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秋,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四大野战军正在各战略方向上“宜将剩勇歼穷寇”,9月7日,在南京的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在西安的“西北军区”贺龙司令员,分别接到了军委急电,要求他们克日赶回北平,此时前方战事仍然不断,为何要急调两位司令员入京呢?
公开的缘由,是邀请两位司令员参加开国大典,共同见证新中国的诞生,然而两位老帅其实心中有数:此行绝不仅仅是观礼那么简单,毛主席紧急召回他们的重要原因,是要当面研究和部署“西南战役”。
五天以后,就在两位司令员动身之际,毛主席复电批准了第二野战军提交的《川黔作战计划》,同时指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接到指示后,二野主力遵令而动,陈锡联第三兵团自南京对岸的浦口登车,到达汉口后,改向常德秘密进军;
杨勇第五兵团自江西上饶登车,到达樟树后,秘密开往湘潭、邵阳等地区,部队完成集结的目标均为湘西方向。
在二野奉命经略大西南之际,盘踞在西南地区的敌人数量仍很庞大,包括胡宗南、宋希濂、孙元良、何绍周等黄埔一期生率领的中央军各部,以及川军和滇军等军阀部队,杂七杂八接近90万人马!
而第二野战军当时能够动用的兵力,只有两个兵团20余万人(陈赓第四兵团已确定配属四野指挥),加上配合作战的中原军区地方部队,亦不过30万人,只有敌人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左右,力量对比实在过于悬殊。
因此必须给二野加强一定的军事力量,以便顺利解放大西南,根据军委的命令,第一、第四野战军须就近调用有力部队,配属二野遂行作战:
包括在川北监视胡宗南所部的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以第7军、第19军一部;第四野战军留驻鄂西川东的第42军、第47军、第50军,从而使二野统一指挥下的兵力达到了60万人左右。
此前的7月间,华东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已经因病先期回到北京进行疗养和休息,于是当刘伯承、贺龙赶回北平后,刘、邓、贺三位首长终于齐聚一堂,会商进军西南的事宜。
01、贺龙的职务变化
众所周知,刘伯承是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而贺老总的时任职务,则是“西北军区司令员”(不兼政委)。
注意这是一级军区,理论上说,它应该是我军在西北地区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因为在行政上,大军区亦是野战军的上级单位。
解放战争中期,为了保证军事指挥的“一元化领导”,各大军区司令员和野战军司令员,基本是由某帅“一肩挑”的。
比如刘伯承担任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担任华东军区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林总担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