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许世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下）

文/罗元生

一步也不离开中山陵8号

不上北京，可回南京之后也不愿进医院住院治疗。许世友依然我行我素，任凭他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们怎么劝说，就是不愿意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

他固执地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一步也不肯离开。

中顾委、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考虑他病情有恶化的迹象和他的本性，决定由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门的特别医疗小组，由军区总医院老院长高复运牵头，长期担任许世友保健工作的总医院保健办公室主任黄政协助，于1985年9月初，进驻中山陵8号，对许世友实施系统性的监护治疗。

根据军区领导的要求，医疗小组每天都要写一份《许世友同志病情报告》，及时上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南京军区领导。

9月23日，医疗小组在“报告”中这样写道：“许世友精神仍不好，疲乏无力，呈嗜睡状，进食很少，排尿困难，尿量较少。现继续进行静脉输入人体白蛋白、葡萄糖等治疗。”

保健办公室的有关同志对许世友有过研究。他们认为，许世友过于相信自己具备超过常人的坚韧力、意志力，不容易被病痛所击倒。即使比较严重的疾患，也认定能依恃近乎本能的坚强毅力与之相抗衡。强烈维护和追求健康长寿的渴望，导致他愈来愈深地沉湎于“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世界中。

两天之后，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医疗小组“报告”说：“病情仍危重，精神差，卧床嗜睡，进食很少，有时腹痛，两次注射止痛针，现继续进行对症治疗。”

肝癌所造成的巨大疼痛，残酷地折磨着许世友。

那些高效麻痹镇痛药物，医生只是在他疼痛及难以忍受时使用，因为药用多了，将会产生抗药性，剂量要一次次加大，镇痛效果会因之慢慢减弱。

许世友只能以自己的全部意志力，顽强地与疾病抗衡着。

9月26日，医疗小组再次在“报告”上写道：“病情在继续恶化。嗜睡，全身甚痒，右上腹疼痛多次，给止痛药4次，进食极少，中午、晚上各呕吐一次，出现短暂精神恍惚，定向辨别失灵。”

比起前一天，止痛针用量增加了1倍。

这份“报告”的后面，还附有这么一句话：“今晨3时，首长要求听广播和理发。”

“听广播”？凌晨3时，哪里还有什么“广播”可听？“理发”？半夜三更，又到何处去找理发师？

很显然，许世友提了“要求”，但他自己已经不知道“要求”干什么了。

最后的一次“活动”

许世友一生爱“动”，这一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都认为与他自幼在少林寺养成的“尚武”习惯有关。在半个多世纪的军旅生涯中，使许世友嗜好运动。运动的目的已不局限于强身健体，而是成为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到病情发展到手颤抖得握不住猎枪，许世友还要工作人员陪着他去“看”打猎。

1985年初夏的一天，许世友坐在吉普车颠簸的前座上，指挥着工作人员瞄准、射击，清点“战果”。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大群麻雀，慌里慌张放了一枪，只捡回两只。许世友故意眯着眼睛，向他说：“就打了两只？”工作人员回答道：“就两只。”许世友呶呶嘴：“再找找看。”工作人员认真寻找了一遍，说“没有了”，许世友开心地笑了起来：“你本事真大，将来生儿子，连尿布都买不起！”

笑声伴着吉普车的颠簸声回荡在山路上。

原来，许世友讲这话的意思是，一粒猎枪小弹成本要6角钱，而1只麻雀只要5分钱，两只麻雀也不过1角钱。这不是大大的“赔本买卖”吗？

自医疗小组住进中山陵8号后，军区医院老院长高复运每天上楼都向许世友说“首长，要注意静养，最好卧床休息”之类的话，许世友就是不理这些，依然活动，每天坚持散步。办公桌上的台历，天天都会留下他的记录：3000米、3500米……

许世友这一爱“动”的性格，确实害苦了医疗组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护士长曹晓薇说：“他痛得这么重了，还像个没事的样子，出去兜风，时间从来不提前讲好，说走就要走。没有什么规律，谁也摸不到规律，经常弄得我们手忙脚乱。”

