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欧教会对婚姻影响有多大？看看当时的婚姻内容，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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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人类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关系和社会纽带,这样一种基本而又普遍的社会关系如若完全由耳曼部落习惯法来调整的话,会给社会个体的婚姻生活带来不稳定因素。

日耳曼统治者日常生活受其部族习惯法规制,与它的前任罗马人相比,这些原始的习惯法无疑是野蛮和简单的。

对于罗马婚姻法律制度和日耳曼婚姻法律制度，教会既有继受又有发展。终于在 13 世纪形成了圣礼婚姻模式的法律制度。

在 13 世纪到 15 世纪中，教会法关于婚姻的有关法律制度是西欧大部分地区具有最高的效力，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世纪教会将婚姻发展成为圣礼，教会法对婚姻的约束是普遍而有力的。

本文将以罗马法及日耳曼法的婚姻法律制度为背景，来论述中世纪西欧教会婚姻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婚姻的约定——订婚

虽然在日耳曼法规定里订婚并不是必须的，但订婚也有一定的规章。

订婚的约定包括，男方要与女方的父母协商，争取到女方父母的同意后，即可与女方订立婚约。

订婚时，男方要准备订婚戒指以及彩礼，当女方接受了这两样礼物时，便意味着婚约成立。当事人双方不可以单方将婚约撕毁。

女方在婚约的订立中毫无自主权，只要父母接受了男方准备的礼物，女方日后就必须履行此婚约，否则将会被处以重罚。

教会法学家区分两种契约，订婚契约和结婚契约，其区分准则就是请求人所请求的内容是将来发生还是现在发生，即“我将要娶你”还是“我现在就娶你”。

在 11 世纪，亚历山大三世的教令规定：将来时同意或者说订婚,如果没有变故,且订婚后双方发生了性关系,就能成为婚姻。

已经订立的婚约可以在法定情况下，通过当事人双方的一致同意而解除，甚至一些情况中，单方面也可以解除婚约。

教会法中的订婚更加看重的是当事人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意愿，而不是是否愿意支付聘礼。订婚仅仅是成婚的约定，可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作出。

订婚的男女需要年满 7 岁，否则所订婚约无效。

虽然对于教会婚姻法律制度来说，是否经过订婚不是一桩婚姻能否缔结的必要条件，但是教会十分重视订婚的价值。

在 13世纪之前，如果订婚之后的男女发生了性行为，这便成就了一桩有效婚姻，不可随意解除。

从某种角度来说，罗马法和日耳曼法中的订婚更像是男子与女方父母订立的买卖契约，买卖的标的物就是女子本身。

在买卖婚盛行的中世纪西欧，教会法的订婚更具先进性，给予女性更多的尊重。

不过订婚并不代表结婚，在日耳曼法规定里，婚姻是有条件的。

婚姻缔结的条件——自愿同意

日耳曼崇尚自由，所以婚姻规定是自愿结婚。

罗马法中的同意既包括当事男女的同意，也包括双方父母的同意，且父母的同意更加重要。

一般而言，如果男子是自权人，则他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配偶，如果不是则要听从他的父亲的安排；女子无论是否是自权人，都需听从父母安排。

日耳曼法的同意则是指男子本人以及女子父母的同意。

日耳曼的男子有选择自己配偶的权利，女子则普遍受控于父权之下，父亲决定女儿嫁给谁，父亲去世，该权利转移给母亲。

教会十分重视当事人的意志。

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会建立的婚姻同意是指一种表达意志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将要结婚的双方。

一方面把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给予对方,同时接受占有和控制对方身体的权利,这种控制权是长久的,排外的,主要的目的是生育后代。

依据中世纪西欧的教会婚姻法律制度，当事人双方只需用语言将自己的真实意愿表达给对方，这些契约就可以达成并具有执行力。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当事双方是聋哑人等，无法用言语进行意愿的表达，他们也可以用一些替代性的表达方式来交换意愿。

这一定义表明基督教会也像罗马法婚姻法律制度一样,认为婚姻的形成在本质上是一种意愿的结合。

正是双方对给出和接受相互权利表示同意这一行为,使婚姻形成,而且这种同意必须由双方给出,而不是由其他人的权利来提供。

同时,人的意志只有在其智慧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被表达,所以婚姻同意的表达必须是由到达成熟年龄的人来进行,婴儿和精神病患者不能给出有效的婚姻同意。

这种表述使婚姻从字面上完全成为要结婚的两个人之间的事,与双方父母无关。

亚历山大的教令强调,婚姻须出于自愿同意,受胁迫同意的婚姻无效。

教会法将罗马法的同意限制为当事人男女双方的同意，将日耳曼法的同意扩展为当事人男女双方的同意。

教会法所规定的同意只包括当事人男女双方的同意，不包括双方父母的同意，但是教会也不反对父母对子女的婚姻发表意见，教会只是禁止父母完全违背子女的意志来为子女缔结婚姻。

