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建国习书笔记：《裴将军诗帖》琐议

　　《裴将军诗帖》（又称《赠裴将军诗》或《送裴将军北伐诗卷》），是古代书法遗存中的一幅杰作，相传为颜真卿所书。该帖现有三种版本存世:一是浙江省博物馆所藏南宋留元刚《忠义堂帖》刻石拓本，二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墨迹本，三是山东烟台博物馆所藏明代石刻本。《忠义堂帖》拓本无名款，墨迹本有白文“真卿”葫芦印，石刻本有颜真卿款署。石刻本面世最晚，与《忠义堂帖》拓本基本相似，应是拓本的摹刻。墨迹本与另两本在笔迹体势上有明显差异，然而却有北宋初人曹彬、林逋的题跋，貌似比《忠义堂帖》拓本面世时间更早。

　　《裴将军诗帖》自明代声名鹊起，得益于明人王世贞、张应文等人的题跋和评介。王世贞在墨迹本后跋云:“右颜鲁公《送裴将军诗》，中重用一韵，然多感慨踔厉，是公合作语，而不见集中。锡山安国续刻之，故应是安氏物也。诗兼正行体，拙古处几若篆籀，而笔势雄强劲逸，有一掣万钧之力，所谓印印泥，锥划沙，折钗股，屋漏痕，盖兼得之矣。裴将军当是裴旻，旻剑舞与公书、吴道子画，为开元第一。公书此歌时，旻岂亦锦構紫韁盘马跳跃，为惊雷掣电状耶？不然，何公书之酷似道子画也。跋尾曹武惠王、林和靖处士笔意亦自可观。万历元年秋日，于小孤山舟中题。”王世贞的这个跋语后被孙鑛《书画跋跋》所录。张应文《清秘藏》也记有一段评语:“鲁公送裴将军诗，兼正、行、分、篆体，倏肥倏瘦，倏巧倏拙。或劲若钢铁，或绰若美女。或如冠冕大人，鸣金佩玉于庙堂之上；或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或如金刚瞋目，夜叉挺臂；或如飘风骤雨，落花飞雪；信手万变，逸态横生。所谓如壁圻，印印泥，锥划沙，屋漏痕，折钗股法兼得之者。鲁公传世数帖，余获通观，当以此帖为最。”张应文与王世贞是莫逆之交，所见之帖当同是墨迹本。经《书画跋跋》、《清秘藏》推广，《裴将军诗帖》的声名遂流传开来。

　　据徐邦达先生《古书画伪讹考辨》记载，墨迹本后曾数次接纸，记有北宋曹彬、林逋，南宋王亚夫、梁禾，明王世贞、王世懋、陈继儒、曹昌先，清高宗弘历等人题跋，皆视为颜真卿真迹。其中，王世贞、王世懋兄弟等人皆有善鉴之名，但是徐邦达先生认为他们“走眼”了。徐先生批评，墨迹本书法结体庸俗，用笔滞钝，有些字丑怪不堪，与颜真卿《祭侄文稿》、《刘中使帖》等行书墨迹比对不符。“真卿”葫芦印，以篆法印色论，是明人伪造。曹彬、林逋题跋，无北宋气格，特别是林书与真迹比对全不相像。王亚夫、梁禾题跋是真迹，但有刮损和后来移配的痕迹。明代以后王世贞等人的题跋均为真迹原配。徐先生断定此卷为元人临写，鉴于此诗原不见于《颜鲁公集》，到明中期安国始据此墨迹本补入他所用活字版印行的集中，故估计“颜真卿根本并无此诗此书，那尽是宋人凭空伪造。留元刚刻帖时所收，即为赝迹。今本又从帖本临出，所谓伪中之伪。”