曹晓薇讲的都是实话，医疗组住进中山陵8号后，不像在医院那么方便。什么东西都提前准备好，而许世友说走时，他们又要拿氧气，又要挎急救包，动作稍微慢半拍，他的汽车就开出大门了。

可是，到了后来，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早上起床时，许世友自己就爬不起了，他的腿部水肿得连行走都很困难。

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他还是躺不住。

他叫来军区派驻的保卫处陶处长，提出要乘车出去兜风。他的理由很充分：坐在吉普车上，车颠人也颠，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活动。他感到舒服，对配合治疗也有好处。

有一天，许世友出现了烦躁不安的情绪，嘴里吃力地咕噜着。

值班护士凑上去听了好半天，才听明白：他要“活动、活动”。这可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本来许世友就是属于高度危重病人，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以免引起肝破裂大出血或呼吸衰竭；另外，他已卧床不起个把月了，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再说，由于严重腹水和全身性水肿，体重超过200斤，谁能抬得动他去“活动、活动”？！

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感到一筹莫展。

许世友想“活动”一下，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次要求，不满足他，谁都有些于心不忍；特别是依许世友固执的性格，你不让他“活动”，他偏要想法“活动”，这难免会引出更大的麻烦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绞尽脑汁在想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后，有人提议，把他搬到沙发上坐坐，让人推动沙发，在病房里“走”一圈，“兜兜风”。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

很快，叫来了七八个强壮青年，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许世友从床上“搬”到沙发上，开始了许世友一生也是最后的一次“活动”。

“活动”够了，许世友就睡着了。这次睡得特别安静。

半夜时分，突然睁开了眼睛

无情癌症的发展，不以善良的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很快，医疗小组又呈送了一份“报告”，将标题改为《许世友同志肝癌并发症状应急措施报告》，报告上详细说明：经北京、上海、南京各地有关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晚期肝癌”之临床诊断明确。同时，提出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有：上消化道及肝破裂出血；肝昏迷及肝、肾功能衰竭；肺功能衰竭，呼吸停止；心脏骤停等等。这些并发症，无论是哪一项，都有可能随时夺去许世友的生命。

1985年9月30日，许世友病情严重加重。整天昏睡不醒，大小便失禁，两下肢有不少出血瘀斑。这是肝癌病人最明显的症状之一。很显然，许世友已经一步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医护人员已经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着各种应急措施。军区总医院再次召集各科专家会诊，一致认为许世友为三级肝昏迷，于是医疗小组再一次下了“病危通知书”。

鉴于许世友病情一天天地恶化，加之中山陵8号的医疗条件严重受限，医护人员一致建议，立即把许世友送到医院去，实行抢救治疗。

这又是一道难题。

许世友的固执是出了名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大都领教过。他坚持寸步不离中山陵8号，现在却在他昏睡不醒的时候，把他转到军区总医院里去。可是一旦他苏醒过来后怎么向他交代？而因此引发他发起脾气来，最后导致影响治疗和抢救的效果，谁又能担当起这个责任？！

医护人员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身边工作人员也没有决定权。一时间中山陵8号陷入了群龙无首之中。

这时有人建议，这件事必须征得许世友的亲人们的同意。

“对，这个主意好！”马上有人响应。

于是，工作人员很快找到许世友的三儿子许援朝。因为在孩子中只有他目前在南京。

许援朝立即赶到父亲身边。目睹着昏迷不醒的父亲，他心如刀绞。可是，对涉及到父亲住院的事，他一时也作不了主，只表示要和大家一起商量商量后再说。田普也是一筹莫展。

还是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果断坚决。他以一位老军人特有的魄力，当即拍板说：“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赶快送军区总医院！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就这样，一直坚持寸步不离中山陵8号的许世友，当天晚上在昏睡之中被担架抬上了救护车，来到了军区总医院。

从这以后，许世友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没有回过“家”。

这天，细致谨慎的医疗小组成员还在“报告”中，作如此记录：“请示军区首长并征得家属同意，已于22点入院抢救治疗。”

