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许世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上）

文/罗元生

“永别了，世友”

1985年10月22日下午3时许，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

负责值班的王秘书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这是军区保健办公室主任黄政打过来的：许世友司令员因病全力抢救无效，在军区医院逝世。

“许司令员逝世了？！”王秘书一时惊呆了。出于职业的习惯，他马上镇静下来，拿起电话，请“一号台”总机迅速接通军区首长和退居二、三线的军区老首长，逐一复述刚刚接到的电话内容。

刚过三四分钟，桌上的另一部电话又铃声大作。没料到，仅仅通知了七八位首长，黄政主任又电话追来了，说：许司令员经全力抢救，又恢复了心跳，刚才的电话请不要向军区首长报告……

短短的几分钟内，发生如此截然不同的重大变化。“许司令员真是死而复生了？！”面对许世友这样德高望重的首长，面对他生与死的重大情况，王秘书只好苦笑了一声，又拿起电话，逐一向首长纠正刚才的报告。

然而，已经接到电话通知的各家都已人去楼空，首长们都已在赶往军区总医院的路上。

南京军区总医院8病区东侧。

此刻，那间专为许世友治疗用的两室套间病房里，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许世友病床前，除忙碌的医护人员外，还站着他的夫人田普和他的老战友、老部下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和政治委员傅奎清。

病房的空气似乎凝固了。所有的人都紧锁着眉头，等待着奇迹的出现。然而，大家失望了：心电监护仪上的显示波，无情而稳定地拉成了一条笔直笔直的直线。

“永别了，世友！”当田普含悲带泣的声音在许世友的耳畔响起时，大家禁不住潸然泪下。

在一片悲泣声中，许世友的小孙子小玥玥目不转睛地盯着爷爷的脸。她相信，爷爷是睡着了，像平日一样安详地睡着。

“妈妈，你看，”小玥玥 拉着母亲的衣角说，“爷爷哭了！”

在场的每个人都惊呆了。

大家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在病床上安安稳稳地躺着的许世友，心脏已经停止跳动的将军，心却流泪了！

泪水就那么一滴，有些浑浊，挂在右眼角上。

时间凝固在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

站在旁边的所有同志，就在此刻仍不相信亲眼见到的事实：病床上躺着的许司令员，难道就这样走完了他的80个春秋的生命之旅，难道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人间？！而停留在他们永忆中的许司令员，永远都是那么充满活力，从不言老的呀！

“就是因为他这种性格误了他啊！”医护人员中有人轻声地叹道。

一直自我感觉良好

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许世友是自信得不能再自信了。

他多次对医护人员和家人说：“我脑子清楚，手脚也灵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你们别为我操那么多心！”他还不止一次对司机、警卫员和年轻的秘书们说：“别看我打过多少年仗，负过多少次伤，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身体不一定比得上我！”

一天午后，许世友像往常一样，在保卫干事、管理员和警卫员等的陪同下，坐着吉普车，外出兜风、打猎。吉普车开出不久，许世友侧过身，对坐在后面的几名随从人员说，“他们都叫我去治病，我有什么病，我自己还不清楚？我的手脚都还灵便，脑子也好使，不糊涂。”略顿一顿，他用拳头在大腿上重重捶了几下，又说道：“不要看你们几个棒小伙子，再加上三两个，也不是我的对手。不信，你们试试。”

几名随从人员附和地笑了笑，笑容中隐隐地流露出几许苦涩和忧虑。

就在刚刚登车的时候，由于吉普车底盘高，警卫员从侧后助了他一臂之力，许世友才费力地跨上前座。可是，这一切都要做得恰到好处，让许世友看不出他需要别人帮助他，否则他是不肯的，并会因此而发一顿火。

还有一次，许世友在会上出了个不大不小的“洋相”。

那天，由许世友首先发言，对会务工作安排的日程作了两点指示：一是上午9时开会太迟了，老同志都不睡懒觉，改为8点30分；二是下午不要安排座谈讨论，让大家自由活动，该睡午觉的睡午觉，该玩的分头去玩，别累着了。这“两条指示”大家都赞同，一锤定音。

可是到第二天上午，正式会议开始时，座谈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许世友又发言了，他没谈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先谈到“四人帮”。他一本正经地严肃指出：“毛主席早就批评过‘四人帮’，四个当中，最坏的是江渭清。”说着便用手比划着礼堂附近一幢绿色的小别墅，“那幢楼江渭清住过，涂成了绿颜色。”

