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夏朝文字”：二里头刻符的背后，考证已有基本结论

上个世纪，西方提出“文明三要素”，就是判断有没有进入文明时代，需要具备文字、冶金术、城市或宗庙，其中第一项就是文字。

然而，西方的“文明三要素”标准，显然不够合理，只是属于古埃及、两河、欧洲的区域性特征，并不能作为全球的统一标准。比如，印加帝国没有使用文字，玛雅帝国没有冶金术，但能说它们不是文明吗？其实，连西方学者都称之为“玛雅文明”、“印加文明”。

因此，文字并非文明的必备条件，但在过去，很多事情都向西方看齐，以西方标准为标准，于是中国人出现了“文字焦虑症”，其中一个焦虑就是“夏朝有没有文字”。

鲜为人知的是，对于“夏朝文字”，经过过去百年考证，如今已有基本结论。当然，今天谈论夏朝有无文字，已与“文明三要素”无关，只是为了澄清一些事实，不让流言肆虐。

夏朝文字与甲骨文

甲骨文是一种成熟的文字系统，按照文字演化逻辑，甲骨文不可能突然出现，之前的夏朝理应已有文字。事实上，如今很多考古发现表明，不仅夏朝已有文字，而且五帝前后应该也已经有了文字。

与字母文字不同，汉字还保留了时代印记，比如常见的“豆”字，其实是商代一种豆形食器，恰如苏秉琦所说“象形字的创造者，只能是模仿他们亲眼看到、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器物形态”。因此，通过考古发现的器物流行情况，可以判断某些文字的出现年代。

比如，甲骨文与金文“酒”字中的“酉”部，其文字展现的形象，最迟出现在二里岗（早商文化）早期，此后考古没有发现，殷墟时彻底绝迹，可见“酉”字最迟出现在商朝早期。但商朝早期之后，“酉”所代表的器型就不再流行，那么“酉”显然就不太可能这时才造出。

除了“酉”字，类似情况很多，还有爵、壶、鬲、丙、宫、畐等文字，其中有些对应的器物，在商朝时已不再流行，有些仅流行于距今5000年左右等，显然说明甲骨文上的很多文字是商朝以前创造的。

可以说，想要论证夏朝没有文字、比论证夏朝已有文字的难度更大。因为，如果认为夏朝没有文字，那么如何解释上述这些现象，如何解释汉字起源，如何解释考古发现的五帝时代文字（下文会谈到）？当然，有人会说“甲骨文起源于楔形文字”，但这种说法没有丝毫证据佐证，且两者造字规律、结构、语法等都不同，只能是无稽之谈。

考古中的夏朝符号

过去百年，考古发现了不少夏朝时期的遗址，在其中发现了不少“符号”，比如在二里头一共搜集整理约50例，其他八里桥遗址、洛阳皂角树、伊川南寨、渑池郑窑、陕西商县紫荆等也出土了一些符号。

问题在于：这些“符号”是不是文字呢？夏鼐、邹衡等多数学者认为它们属于文字，少数学者认为只是刻符，总之还存在一些争议。

比如，上图二里头一件陶尊上的符号，三个连成一排，应该是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巧合的是，左边两个符号在八里桥遗址中也出现过，之后在甲骨文与金文中也有类似符号出现。最终，学者蔡运章考证认为三个符号从右到左是“臣曲糟”，即臣屈身奉上美酒来供天神或大王享用之意。

除此之外，学者考证了其他二里头符号，考证出墉、臣、鱼、井、羌、车、皿等文字，认为其中多数与甲骨文存在传承关系。其中，下图源自洛阳皂角树遗址的陶文，学者认为是“车”。

当然，还有学者认为它们属于刻符，并不属于文字。但无论怎么说，这些学者对待夏朝文字却有一个基本态度，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对二里头是不是夏都持非常保守态度、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的许宏认为：“即使是不同意上述刻符属于文字的学者，在二里头人掌握了文字这一点上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其次，对于二里头文化的符号，许宏认为：目前发现的这些刻符，无法代表当时文字的发达程度。

因此，对于夏朝文字，如今最基本的结论是：二里头时期（夏朝）肯定已经掌握文字，只是文字发达程度不好说。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三点值得一提：

首先，考古已经发现诸多五帝前后的文字，比如苏州澄湖良渚陶文、上海马桥陶文、山东丁公陶文、江苏龙虬庄陶文、陶寺遗址的朱书（其中之一见上图）、骨刻文等，都比较成熟，因此夏朝时期显然已有文字。

其次，陶文、骨文等载体比较硬，刻写的不太方便，往往使用更简单的俗体字，现代学者判断甲骨文就是如此。故而，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符号，显然不能代表夏朝文字水平，以五帝前后的文字来看，夏朝文字可能并不落后。

第三，甲骨文考证基本可以确认，商朝日常使用的是简牍文书，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夏朝是否如此？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尽管二里头才挖掘2%，未来大规模发现夏朝文字的可能性也非常低，也就很难揭开夏朝日常文字的真面貌。（上图甲骨文，简牍化的排版）

参考资料：《中国新闻周刊——夏朝的谜底或许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