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提升教师幸福感

繁重的教学任务与硬性的论文指标已经令高校教师喘不过气，再加上并不算高薪的报酬，让这些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难以体会到衣食无忧、体面庄严的幸福感与尊严感。

社会普遍认为教师工作清闲、稳定、福利好，尤其是高校教师，他们的学生都是成年人，没有中小学教师无时无刻担忧孩子的安全问题之虞，再加上一年两度的假期，真是羡煞旁人。然而,高校教师的工作远远没有看起来那么轻松，两小时的课堂常常要花五六个小时进行准备，每学期除了教学任务还有科研任务，要发论文，要评职称，还要承担学校内一些服务性工作，着实繁重。甚至时不时会有高校教师“过劳死”的新闻见诸报端。虽说压力使人进步，但是压力过大却常常会导致工作满意度下降、工作幸福感缺失，最终，工作质量难以保证。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1月20日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专门提到了要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而这也是摆在国内外高校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Less Is More

2018年1月25日，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 Universities）召开年会。 其间，哈维玛德学院（Harvey Mudd College）学部主任丽萨·沙利文（Lisa Sullivan）在关于数据驱动减少教师教学量的会议上发言称，“卓越出自勤勉，适当的艰苦努力是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否则只是消极懈怠，挥霍时间。 ”

哈维玛德学院长久以来形成的“追求更多”的风气习惯却演变为学校教师工作当中的痼疾。丽萨在会上也表示学校期望解决这一问题。哈维玛德学院的绝大多数教授要带博士生，再加上自己紧张的研究工作时间安排，人人都觉得每天活得像三项全能运动员，必须在教学、研究和服务性工作三方面齐头并进，但是要想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都处处开花未免不切实际。根据高等教育学术生涯协作机构（Collaborative on Academic Careers in Higher Education，以下简称“COACHE”）的调查结果，哈维玛德学院15%的终身教授与常任轨教授，以及处于终身教职中期评审前阶段教授中的20%提到了“在无情的压力下工作”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有25%左右的教授把教学负担过重看作是获得幸福感的障碍，助理教授对这一看法深表赞同。

巨大的工作量不仅仅是哈维玛德学院的梦魇，COACHE对美国文理学院的调查结果显示52%的副教授表示沉重的工作负担让他们没法在教学、研究和服务工作之间找到平衡，就更不必说还要考虑自己的个人生活了。这也是COACHE资助此次会议的原因所在，其执行董事基尔南·马修斯（Kiernan Mathews）在会议上说道，“COACHE希望提供一些学校针对教师工作量过重而提出的深思熟虑的对策以作参考，让教师能摆脱沉重的工作枷锁，多出好成绩而不仅仅是多完成任务。”

与丽萨持有同样想法的高校管理者大有人在。大家心知肚明，不论是管理层直接传达命令还是依靠学校一贯的风气潜移默化地影响，让教师承担过重的工作压力都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而令管理者左右为难的是，要是过于突然地减轻教师的教学任务同样会造成事与愿违的后果——教师不够课程没法开展、导师不够学生没人指导，一些委员会也可能会因缺少领导而没人牵头工作。

减少教师工作量的计划在哈维玛德学院才刚刚起步，问题庞杂需要一一解决。学校希望不出几年，“追求更多”的风气能得到改观，代之以更能提供持续动力的新风尚。

改革中的大动作小举措

早在2014年，COACHE的数据显示史基德摩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内资历较浅的教师对工作的满意度不仅低于同校资历深厚的教师，也比不上同类院校的新晋同行。 学院一位研究教师工作的教授进行了后续的调查，发现学校的现行工作量难以令人满意，同时，学校的教授之间也缺乏“相互扶持”的风气。 鉴于此，史基德摩尔学院决定探求解决办法。

“大家似乎抱有这种心态，追求终身教授职位必然遭到众人的评头论足。所以，人人都必须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才能显现出所做工作意义非凡。这样一来，大家就都无暇顾及他人、相互帮助了。”副校长博·布莱斯林（Beau Breslin）这样分析。

