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婚龄性别比失衡仍较突出

界面新闻记者 | 赵孟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虽然中国总人口性别比已逐渐回落，但各省份和婚龄性别比仍有一些变化值得关注。

性别比指族群中雄性（男性）对雌性（女性）的比率，人口学通常用每100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来表示。性别比失衡直接对婚恋市场造成挤压。

据2020年七普人口数据，全国人口性别比104.8，性别比最高的是广东，为113.08，其次是海南，为112.86，排第三的是西藏，为110.32。31省份中“女多男少”的有两个，分别是辽宁和吉林，总人口性别比分别为99.7和99.69。

从各省份看，受生育文化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广东和海南一直是性别比失衡较严重的省份，这一现象仍在持续。

《中国统计年鉴2023》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人口性别比为104.43，总人口性别比最高的三个省份分别是海南，为113.36，其次是广东，为111.55，排第三的是西藏，为109.7。

2022年，“女多男少”的省份增加到4个，分别是河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辽宁总人口性别比最低，为97.25。这四个省份也是人口流出较多的省份。

2022年10月，国家统计局发文指出，2021年末，中国男性人口为72311万人，占51.2%，女性人口为68949万人，占48.8%，总人口性别比为104.9，比2012年下降0.2。从出生人口性别结构看，2021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3，比2012年降低9.4，出生人口性别结构改善明显。

但也有学者指出，总人口性别比并不能准确反映婚恋市场的变化，因而需引入“婚龄性别比”指标，即婚姻市场上适婚男女数量之比。国际上通常认为的正常婚龄性别比区间为96-105。

不过，对于适婚男女人口的年龄界定，不同学者的观点并不一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中一曾撰文指出，传统上，婚龄性别比主要以20-30岁婚姻旺盛期的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来表示，但由于即使一个女性年龄超过普通生育年龄，也有生育的可能性，多数的研究者使用15-44岁的男性和女性人口来估算特定婚姻市场的婚龄性别比。

界面新闻注意到，从《统计年鉴2023》2-8表来看，15-44岁年龄段的性别比普遍高于正常区间，且男性多于女性。该表格对不同年龄段的性别比分别做出统计，其中15-19岁的性别比为115.77，20-24岁为113.52，25-29岁为111.36，30-34岁为107.5，35-39岁为105.54，40-44岁为105.14。

这意味着，当前婚姻市场的挤压现象仍较为突出。

但刘中一也指出，在婚姻市场的实际行动中，人们最有可能使用可感知的婚配对象数据来调整自己的婚姻态度，而不是以往研究所使用的当期序列人口的婚龄性别比。因为婚姻市场中的择偶过程毕竟不像商品市场，生命中可能的伴侣候选人也不可能同步进场，只能在特定的人生阶段中出现有限的人选。

在择偶过程中，个体感知到的周围符合自己择偶标准的婚配对象数量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自我感知距离男性婚配困难的年龄段越近，对婚龄性别比的失衡感知越明显，也越可能降低择偶标准，择偶的动机就越倾向于实现周围人群的期望，而不是自己对美满婚姻的期望。

出生人口性别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婚龄性别比和总人口性别比。现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性别比超出正常区间始于1982年，当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之后一路升高。1994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始终在115以上，2004年达到最高峰121.2，其中，一些省份还长期维持在130。

“重男轻女”被长期认为是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但越来越多人口学专家认为，性别偏好、胎儿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对数量的限制，三者共同造成了这一现实。

国家层面意识到性别比失衡将带来严重社会问题，采取了包括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打击“双非”（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等手段治理性别比失衡。

2002年11月，原国家计生委、原卫生部、原国家药监局共同发布《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两非”）的规定》，对胎儿性别鉴定予以明确禁止，治理性别比失衡的战役正式拉开。这项工作持续至今。

经过连续多年的综合治理，从2009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拐点，此后逐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性别比降为115.88，较2013年下降了1.72个点，是6年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也有人口学专家指出，2014年性别比大幅下降的原因，得益于2013年年底“单独二孩”政策（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实施，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助于缓解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中国统计年鉴2022》披露的分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来自2021年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10-14岁、5-9岁、0-4岁人口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14.86、112.96、110.37，呈显著走低趋势。这三个年龄段人口对应的出生时间，与人口政策从独生子女时代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放开的过程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