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粤军三大“掌门”，最后的赢家（江湖风云再起）

前回说到，1928年初李济深组织八个师围剿张发奎部，重新夺回广东地盘。第四军在东江战败后，不得已退出广东后暂时投蒋，北上参加三期北伐。

1928年4-5月份，第四军在山东藤县、枣庄、泰安一带与北洋军作战，杀得张宗昌、孙传芳部铩羽而去，并有南方步兵大败北方骑兵的辉煌战绩，“铁军”威名再次名扬中原。

6月份北洋军被逐出北京，第四军驻守在山东德州、泰安一带休整，一群南方官兵住着炕床，吃着大葱馒头，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安逸时光。

广东的陈铭枢、陈济棠则在各自的防区内整顿吏治、发展地方民生，经济恢复呈现良好的态势。

1928年底，东北的张学良在日方的重重压力下，毅然通电宣布改变旗帜（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但和平只是面上的假象，统一后国民政府各派系军事实力此消彼长，对权势的争夺很快又酝酿着新一轮的战争阴影。

北伐完成后，蒋介石的军事实力为各派系之冠，其控制的主要地盘为富饶的长江中下游一带，但远未达到独占鳌头之势。

（左起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

彼时势力膨胀得最快的桂系拥兵约二十余万：黄绍竑率领十五军安座广西大本营，并在东江大战后伸手拿了广东北江地盘（由北区善后委员王应榆坐镇），李宗仁统率三个军（夏威第七军，胡宗铎十八军，陶钧十九军），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控制着两湖地区，白崇禧手握原唐生智部的三个军，坐镇华北。

桂系势力范围从镇南关一字长蛇般的延伸到山海关，白崇禧曾自信洋洋的对外宣称，广西人此时的成就，已超过了太平天国的“洪杨时代”。

前回说到，蒋桂矛盾在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已激发到路人皆知。1928年初蒋通过各派系一系列的矛盾复出后，决定与李宗仁修好以完成扫除北洋军的目标。北伐完成后，在继续逐权的背景下，两派的恩怨也自然该有个了断。

桂系的战斗力虽然强劲，但兵力呈一字形排开，易于各个击破，且收编的大量部队，也需要一定时间去消化。

蒋介石在谋士杨永泰的策划下，经过一番权衡后，决定先对桂系下手，而1928年9月胡汉民从海外回到南京与蒋合作，则加速了对桂系下手的步伐。

蒋介石（前排右一）与胡汉民（前排中），与蒋介石重新合作后，胡汉民在“助蒋倒桂”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胡汉民的助攻下，蒋介石再次发挥强大的“银弹”攻势，三管齐下的开展准备工作：

1，通过汪精卫改组派的陈公博与已下野的唐生智、刘兴（唐手下大将）取得联系，带上巨额光洋到华北收买、瓦解白崇禧的军队（白崇禧控制的部队基本上是收编的唐生智旧部）。

2，同样是通过改组派撮合，与已下野的原桂系悍将俞作柏达成合作，准备了两百万大洋，策反在湖北的第四集团军桂系将领李明瑞（俞作柏的表弟）、杨腾辉。

3、策划广东的陈济棠、陈铭枢反李济深，以拆散桂系与李济深控制的广东之间的联系。

以上当属策划“两陈反李”的措施最为重要，因为广西人李济深是桂系的铁杵盟友（早在新桂系起家时，李济深即有不遗余力的支持），桂系一旦退回广西老巢与广东联手的话，则铲除他们在两湖和华北的势力都将显得徒劳。

时李济深的主要部队有陈铭枢、陈济棠、徐景唐三个军。

第五军军长徐景唐是李济深的铁杵亲信（徐景唐是东莞人，1919年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在北京陆军部工作时认识了在陆大教书的李济深，两人成为挚友，后经李济深介绍加入粤军第一师，并在李的提拔下，任第一师参谋长、团长，第四军副师长、师长，继而第五副军长，军长）。

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一贯亲蒋，且其本人野心勃勃，与李济深的关系不咸不淡（根据陈铭枢回忆，早在1925年秋攻打南路时，他即对李济深心生不满），蒋介石对策反他是比较有信心的。

这样第四军军长陈济棠处于天平中间位置，对他的策反显得相当重要。这事由陈济棠的师爷、胡汉民派系的古应芬亲自出马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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