辽阔的精神境界。在处理人与自我，人与死亡，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时，我有一个庞大的参照物系统，我生活在一颗飘浮的星球上，也生活在浩繁的星空里，生活在不断死去和不断到来的人们中间，我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这些，都会反映在我的作品里。一个人的作品与他的世界观紧密相关。如果我的作品大于我，或多于我，也不是我有多能耐，作为人，我只是使用并且享受了前人所创造的语言文字。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颜旭

监制： 高雅 编辑： 靳韫瑜（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