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底蕴深厚的中江天柱山

来源：封面新闻

黄礼登

四川中江的天柱山，雄浑伟奇中不乏俊秀，烟霭纷纭中暗藏传说，山中曾有导气吐纳的隐士和埋头著述的哲人。神秘的宗教气息和氤氲的雾霭让这座山峰乱花迷眼，多少人在这里看过岩畔的棋局，身旁斧柯烂掉却浑然不觉……

大禹泊舟天柱山

大禹治水时曾到过中江的天柱山，但较早的文献写成了来到此地的是尧帝。比如唐代文献《十道录》记载：“尧遭洪水，维舟泊此，覆于树下”，因此，天柱山又名覆舩山、覆舟山或者泊山。实际上最早在蜀地进行系统治水的是大禹父子，南北朝时李膺在其《蜀记》中就将远古时代中江天柱山的来客记载为“禹治水，泊舟覆焉”。《舆地纪胜》称中江天柱山“重山孤秀如柱”，而《大清一统志》则称其“险峻冠绝众峰”。

大禹怎么会到龙泉山脉中的天柱山呢？《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大禹开创了将岷江向东分流出沱江而泄洪的治水格局。沱江之水滔滔东流，但是到了龙泉山时遇阻。根据近代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的考证，金堂龙泉山与云顶山之间的金堂峡到地质史新生代都尤未畅通，“故成都平原东部内江地区，每当江、湔、雒、绵水大至时，即成水炎。”明代《蜀中名胜记》记载，金堂峡相传为鳖灵所凿。但鳖灵应当不是金堂峡的首凿者，他只是对金堂峡进行了再次疏浚，最先凿开金堂峡的应当还是大禹。道理很简单，大禹在岷江上游凿山分出沱江，就没有理由不开凿龙泉山，否则沱江水道不通。

中江的天柱山就在龙泉山脉，天柱山周边有一条蔡家沟向西南流入绵远河，进而流入沱江，所以天柱山是沱江支流所在地。这里离金堂峡不远，大禹到此查看沱江支流的水情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舟”。对于这艘在中江天柱山倾覆的大禹之舟的来历，清代张澍在《蜀典》一书给出了线索：“夏禹欲造独木船，知梓潼县尼陈山有梓，径一丈二寸，令匠伐之。”可见，大禹建造勘察水情的舟船，木料来源于梓潼。

古籍和县志中记载中江有两个天柱山，一个在县西二十里，一个在县西南。“县西说”对天柱山很容易定位，就在挂榜山之后，天柱山所在位置在今天远近闻名的“芍药谷”的核心景区。而“西南说”所指的天柱山究竟在哪里，各个文献莫衷一是，有说西南四十里的、也有三十里和二十里的，《方舆考证》甚至说“西南六十里”。只有“西南说”所称的天柱山在文献中还有覆舟山、覆舩山、泊山以及天霸山的别名。《太平寰宇记》称其“高五里”，“山中十五里有七里坂”，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山腹有风穴，人往视则风从穴起，以至折木发屋”。民国版《中江县志》的编撰者在县西南方向并没有找到这样一座山峰，不得不加上按语说：“以上三山（覆舟山、七里坂、天霸山）今俱亡考，特见于宋人地志，存之以广轶闻，未可确定在今某地为某山也”。

文献中记载的两座天柱山或许根本就是同一座山，因为古籍中关于中江境内的山川方位记载，本来就存在不少错误。比如宋代《舆地纪胜》在“赤崖庙”条目下记载：“在中江县南十里有灵感庙”，灵感庙就是苏东坡曾为之写过诗的齐天王祠。但是《舆地纪胜》对该庙的位置记载是错误的，因为灵感庙实际上在县西。因此县志和其他古籍中把县西的天柱山记为县西南也不足为怪。

唐代道士文如海在天柱山注《庄子》

但更有可能的是中江确实有两座天柱山，别名为天霸山的天柱山，曾是唐代剑南道士文如海为《庄子》一书重新作注的地方。中江县城西南30公里左右有一座大尖山，其到县城的距离和古籍关于天柱山的记载大体吻合，也正好符合《舆地纪胜》中天柱山（天霸山）“险峻冠绝群峰”的描写。而且现在距大尖山不远处还有一座道教的西眉观，气势宏伟。《舆地纪胜》恰好记载了唐代道士文如海曾在天柱山注庄子，这说明天柱山历来为道家圣地，自然应当有道教宫观。但县西挂榜山后的天柱山并没有明显的道教遗址，因此如今县西南的大尖山很可能就是唐代文如海注庄子的地方。此外，现在的大尖山附近有余家湾神仙洞，也隐隐约约和文献中天柱山有风洞子的记载相印证，可见《明一统志》记载中江天柱山有“风穴”并非空穴来风。

根据清末文廷式所著《纯常子枝语》记载，文如海是梓州人。他在天柱山隐居十年，参悟十年，磨墨十年，在茅棚前那一池清水内洗笔十年，撰写了十卷共一百二十篇的煌煌巨著《庄子正义》。那池洗笔的清水也从此远近闻名。《蜀中广记》记载：“洗墨池，水色如墨，唐文如海注南华经于此”。

清代中江诗人何斯盛曾写过一首题为《洗墨池》的诗：

墨池依旧在，

洗墨又谁临。

小藻鱼苗嫩，

青天云影沈。

渊源留净地，

濯见清心。

古哲已云迈，

悠悠水自深。

根据县志记载，中江栖妙山下也有一个洗墨池，相传为唐朝道士田真人洗笔之处。笔者更愿意相信何斯盛描写的是天柱山文如海的洗墨池，因为古籍中关于田真人的记载多是关于他展示神迹的故事，并没有他写作著述的传说。何斯盛诗中的“古哲”一词显然更符合文如海这样一位道家先哲身上的气质。