为了减轻工作上的压力，史基德摩尔学院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而是谨小慎微地推行渐进式的改变，以免因为步幅过大带来意料之外的工作负担。例如，学校延长了终身教职后评估（posttenure review）的周期、修改教员手册以褒奖服务性工作、针对学校核心委员会采取轮换任职制度、增设副职以分担系主任的职责，同时，对于在学生“指导性学习”（包括专题研究、协作研究等）过程中的负责教师进行奖赏。

相较史基德摩尔学院“小打小闹”的战术方针，斯克利普斯学院（Scripps College）在工作量的调整上称得上是“大手笔”。根据COACHE的数据分析，由于教师每年要指导并评判学生的毕业论文，这一工作量等同于又多上了一门课，教师对此纷纷叫苦不迭。更加糟糕的是，由于工作量太大，学校一些在职教授和敲定的新选教授转头进入了教学任务较轻的同类院校。于是，为了减轻教师负担，学校直接把每年五门课程的教学任务降低到每年四门。

斯克利普斯学院利用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捐助的基金建立了教学负荷咨询委员会（Teaching Load Advisory Committee），该委员会负责收集数据并探求降低教学负荷的可行方案。在制定裁剪课程数量的方案中，委员会就致力确保课程数量削减后仍能保持课程的完整，为此，课堂的大小、授课次数、对于核心课程的影响以及非常任轨教员的协助都要考虑在内。

当然，教师教学任务的减少并不意味着课程的彻底消失，斯克利普斯学院聘请了四名新教师填补空缺，同时，学校还建立了专项基金以保证该举措能长期稳定实施。为了获得学校董事会的支持，定期汇报工作进程更是必不可少的。

工会出手助力改革

另一所关注到教师 教学工作量的大学是纽约市立大学（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17年12月7日，纽约市立大学与学校师生工会(The Professional Staff Congress)宣布双方达成协议，将对全职教师的教学量进行调整，以便教师有更多时间为学生提供咨询、解答疑问以及进行研究工作。 协议规定，在至少三年的时间内，纽约市立大学将教师的年教学量减少三个学分的时长，约为一门课程。 之前，美国教师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和美国大学教授协会附属工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affiliated faculty union）与纽约市立大学旷日持久的谈判终于取得一致。 根据纽约市立大学师生工会透露的消息，到2020年秋，四年制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的年教学量从七门课减为六门（18个学分时长），社区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讲师以及兼职讲师的年教学量为24个学分时长，即从九门课程减少到八门。 在纽约市立大学工会主席、皇后学院以及研究生中心英文教授芭芭拉·博文（Barbara Bowen）看来，这一举措在学生成才之路上是关键一步。 她曾在声明中说： “多项研究表明，教师在课堂外对学生的学术影响是学生成功的唯一关键因素”。

纽约市立大学主管学术事务的行政副校长且同时担任学校校务长的维塔·拉比诺维茨（Vita Rabinowitz）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该协议能拉近纽约市立大学与“优质高校”在教学量上的差距，增强学校“吸引优秀教师加入的竞争力”，同样至关重要的是“教师能有更多的时间与学生在课外接触，为他们答疑解惑、提出建议，帮助学生进行研究工作和争取奖学金。这对于学校提高毕业率、维持高水平研究大学的地位的益处是无可比拟的”。

毫无疑问，调整教师工作量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无论是大刀阔斧的锐意改革还是谨小慎微的见招拆招，都离不开管理层的支持，少不了精心设计的计划方案。同时，教师教学自然会牵涉到学生的参与。根据COACHE的数据，学生选课过多，造成学生自己压力过大也是存在的问题，这也需要学校在改革教师工作量时进行考虑。简而言之，就像斯克利普斯学院副校长艾米·马克思-纽霍（Amy Marcus-Newhall）所说，“一切变革的初衷都是让教师能专注教学、深研学术、出色工作，取得卓越的成就。”

主要参考文献：

[1] Flaherty.Less Is More. Insider Higher ED. Jan 26, 2018.

[2] Flaherty.CUNY Faculty Sees Teaching Load Reduction. Insider Higher ED. Dec 11,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