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秦简中，讲述了哪些秦法与秦吏的故事？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统一天下后，“繁刑严诛，吏治深刻”，使得“天下苦之”，于是陈胜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天下苦秦”是秦末战乱中流行的反秦口号，所谓“苦秦”，既是苦秦法，也是苦秦吏。《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谓秦父老豪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同书《秦始皇本纪》载“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史记》所记主要是国家大事，只是给人以秦法、秦吏苦民的印象，对此更清晰的认识则需来自出土秦简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有丰富的法律文献，包括《为狱等状四种》与秦律令，亦有官箴性质的《为吏治官及黔首》，是了解秦法和秦吏的可靠资源。

秦律令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制订出来的，法家提倡“事皆决于法”“以刑去刑”，故不免法网严密、轻罪重罚。但严刑终究针对的是违法行为，一定程度上也是预防法律被违法者所侵害。而与秦法苦民印象相冲突的是，岳麓秦简中有不少保障百姓利益的律令。比如禁止官吏欺压百姓，秦令规定新地官吏接受百姓钱财、酒肉和其他物品，在与百姓的买卖、借贷中故意压价，贷买百姓奴婢、畜产等超过三个月仍不给钱，均“与盗同法”；经营公田的官吏破坏用水准则，凭借权势侵夺百姓的灌溉用水，要以“大犯令”论处。又比如爱惜民力，《徭律》规定不得因征发徭役而耽搁百姓农时；农忙时先征“富有贤人”，农闲时才征贫穷者；各县征发徭役，须先向执法、郡守报告发徭目的及用徒数量；不能擅自征发未成年人及因年老而免除徭役者服徭等，都体现出对征发徭役的审慎态度。这些体恤百姓的律令并非具文，里耶出土秦洞庭郡实用官文书即强调“急事不可留，乃兴徭”“田时也，不欲兴黔首”，并要求对有可用官有劳力却征发百姓，及征发百姓可减省却多征发的官吏进行惩处（里耶秦简9-2283）。至于理想的秦吏类型，也应待民亲和，并能积极为民谋利。《为吏治官及黔首》所列官吏“五过”的首条便是“视黔首倨傲”，官吏“五善”中则强调“喜为善行”。

▲在2022年6月至12月的考古工作中，考古人员在位於陕西宝鸡的秦雍城遗址发现春秋时期秦国大型建筑遗址，是目前发现和確定的秦雍城时代最早的建筑遗址。图为5月29日拍摄的半圆形瓦当。（图片来自中新社）

秦法苦民既非秦立法者的意愿，秦吏苦民亦不符合秦统治者对官吏的期许，何以最后演变成天下苦秦的局面？岳麓秦简中亦提供了线索。秦代奉行法家“明主治吏不治民”的观念，对官吏的管理相当严苛，此举有助于达成官僚体系的高效而廉洁，却也可能让秦吏时刻承受高压。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暨过误失坐官案”中，江陵丞暨在短短五个月时间内受到八次追责，原因主要是行政违法，包括小犯令二项、大误一项、坐官与小误五项。暨被频繁追责固然与其个人不够谨慎有关，但也体现出秦法对官吏没有留出容错的空间。更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学为伪书案”，学冒充将军冯毋择的儿子骗取官府钱财，被胡阳县吏查破，但胡阳县吏不清楚冯毋择爵位已经是卿，在奏谳文书中仍称其五大夫。胡阳县吏文书有误，自然是过错。但古代资讯不发达，胡阳县吏不知晓朝廷大臣的爵位变化似可谅解；相对于查破骗取官府钱财的案件，只是白璧微瑕。然而处理此案的胡阳县吏仍因这一轻微的过错受到赀罚。

暨与胡阳县吏主观上没有违法意图，按照暨的说法是“不幸过误失，坐官弗得，非敢端犯法令，赴隧以成私也”。秦吏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中，有的还不是凭借主观努力就能完全避免。比如患病，岳麓秦简《迁吏令》规定官吏一年中因病不能任职超过三个月就要免官，并且在病愈后，将与因过错而被免职、废官的官吏一样，派遣到新地为吏。因其他官吏过错而受罚的职务连坐，亦多少让官吏感到无奈，江陵丞暨即因其任命的江陵史丹受到牵连而被论罪。秦吏对本人的违法行为难以掌控，无疑会让其背负压力，更让秦吏倍感压力的可能是秦代在官吏考课中施行末位惩处的原则。岳麓秦简秦令规定，御史考课郡县的具狱情况，每十个郡县要“取殿”一个郡县，不足十个而超过六个亦要“取殿”一个，一旦评为殿等，郡县长吏、卒史、狱史都要被惩罚。考课必然有殿后者，也就不可避免有官吏受罚，秦代官场内卷势必相当严重。可以想见，高压下的秦吏在施政时很难有平和的心态，自己如履薄冰，为转嫁压力，对属下吏民的要求也会日趋苛刻，很容易就会演化为急政暴虐。

秦律令的细密翔实，也使秦吏在执法时缺乏柔润、变通的空间。秦统治者希望对所有事情都有统一的明确规定，律令的细密翔实程度给人以深刻印象。岳麓秦简中关于皇帝节使出行的令文，甚至分去程与返程，关内县与关外县，住宿地、饮食地与更驾地，详细规范各种情况下县内陪同官吏的级别及数量。诚如学者所言，“细密到以令文的形式来具体规范县级官吏的陪同人数，这大概也是后世法律文献中所罕见的条文了”。（陈松长：《新见秦代吏治律令探论》，《政法论坛》2020年第1期）律令缜密有利于防止官吏肆意妄为，但过于细密也就意味着僵化，执法时难以照顾法律令与民心人情、地方风俗的协调。配以因承受高压而“以亟疾苛察相高”的秦吏，其负面影响愈发突出。秦朝末年旧楚民反秦最为激烈，亦是源于秦律令与楚地观念、秩序差距甚大，旧楚民对秦法及秦吏的执法很难适应，以至到苦不堪忍的程度（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

“天下苦秦”不能说没有立法层面的因素，但更多还是来自执法层面。汉初萧何“攈摭秦法”制作汉律，定罪量刑对秦律的改动相当有限，同样带有轻罪重罚的性质，却未见汉法苦民的说法，主要就在于律令减省而汉吏执法普遍推崇宽平，“上顺公法，下顺人情”（《汉书·循吏列传》颜师古注），在彰显法律的权威时亦不失温情，汉初择吏更是多取“重厚长者”，从而减轻了法律的苛重色彩。（完）（原标题：岳麓秦简中的秦法与秦吏）

作者/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