在文如海的眼里，西晋玄学家郭象的《庄子注》已经失去了庄子的原旨。《文献通考》说文如海“以郭象注放乎自然而绝学习，失庄生之旨，因而再为之解，凡九万余言”。文如海是一个内心如海的人，他长髯飘飘地走出天柱山，带着他的《庄子正义》来到了唐高宗李治面前。唐高宗大为折服，他对此书“终日观省，不离玉案”。他诚恳地请求文如海接受“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常少卿”的封号及待遇。但是文如海的内心像天柱山的云海那样浩瀚，世间的功名利禄已经如淡淡的轻烟。他飘然而去，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天柱山。武则天垂拱四年（688），他在此溘然飞升。身旁留下了众多的著作，比如《太上老君玄元皇帝圣纪》十卷、《楼观先师本行内传》一卷、《简要义》五卷、《玉纬经目藏经》七千三百卷、《祛惑论》、《消魔论》等等。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澹然如文如海者也被后人泼了一道污水。五代时人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说：“道士文如海注《庄子》，文词浩博，恳求一尉，与夫汤惠休、廖广宣旨趣共卑也，惜哉！”在有些人眼里，天柱山就是文如海的终南山，他也是一个希望通过将文章“货与帝王家”而走终南捷径的官迷。问题是，文如海献上的不是李白那样拍皇帝或者贵妃马屁的谄媚文章，他花十年心血写就的《庄子正义》扭转了西晋以来以郭象为代表的学者通过玄虚之谈来阐释庄子的不良倾向，发挥了庄子经世致用的思想，将庄子学进一步引向对现实政治的关怀。比如对于《庄子·盗跖》一文中“五纪”一词，前人注释为“金、木、水、火、土”，而文如海注释为“天为地纪、日为星纪、君为臣纪、父为子纪、夫为妻纪”，显然更具有以儒弘道的思想倾向，有力推动了庄子学的转型，成为了庄注百家中里程碑似的著作。

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祯翻越天柱山

历史的镜头又转向了清朝初年。当时名动天下，被公认清初文坛盟主，后来官至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的王士祯因为到成都主持四川乡试而经过中江。他到达县城后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尽管天飘着细雨，他仍然毅然上路，和同伴郑日奎骑上马朝天柱山走去。在山顶俯瞰四维景色，写下了一首长诗《天柱山》。前面四句是这样的：

朝出玄武门，

云垂雨忽动。

登登天柱山，

千盘堕澒洞。

他在《蜀道驿程记》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自己行经天柱山的所见所感，现在读来尤为生动。他一早出中江西门，从那里渡江。天柱山盘折而上有二十里路，由于下雨，道路泥泞。到了“云津桥”这个地方道路渐渐好走些了。但是沿路“巨竹成林”，过了“走马坡”，山路渐渐平坦起来。但是“草树阴晦，上不见日”。过了连山，方才豁然开朗。这个时候王士祯想起来杜甫在这里写的诗“连山西南断，始见千里豁”，他也找到了和杜甫一样的感受。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信息，就是唐朝杜甫也是从这里翻越了天柱山的。

王士祯在天柱山还写了一首《天柱山绝顶望见岷山作》，写得极有气派：

鞍马众峰头，

苍茫万里收。

岷山横塞出，

灌口接天流。

王士祯去过中国最著名的位于安徽潜山的天柱山，并且为安徽的天柱山写下《潜山道中雪》：

处处溪山好，

倪黄画亦难。

雪云数峰白，

枫桕万林丹。

显然，在王士祯的笔下，安徽的天柱山是一幅细腻的水墨画，而中江的天柱山更为雄伟巍峨，视野也更为开阔。在天柱山中，王士祯还惊奇地发现有一种虫子，发出的声音非常清越，像磬一样动听，当地人称之为“山子”。还有一种龙爪花，一般很难得看见，但是这次他不仅看见了，而且龙爪花开得特别艳丽。传说看见龙爪花会中状元，所以王士祯心情非常高兴，他又写了一首《绝句》：“稻熟田家雨又风，枝枝龙爪出林红。数声清磬不知处，山子晚啼黄叶中。”中江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钟力生认为王士祯笔下的“山子”就是中江人俗称的“蝉子”，这是很有道理的。

县西的天柱山实际上和挂榜山是一体的，是后者的尖峰。《中江县志》记载，天柱山前的挂榜山每到乡试年份，暑雨后，山土会呈现不同的崩痕，人们常常通过观察雨后山土痕迹来预测考中举人的多寡。因此挂榜山挂的就是读书人心中的金榜。《古今图书集成》对此有相同的记载。这是十分有趣的民俗。

中江县自古文风盛行，古时读书人渴望通过科举改变命运，憧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如相信挂榜山会挂出金榜一样，中江人相信县城东面魁山上斗大的“魁”字也包含了天柱山雨痕那样的神秘信息。县志记载，当“魁”字“字迹鲜明，五里外皆见之，是科必有中式者”，这种现象被人称为“宝城瑞魁”。除此以外，还有人定期观察县城文庙内的优昙花，根据其开出花朵的数量预测中举的多寡，这就是中江有名的“优昙瑞应”现象。年复一年，中江这片土地总是以不同的文化符号给人无限的希望和满满的期待。（本文最初思路曾于多年前在中江论坛上以“菩提红苕”的网名与网友交流，此次修订成文亦得益于与“铜山文化群”诸位师友的讨论，特此表示感谢）。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