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广西的上林县,为南宁属县,也是一个行政建置历史比较早的县份,在唐武德四年(621年),即有在领方县地开置上林县的记载。
为什么叫上林县呢?有两种说法。
说法一,据说在更早的晋太康年间(280年至289年),这附近设有一个新林县,而到唐代时,在新林之南新增设一个县,古人有“以南为上”的说法,故新设的县就名:上林。
说法二,唐代时,新县治设于上林洞口,这所谓的“上林洞口”,是指当时有上,下两洞说法,这“上洞”,按地方语言发音,“上”即是“洞”的近音,“林”则是“水”的谐音,“上林”即是有泉水流出的洞,因此,得名上林。
不过,到明清时期,广西地界上一度出现了三个“上林”,即宾州上林,田州上林,还有泗城府上林。这三个“上林”史籍中都有一些记载,真要要分别扯为什么都叫“上林”起来,那都是一个个广西故事了。
今天只说宾州上林,即今天南宁上林县的故事。
上林县的地方文史记载很多,自明万历间到民国,就有曾修过六本地方志,即明隆庆,万历二版,清康熙,嘉庆,光绪三版,再到民国版,如今除明隆庆,万历版外,后四版都有流传于世。
一个小小县,几百年间能留下六本地方志,这不是孤例,但也是很少见的。
现在的上林县,认识的人少,听闻的也不多,简直就是一个偏僻小县,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小县,在历代中会这么重视地方志编修呢?或者说当时为什么那么多在上林的官员这么有兴趣编修地方志呢?
真要细究起来,这就和上林县独特的历史环境,地理环境有关了。
上林县自古就有很多少数民族聚居的,按明代的人群划分,大概分为四类人群。即猺、獞、狼人、山子,其中獞人被认为是最为刁蛮的群体。
对历代王朝来说,这种地方就是“蛮区”,实行的是“土官制度”管理,使得上林处于象征“蛮”的土司,土官与象征“汉”的州县的情况共存。官府总觉得“蛮区”是低一等的,所以对这些地方的很多事情也都是区别对待,实行的管理政策更加不是十分友好,种种社会,阶层的不公平的原因之下,“官”,“蛮”之间的矛盾加剧,最后就爆发了“八寨起义”。
“八寨起义”是明代广西区域发生的,影响最大的三大少数民族起义之一,即大藤峡“猺”民起义,府江“猺”民起义,八寨“獞猺”起义,可以说,这三大区域的少数民族起义在明朝二百余年间几乎就没怎么断过。
其中“八寨起义”就发生在上林县周边,即忻城县的思吉,周安,古卯,古蓬(原属上林),古钵,都者,罗黑,剥丁八少数民族聚居的寨落。当然,最后参与这场起义的,不仅仅止这八寨,只是最初的八个寨的起义影响最为广大,所以,史籍称之为“八寨起义”。
这“八寨起义”历史跨度很长,大概起于明洪武九年(1376年),区域的猺、獞主要是反抗大明官府,打击官军,这算是“八寨起义”的前奏了,后来动静越来越大,使得大明官府长期在广西用兵,历经二百余年,直到明万历七年(1579年)前后,在大明朝强力的镇压之下,“八寨起义”才慢慢平息下来。
上林三里镇的两处石刻“千军镇”,“千古伟绩”就和大明官府镇压“八寨起义”有关。
由于地方民情的一直不稳定,自然的大明官府对上林县地方实行了军事守备,抽调一些“能臣”到上林当官,以治理地方。
其中,在隆庆年间,福建连江人王一岳到任上林知县,他参与了对“八寨起义”最后的镇压,因此立下了“功绩”,并凭此绩,得到了皇帝的赏赐,并在万历元年(1573年)得到了升官。
先不说他镇压“八寨起义”的对错,就说他对于上林地方的管理,很是受当时上林人的赞誉,据说他离任时,上林人还专门为他的政绩立了碑,记录了他在上林的“七大政”,都是些赞美之词,歌颂之意。
同时,在历史记中,他也是个真正的文人,现在地方还流传着他的数篇诗文。他有这些文化的底子,有这样的觉悟,对上林县情况民情地情也了解,于是,他就有了编修地方志的想法,上林县的第一版县志就这样出现了,由于个人喜好,以及熟悉的方面,这版县志侧重点则是围绕着“八寨起义”的一些事情展开记述。
不过,他这本地方志最后没有流传下来,被后来人所忽略了,少被人提及,甚至后世在谈起上林县曾经修过的地方志时,就根本没提他编修的这一版,具体都记了些什么内容,就不太了解了。
到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地方稳定了很多,离王一岳修地方志也过去了四十年,几十年间发生的事情也很多,时任知县王载南就有了续修地方志的想法,不过,“其书今不易得见”,这版县志也没有保留下来。
关于王载南及他的《上林县志》,后世记载也十分模糊和混乱。就连这个主编“王载南”的人生经历,都不怎么清楚。
他是哪里人,不知道!他还有什么样的过往,不知道!
后人只知道他是万历四十年到上林县当的知县,并且修了一版《上林县志》而已。好像更有点离谱的是,现在有些文献在引用相关话题时,就说:王一岳就是王载南,并且文献中他的籍贯,出身,经历都高度相似,就像是张冠李戴,分不清大小“王”了。
造成这种乱象的,主要是福建《连江县志》的对王一岳介绍的一句话:“王一岳,字镇甫载南~~~~”。
如有雷同,纯合巧合了,这就引出了——此“载南”非彼“载南”的错误了。
关于这两本明代《上林县志》,清代康熙四十年(1701年)时,第三版《上林县志》的主编,张邵振有提到过,因为兵祸,地方比较乱,明代流传下来的方志刻已经十失七八,剩下的也缺坏不少,在民间搜集到的明代方志,也是缺卷少册,不完整了。
自清代明,发生的事情更多,同时,康熙皇帝也曾下发过文件,要求,鼓励地方官员组织编写地方志,并把修地方志作为政绩考核标准之一,所以,张邵振在有限的明代方志的基础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地方志编修工作。
这就是后话了。
而明代的两本方志,就此也消失于史了,后人无缘再见了。
那清代康熙,嘉庆,光绪,再到民国,这四版《上林县志》又是如何面世的呢?背后又经历了些什么呢?
就改天闲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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