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时期，官员为什么会被贬谪？真的只是因为他们犯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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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我们公认的，非常强的朝代，如果在当时的唐朝，能在朝中当官，那是非常了不得的事，可是有升就有降。

一些官员被贬，可是他们被贬真的只是因为他们犯了错事吗？其实也不见得……

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首诗，重要的部分在全诗的第一句：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意思是早上刚上了一封奏疏晚上就被贬到距京师有八千里路之遥的潮州了。

潮州州治为潮阳，位于今天的广东东部距当时的都城长安，实际距离在两千公里左右，诗中用八千里夸大路途之遥，反映了韩愈对这次贬远州的巨大心理落差。

官员在什么情况下会遭到贬谪呢?官员有行政过失，做官违纪，职务犯罪，还有在重大的礼仪活动当中失礼等，都可能遭贬。

有举荐权力和义务的高官和要官曾经举荐的人如果犯罪了，也是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官员亲属，以及其他关系密切的人犯事也会受到牵连……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成为政治斗争之中的牺牲品，如果某人在政治斗争当中是属于某一集团或某一派别的，在另一个集团或派别得势以后，往往有可能遭到贬谪。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触怒了皇帝或者一些权贵，甚至可能仅仅是由于皇帝或者权臣个人的好恶就被贬了。

典型的例子就是唐后期牛李党争中的两派代表性人物轮流执政，又轮流被贬，如李党领袖李德裕，因朋党之争屡次遭到贬谪。

在宣宗继位后，从宰相一职外放到任荆南节度使，后再贬为东都留守，再贬到潮州为司马，刚赶到潮州，又一纸公文，贬到更远的崖州为司户，就是现在的海南三亚一带。

其官职也是一路下降，乃至最终病死崖州，据说李德裕曾经奖拔过很多孤寒子弟，所以被贬谪后，受过他恩惠的士人十分悲伤。

在唐朝，人们往往用某人所在地来指代其人，因此这些人把李德裕称为“李崖州”，表达了对他被贬远州境遇的同情与愤懑。

最有名的规模较大的贬官是在唐顺宗时期，推动“永贞革新”的“二王八司马”被贬，“永贞”是顺宗的年号，“二王八司马”是指推动改革的十个重要人物。

因为改革所针对的是当时专权的宦官势力，所以事败后不幸集体遭到贬谪，为首的人物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开州在今天的重庆东北部;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马，渝州即重庆，这是其中的“二王”。

“八司马”中，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任司马，在今天的湖南;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也在今天的湖南;其他六人名气不如柳宗元和刘禹锡，分别被贬到其他的地方。

官员的被贬地很广，但也有一定范围，在唐朝，西北、东北地区都不在范围内，因为西北是战略要地，而东北还不是有效的管控区。

一般而言，官员贬黜地都是边远落后地区，如四川南部、广东、广西、海南，甚至今天的越南境内也有。

被贬官的人具体会受到哪些处罚呢? 大部分官员在被贬时品级都会下降，也有名义上品级没有变，但从比较重要和关键的职位调到闲散的、不重要的职位的情况。

如将一个御史台的官员调到国子监，就是明显的从要到闲，这就是暗贬，其他暗贬的举措，还有从正员官贬为员外官，从京城长安要害部门贬到东都洛阳分司机构等。

洛阳和长安一样，有一整套相应的官僚机构，称为分司，但东都毕竟不是政治中心，这些机构属于闲职，很多人在失意失势以后就被发到东都分司去了，待遇和品级虽然不变，但是权力和职任已经降级。

问题比较严重的，就不仅仅是由要职到闲职或者调到分司这么简单了，就有可能贬为远州司马、远州司户，相当于轻度的流放，前边谈到的白居易从中央的清要官左拾遗任上被贬为江州司马就是这一种情况。

那么韩愈是因为何事而落得“夕贬潮州路八千”之厄运的呢? 起因是宪宗皇帝在元和十四年派使者去扶凤法门寺迎佛骨。

当时朝野信佛甚至佞佛成风，韩愈是反对这样一种风潮的，当然也反对宪宗的迎佛骨之举动，于是上书进谏，即《谏迎佛骨表》，这一下就触怒了皇帝和权贵，立即遭到贬黜，从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还差点被宪宗处死。

当时以右为尊，所以诗名中有“左迁二字，“左迁”就是降职，由中央贬到边远地区也属于“左迁”，韩愈因被贬离京，走到蓝田关，感慨方千: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其实韩愈此前也遭过贬黜，不过是在德宗贞元年间，当时关中地区大旱，但是京兆尹封锁消息，谎报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

韩愈知道此事后就上了《论天早人饥状》，于是遭到迫害，从监察御史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很多著名的诗人都有被贬黜的经历，故而很多著名的诗句也与诗人自身或亲友遭贬黜有关，如大诗人李白的：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如初唐著名诗人沈佺期，因与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关系密切，在武周还政于唐以后，他从中央的门下给事中被流放至今越南境内，距首都长安至少三千多公里，是非常边远的地方。

遭到贬谪的官，命运也不尽相同，遇到大赦或者是新君即位，或是执掌朝政的人有所变动，或仅凭君主的好恶，被贬的官员就有机会量移。

所谓量移，就是根据情况适当挪动地方，一般是从边远的地区往距京师近的地区移动，官职也可能会有所提升。

韩愈后来逢大赦，就从潮州量移到袁州任刺史，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江西宜春地区，而这显然比广东距离京师更加近。

前面提到过的“二王八司马”之一刘禹锡，曾有“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之句，表达他在政治斗争当中屡遭贬职，在外长达二十三年的辛酸。

刘禹锡少年成名，二十岁出头便高中进士，顺风顺水，成为顺宗“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在革新天折后，宪宗刚即位，他先被贬为连州刺史，再被远贬为朗州司马。

直到约十年后的元和九年才被召回长安，但他仍然心绪难平，在游长安城内著名的道观玄都观时作了一首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中的“刘郎”，为刘禹锡自称，表面上是在咏桃，其实他的意思是自己离开京城这么长时间，回来后发现权力格局变了，政治形势也变了。

实际上他还是在表达对于遭贬谪的不满情绪，根据史料记载，刘禹锡后因开罪宰相武元衡，很快又被发配到播州做刺史，后改任路程近一些的连州刺史。

过了十几年，文宗大和年间，刘禹锡才又奉诏重回长安任吏部主客郎中，此时的武元衡已经故去，因为内心郁闷，刘禹锡又写了一首诗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

结果可想而知，刘禹锡郁郁不得志，只能分司东都后又外放为苏州刺史，都属于暗贬。这就是“二十三年弃置身”的来历。

刘禹锡的遭遇，从一个侧面说明贬官并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还是带有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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