江渭清是中顾委委员，江苏省原省委书记，此时正在场。见许世友这么一说，他大声插话纠正说：“是江青，不是我。”

许世友转过脸，眼睛瞪着江渭清，继续说：“对，就是江渭清，应该向中央提出来，把江渭清枪毙掉！”在场的人都笑了。

大家都知道许世友把话说错了，江渭清的话他也没有听进去。可许世友没笑，他什么也没有明白过来。

1985年春节前夕，许世友感到腹部时时胀痛，他总是咬着牙忍着，没有当回事儿。

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知道，以免大家认为他“身体不行”。

3月的一天，许世友早上没有吃早餐，根据工作人员的安排，今天让他空腹到上海华东医院去做个例行查体。

在抽血检查时，医生发现许世友的甲胎蛋白测定结果非常高，每毫升甲胎蛋白大号1000毫微克，超出正常值40倍以上。

这意味着许世友的身体确实“不行”了。

华东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在上海首屈一指。医院对此相当重视，立即组织名科专家进行会诊。鉴于许世友长期酗酒，有肝硬化病史，肝胆早就损害得不轻了，对此专家们一时难以取得完全一致的诊断意见。最后，大家谨慎地下了一个医学上常见的“结论”：“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定期复查”。

显然，华东医院检查结论，对许世友的健康状况第一次亮起了“红灯”。

两个月后，南京军区总医院对许世友进行体检，给他做了个肝脏ＣＴ平扫和B超检查。军区总医院的检查结论为：“除有肝硬化的现象外，未见明确的占位性病变。”这里所提到的“占位性病变”，实质上就是通常说的“癌症”的同义语。

大家为此松了口气。

7月5日，南京军区总医院重新化验许世友的血样，每毫升中甲胎蛋白的含量仍大于1000毫微克。7月19日，为了排除验血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医院再次给许世友抽血复查。结果再一次牢牢地“钉”在1000毫微克之上。

接二连三地出现“红灯”，可许世友却一概不知。

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身边工作人员，都严格遵守军区领导的指示：对许世友的健康状况，一律保密。

军区领导对许世友的健康状况非常重视。很快一份标题为《许世友同志健康情况报告》的红头文件，以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名义正式成文，置于南京军区首长及中央顾问委员会首长的案头。

“报告”是“秘密”的，只印了10份，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传阅。

“报告”的诞生，表明了南京军区总医院各科专家，终于取得了初步的一致意见。其实，按常规情况，测定甲胎蛋白，再结合临床症状，对于诊断肝癌，具有重要意义。每毫升大于1000毫微克，几乎可以确诊为原发性肝癌。可是，医学专家们有些过分谨慎，加之在80年代中期，肝癌普遍被视为“不治之症”，正好一位参与会诊的内科专家私下里说的那样：“谁愿意在许世友身上，先下定这个‘判决’呢？”因而，几乎可以确诊，却始终难以确诊，使许世友病症下结论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而此时，许世友一直自我感觉良好。他满脑子认为，自己还没有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

我不去北京，我不上301医院

这期间，许世友正在青岛参加中顾委会议，住在山海关路15号。

他仍和往常一样，按自己惯有的生活方式愉快地生活着。只是腹部胀痛发作时，那难以忍受的痛苦让他想到自己身体上可能出了“故障”，可疼痛一过去他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而南京的军区党委领导却没有他那么轻松，在看过“报告”后大家感到忐忑不安。尤其是报告上的那几句定性的话，像一块石头压在常委们的心头。

报告上白纸黑字的写着：“经研究认为有肝硬化病或肝硬化基础上发生癌变，为明确诊断，建议迅速到解放军总医院作进一步检查。”

一天之内，所有的党委常委都在上面签了字。包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政治委员傅奎清，副司令员郭涛、王成斌，参谋长刘伦贤和政治部主任于永波等。

大家经过研究，决定迅速打电话到青岛，让许世友马上住院治疗。

但电话不是打到许世友处，而是先打到正在会议上的聂凤智那里，正阳关路10号。

王秘书接到电话后，认真地作了记录，为慎重起见，他又将这一电话与南京方面逐字逐句复核了一遍，确信准确无误后，再送首长阅示。

此时，聂凤智已经休息了。他的爱人何鸣看过电话记录后，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结果，没料到真的是啊！”