　　在徐邦达先生上述断语中，也存有一疑。墨迹本后南宋王亚夫、梁禾的题跋，既是真迹移配，那么所题原配为何帖呢？王亚夫题:“岁丙申得何逸翁书，谓近得颜鲁公墨迹，特奇怪，余骇所未见也。乃专走一件借以来。向徐抱独为余言，学书者兼通篆隶行草，方自成一家，今观此帖，渠不信然。至于忠勇英概之气，淋漓翰墨，亦非它学书□可及也。此藏于中兴初梁尚书家，后归之逸翁，其传来自南唐，必有所据关。”梁禾题：“逸林所藏颜鲁公《赠□帖》真迹，云得诸户书梁公之曾孙，盖余之从父也。俯今仰昔，感慨系之，因作数语，识卷鹥。括人梁禾。”“癸未立夏日书于硕斋。”按：梁尚书当为梁汝嘉，南宋时曾官权户部尚书，梁禾是其曾孙之侄。二跋题写时间在南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和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原题为鲁公书《赠□帖》，然而“赠”字下一字残缺，徐先生认为是“有意括损”，王亚夫、梁禾所题《赠□帖》，或非《赠裴将军诗》，而是另有他书。从王亚夫跋语看，所作描述与《裴将军诗帖》的风格十分相似，即便不是，也是鲁公所书其他佳作。倘若如此，“作伪者”为何要裂帛将题跋移配到一幅赝品上来呢？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墨迹本并非元人临写，而是宋人临写，王亚夫、梁禾题跋是原配，只不过后人在接纸题跋时，为整齐而做过装裱重组。留元刚《忠义堂帖》汇刻于南宋嘉定八年至十年（公元1215—1217年），梁汝嘉所藏墨迹本早其数十年，有可能与留元刚刻本“同出一辙”，前者为临写，后者为摹刻，故比临本形肖神似。未见真迹，此说只是揣测，有待求证。至于说原本是不是颜真卿所书，抑或说是唐宋人所书，无实据可查，只能存疑了。史上无法从出处、流传来确定真伪而存疑的古人墨迹比比皆是，前人通常的做法，是按书法风格特征来归依。《裴将军诗帖》即是这样，自明清以来许多名家视其为颜真卿书迹。王澍《虚舟题跋》称：“此帖书兼楷、行、草；若篆若籀，雄绝一世，余题为鲁公第一奇迹，不虚也。”何绍基称：“余觅之十数年无可得，今忽睹之，不禁拍案叫绝！”沙孟海认为该帖“风神胎息于《曹植庙碑》，大气磅礴，正非鲁公莫办”。

　　《裴将军诗帖》“风神胎息于《曹植庙杯》”，沙孟老所言，是指《裴将军诗帖》数体间杂的写法，源出东魏时期的《曹植庙碑》。《曹碑》是以隶楷之变过渡时期的俗体楷书和不规整的篆书、隶书相杂，《裴帖》则是以成熟期的楷、行、草三体相糅。这种数体杂糅的写法，在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曾经流行。不仅在“北碑”中能够见到，在“南帖”中也不乏遗存。《得长风帖》即是一例，也是楷行草相杂糅的杰作。该帖相传出自钟繇，现存的墨迹本多认为是南朝或隋唐人临写。可见，在颜真卿之前，已有这种风尚存在，他受其影响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颜真卿存世的作品中，《裴将军诗帖》并不是孤本，楷行草间杂的写法，在颜真卿的《守政帖》、《修书帖》中也有见到，但不如《裴将军诗帖》的变化大，这应该与书写内容和情绪有关。

　　“颜书”是最有“表情”的。这种“表情”不仅表现在点画形质的“鼔努为力”上，更是表现在书写内容的情感宣泄上。颜真卿写“三稿”（《祭侄稿》、《祭伯父稿》、《争座位稿》）时的悲愤、写《刘中使帖》时的欣喜，在其字迹中自然流露。读颜真卿行草书作品，起笔往往由正而行再草，速度由慢到快，由收到放，抑扬开合，起伏跌宕，以至墨色的浓淡枯湿，皆随情绪变化，给人以强烈的感染。《裴将军诗帖》笔势雄强劲逸，大气磅礴，与颜书的风格特征完全相符，故“正非鲁公莫办”。对于该帖“字势突兀”、“设计安排过甚”之类的疑问，窃以为当从所书之人和所书之诗的角度去理解，亦即从赞颂裴旻将军的“诗情画意”中去品读，这种所谓的“突兀”、“设计”也就不难理解了。