入院后，许世友被安排在医院8病区一个大病房里，医护人员尽最大努力在进行抗肝昏迷的治疗。

半夜时分，许世友突然睁开了眼睛。

医护人员终于轻松地吁了一口气。

可大家马上又紧张起来。谁不害怕苏醒过来的许世友发脾气？！

这回许世友却出乎意料的安静。他看了一眼周围的人，又无力地扫视了一下四周陌生的环境，一声不吭，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或许，他早就料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迟早要离开中山陵8号；或许，他已意识到，只有医院才是他最终的归宿。

“我完蛋了！”

许世友处于昏睡状态，田普和孩子们轮流守候在他身边。

一点也不能进食的许世友病情不断恶化。现在所能采取的一切应急医疗措施，就是将尽可能地多延长一点他的生命，但从眼下的情况看，延长太长的时间也是不可能。

在许世友病重期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都非常关心，他们经常打电话询问和派人前往南京看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亲自到南京看望许世友时，许世友正处于肝昏迷状态，医护人员非常着急。想到杨尚昆从北京专程赶来，不管怎样，要让许世友醒一醒，好让他知道一下杨尚昆来看他了。

医护人员努力地寻找着可行的办法。因为医疗上很难找到一种使患者在很短的时间内苏醒过来又不影响身体的“兴奋剂”。最后，身边工作人员建议说，先把病床的上半截摇高些，让许世友呈半卧半坐的状态，然后在他耳边大声叫唤。

大家都认为这一办法可行。

杨尚昆来到许世友的床前，工作人员便在许世友的耳边大声告诉他说：“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来看望你啦！是从北京来的！是代表邓小平主席来的！”叫一声，看看他的反应，再叫一声，再看看他的反应。

许世友依旧紧闭着双眼，没有任何反应。

叫了几遍之后，他的喉咙管里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响。是不是许世友已经听进去了，知道杨尚昆从北京来看他，没有谁能知道。

陪同杨尚昆一起到病房的还有向守志、傅奎清、韩培信、顾秀莲等。

杨尚昆看着许世友，许世友也费力地睁开了眼睛，肿胀、僵硬的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只是头微微动了一下。

莫非是他认出了杨尚昆，在向他点头打招呼？！

许世友的嘴含糊不清地吐出了几个音节，杨尚昆听懂了，在旁的同志也听懂了。许世友说：“我完蛋了！”

大家心里不由得紧缩了一下。

从不言死，从不怕死，也从不相信自己会死的许世友，现在终于明白自己“完蛋”了。

这更增加了杨尚昆等在旁同志们的悲伤。

处于昏迷状态的许世友，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大、小便均得由护士和家属在床上安好便盆或便器。

可是，有一次却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反常”：

这天，许世友要解大便，却不肯躺着，死活要坚持自己下床。

当大家七手八脚地搬动他时，他却趁人不备，一下子扯掉了那根右下腔深静脉插管。这根管子，是维系和延续他生命的重要“生命线”之一，他这一动作令所有在场的人目瞪口呆。

血很快流出来了，医护人员只得再次给他进行插入术。

从此之后，许世友的病情急转直下，各种临床和观察表明，他的各重要器官，均到了严重衰竭的时候。

1985年10月20日，医疗小组不得不在《许世友同志病情报告》中，发出了最后的“紧急警告”。

许世友已到了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

从全国各地来的医学专家和南京军区总医院的专家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抢救许世友的“战斗”中。

到10月22日下午，许世友深度昏迷两天两夜，躺在白被单下的他，没有任何反应。

下午3时，值班护士的目光在心脏自动监护仪上定格：荧光屏上的绿色显示波，不再缓慢而无节奏地上下跳动，而是拉成一条直线……

病房里顿时忙成一团。按预先的分工，有的在做人工呼吸、有的在打强心针、有的在打电话汇报……

强心针和人工呼吸仅使许世友的生命延长了几十分钟。16时57分，开国上将许世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永远闭上了眼睛。

这一年，许世友正好80岁。

（全文完）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