然而在实践当中，教会往往不得不默认家长权威的存在及其发挥作用。

例如在 1088 年至 1099 年即位的教皇乌尔班二世遇到这样一个关于婚姻的案件：加普亚国王乔达尼一世被迫同意将女儿嫁给埃塔的一个公爵，女儿及其母亲都反对这门亲事。

教皇对此的裁决是，如果国王、母亲和亲属都同意，婚姻就成立；否则，教会法庭可宣布女孩可以摆脱这场婚姻而找自己愿意的人。

很显然，该判决并没有在意女孩的意愿，婚姻缔结与否终究取决于父母的意志。

年龄条件

家长权力越大的社会缔结婚姻的法定年龄越低。按照罗马法规定，7 周岁以上的男女就可以订婚。

更准确地说是父母可以代 7 周岁以上的子女订婚。虽然罗马的家长对子女的婚姻有着极大的管控权力，但是仍然不得“指腹为婚”。

罗马古时，法律对结婚的年龄没有具体规定，都是由家长根据子女的发育情况来判断子女是否可以结婚。

优士丁尼一世时规定男子需达 14 周岁以上，女子要达到 12周岁以上方可结婚。

日耳曼法中对结婚年龄进行了具体规定了的是伦巴德的法律：男子满 13 岁可以结婚，女子年龄则需达到 12 周岁。

教会法对结婚年龄有具体的规定。

且相比较世俗法，教会法规定的结婚年龄更接近现代西欧国家对婚姻年龄的规定。亚历山大的教令中对婚姻年龄规定的是：男子需达到 14 周岁，女子要满 12 周岁。

《教会法汇要》中对男女结婚年龄规定与亚历山大教令不同：男子需要达到 16 周岁，女子为 14 周岁。

婚姻仪式

日耳曼法的婚姻仪式如下：当事人男女双方在女方家里进行婚姻缔结的仪式。女方家长将一支矛和新娘同时交给新郎，寓意将女子的家长权交给了新郎。

身披斗篷，头戴面纱的新娘被新郎像是收养的孩子一般带回家里。

教会早期对仪式只是零散规定或是以习俗习惯的形式存在，并没有明确对一桩有效婚姻的形成仪式进行具体规定。

到了 9 世纪后半期，教皇逐渐强调以教士的祝福作为婚姻的仪式。

10 世纪以后，教会开始重视对婚姻仪式的规定进行整合，教士以调查婚姻是否存在乱伦的理由介入到婚姻缔结当中。

11 世纪出现了大量教士主持婚姻仪式的规定，并基本确定了教会婚姻仪式的基本要素：交换结婚礼物、交换结婚意愿、教士的祝福、婚礼弥撒、祝福婚床。

13 世纪，婚姻仪式被规定在《教会法汇要》当中，正式确定了婚姻缔结的仪式。

准备结婚的男女要向教会申请，首先由教士对将要结婚的男女进行调查，以防止有人近亲结婚以及其他可能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况出现。

而后教会将结婚的时间，新郎新娘的姓名等信息张贴在教堂门口并保持三周，如果没人在这期间反对并提出新郎新娘不可结婚的理由，婚礼将如期举行。

婚礼当天，新郎新娘来到教堂前，新娘站在新郎的左边，寓意新娘是由新郎左边肋骨所造。

虽然在中世纪早期教会法并没有对婚姻仪式进行具体规定，甚至 10 世纪时教会法中仍然没有将婚姻仪式作为婚姻缔结的必要条件。

但是到了 13 世纪，婚姻仪式不仅被教会法规所明确规定，在实践当中，教会法庭经常将一桩婚姻是否公开合法地举行作为判断该婚姻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之一。

彩礼和嫁妆

日耳曼法律十分重视彩礼。日耳曼男子可以在订婚之后，缴纳一定的彩礼给女方的父母，女方的父母会清点这些彩礼，然后同意男子将女儿带走。

一般女子也要带一些不算贵重的礼物送给男方。

日耳曼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彩礼是因为，在日耳曼眼里，结婚就意味着订立买卖契约，男子是买方，女方家长是卖方，而女子本人则是交易中的标的。

即男方与女方父母先签订买卖契约，男方付钱，女方父母交付“货物”。

如前文所述，罗马法及日耳曼法的婚姻具有一定的买卖契约性质，因此对彩礼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定。

相比较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婚姻法律制度，教会并没有对彩礼没有给予过多关注，教会更注重的是男女的自愿同意，更注重精神的结合。

所以在教会法中，彩礼不是婚姻的必要条件。对女方的父母来说，男方可以提供彩礼更好，但不会因为没有彩礼而阻止女儿结婚。

总结

教会法在罗马法及日耳曼法的基础上产生、发展。

因此，在与世俗政权斗争的过程中教会吸收了许多世俗法的精髓，同时也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教义，最终形成了对西欧社会影响极大的教会婚姻法律制度。

相比较罗马及日耳曼的婚姻法律制度，无论在婚姻缔结还是婚姻解除之中，教会都赋予了当事人双方更加平等的权利，给予女性更高的社会地位，使婚姻更具神圣性。

婚姻，一旦正确缔结，就是一个不可解除的纽带，应该得到维持，直到当事人一方死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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