　　裴旻，唐代开元年间任“左金吾卫大将军”。文宗时，诏以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据《新唐书》记载，裴旻北伐时，为敌所围，旻舞刀立马，箭矢四面射来，皆迎刃而断，敌惊惧而退。又据《独异志》记载，吴道子为裴旻剑舞作画，只见其“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而入，观者千百人，无不惊栗。”颜真卿《赠裴将军诗》，即是对裴旻的剑术武功和英勇气概所作的生动描写和赞颂。颜真卿对该诗的书写之所以精彩，就在于其书与诗意高度契合，呈现出鲜活的画面感和视觉冲击力。以至于王世贞题跋时感叹:“公书此歌时，旻岂亦锦構紫韁盘马跳跃，为惊雷掣电状耶？不然，何公书之酷似道子画也。”颜公此书之好，不仅好在有“画意”，而且还好在表“诗情”，具有强烈的韵律节奏感。初唐孔颖达称：“动声曰吟，长言曰咏，做诗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孔颖达疏》）可见唐人有“做诗必歌”的风尚。而歌之吟咏，既要合辙押韵有音律之美，又要抑扬顿挫有长短、快慢、轻重之节奏。《裴将军诗帖》的书写，用楷、行、草三种书体，以及体势的大小、粗细、长短、曲直、刚柔、方圆，分别对应慢、较快、快和重、渐弱、弱三种速度和强度，以及高亢低婉的变化，形成符合“击节而歌”的韵律节奏，从而创造出一幅是诗是书、如歌如画的旷世杰作。所以，无论是读诗，还是读帖，都给人以酣畅淋漓、如临其境的感受。这种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正是颜书的高级之处。

　　对于《裴将军诗帖》在书学上的意义，今人往往热衷于所谓“破体书”、“合体书”方面的创意，见识不免受其局限。日前，在网上看到一位著名书家临写《裴将军诗帖》的教学视频，他既将楷、行、草三体相杂称为“破体”，又将数字相连的草书字组称为“合体”，令人啼笑皆非。这种在学术上不够严谨的说法，可以暂且不论，而那种只从表面形式认知的倾向，则容易导向内容空洞的“设计”。时下仿效《裴将军诗帖》的作品不少，共性问题就是流于“摆布”和“设计”。颜书的一大特点，是内容与形式的自然统一。李泽厚先生谈“盛唐之音”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拘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那么，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则恰恰是对新的艺术规范、美学标准的确定和建立，其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它们（按:指杜诗、颜字、韩文）一个共同特征是，把盛唐那种雄豪壮伟的气势情绪纳入规范，即严格地收纳凝练在一定形式、规格、律令中。”（《美的历程》）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唐人写诗的法帖很少，传为张旭的《古诗四帖》和颜真卿的《裴将军诗帖》，正好是“两个盛唐”的代表，从中我们可以品味李先生的见地。所以，依据盛唐的文化背景以及颜书的特征，可以猜想，《裴将军诗帖》的特殊写法，或代表了一种写诗的书法形式。严羽《沧浪诗话》称:“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那么，也就可以说，颜书的风格特征与诗是高度契合的，前述用不同的字体，对应诗歌变化的韵律节奏，就是可能的。

　　有人说过：音乐是流动的书法，书法是生命的音乐。书法和中国音乐一样，都是以独特的线性艺术构成它独特的美学世界。就此，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一切的艺术都是趋向音乐的状态”。“中国乐教失传，诗人不能弦歌，乃将心灵的情韵表现于书法、画法。书法尤为代替音乐的抽象艺术。”（《论中西画法的渊源和基础》）饶宗颐先生也说过，“当代不少美学家久已指出音乐是线型的艺术，又习惯把书法的原理拿来说明中国音乐的特性，特别喜欢取古琴的音腔节奏来作比况，试看琴曲《关山月》的韵律有如线条之进行，可以明白书法与古琴都同样可用线条的韵律来寻求它的美所以形成的道理。”（《书法艺术的形象性与韵律性》）《裴将军诗帖》，可以说是上述观点最恰当的例证。

　　笔者：程建国，号谦益，生于湖北武汉，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少将军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