已躺下休息的聂凤智，很讨厌别人在这个时候打扰了。刚刚江渭清登门拜访，就被工作人员“挡驾”，可此刻，心急的王秘书也顾不上这些，径直冲进聂凤智的房间。聂凤智刚想发火，可接过电话记录一看，怔住了。从头到尾，他反复看了三四遍，静默了好一会儿，聂凤智握着笔，不停地颤动着，很沉重地在上面写了一个“聂”字。

良久，聂凤智抬起头，向王秘书交待了几件事：一是将军区总医院的初步结论速告南京军区和与会中顾委委员杜平、唐亮、肖望东；二是将电话记录告知许世友身边工作人员陶处长和赵秘书；三是与铁路部门协商好，着手安排公务车，会议结束后送许世友到北京301医院住院治疗。

而此时，许世友一切都蒙在鼓里。

军区党委的意见是让聂凤智做许世友的工作，劝他到北京去做进一步检查。

当晚，会议安排在江泉小礼堂看香港故事片《董小宛》。聂凤智在人群中寻找许世友，他发现许世友没有来，便立马驱车赶到他的住处。

许世友一见聂凤智和何鸣过来了，高兴地上前与他们握手。

在谈话过程中，许世友一直兴致很高。当聂凤智问及他最近的身体状况时，许世友非常自信地说，“好，很好！”聂凤智委婉地提出，南京来了电话，说检查报告出来了，称肝部有点毛病，可能是肝硬化。许世友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既不惊讶也不紧张。聂凤智又小心地建议，会议结束后，由青岛直接去北京，到301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许世友当即干脆地回答说：“不去！”聂凤智在许世友手下工作多年，了解老上司固执的脾气。但此时，他还是不死心，耐下心来再劝说他：肝上的毛病不能轻视，北京的检查手段先进，治疗条件比南京、上海都好出许多倍等等，许世友仍是这两个字：“不去！”

何鸣曾在南京军区空军机关门诊部当过主任，有比较丰富的医疗和保健知识，她了解301医院，作为全军的总医院，不仅各种医疗设施、检查手段堪称全国一流，而且各科专家教授云集，对治疗各类疑难病症很有一招。于是，她又苦口婆心非常有针对性地劝许世友要及早到301医院去检查治疗。

任凭何鸣怎么劝，许世友还是不去。

会议的间隙，聂凤智和何鸣便动员杜平、唐亮、肖望东这三位南京军区的老领导，也是许世友的老搭档，来做他的工作。可是以固执出名的许世友司令员，不管大家怎么说，就是一句话：“我不去北京，我不上301医院。”

8月6日晚，会议放映美国电影《弗兰西丝》，聂凤智站在窗前，心里烦躁不安。

他招呼着妻子何鸣，驶车向许世友的住地奔去。

许世友正坐在客厅，见聂凤智夫妇过来，只是点了点头，示意他们坐下。

小客厅里一片沉默。

沉默了一会儿，许世友喉咙里咕哝了一句，聂凤智没听清，又不好意思再问。这时，何鸣附在聂凤智的耳边轻声重复道，“许司令员说要回南京去。”

聂凤智无言地低下了头。

他好像要说什么，可是嘴还未完全张开又缩了回去，可能是一时找不出话头。

“我要休息了！”许世友冷冷地望着窗外，无情地下了逐客令。显然，他对聂夫妇的劝说早作好了准备。

许世友为什么不肯上北京，不愿到301医院来住院，个中原因谁也说不清楚。

在许世友病重期间，时任301医院的政治委员刘贤庭，陪同两位医疗专家来南京为他会诊，同时带来了一箱供治疗用的进口白蛋白。

刘贤庭是许世友的老部下，来北京前在南京军区后勤部任政治委员，对许世友的性格很了解。

在病榻前，许世友两眼紧紧地盯着刘贤庭，欲言又止。刘贤庭侧着身，向老司令员问道：“首长，你转到北京治疗多方便啊！”

“我不去北京！”许世友说。

“这为什么不去呢，北京的条件好呀！”

“北京的路太窄。”许世友说。

“北京有长安街，路很宽啊。”

“人多啊……我吵架吵不过他们。”

许世友所说的“他们”到底指谁，刘贤庭不好问穿。但许世友自己心里清楚，只是没有一时点破。

（未完待续）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