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李枏：美韩同盟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是中美两国利益交织且又分歧凸显的地区。当前，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台海和朝鲜半岛局势持续升级，东北亚地区阵营化日趋显现，地区间的联动性正在增强，从而使得中美关系越来越受到“第三方因素”的影响。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李枏，文章摘自《美国研究》2023年第5期。

本文大约4200字，读完约10分钟。

2022年3月，尹锡悦以微弱优势当选韩国新任总统。自其执政以来，深化美韩同盟成为其外交政策的总基轴。尹锡悦政府认为，在中美博弈日益加剧的形势下，韩国必须选边站才能早占先机。而韩国一直希望成为政治上的强国，即所谓“全球枢纽国家”，美国则可使韩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尹锡悦政府一成立，就全面倒向美国。在尹锡悦政府公布的韩国版“印太战略”中，韩国确定了新的外交政策方针，更突出价值观。中韩关系在这份“印太战略”报告中被描述为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更健康、更成熟的关系”，并强调“以国际规范和规则为指导”。美韩同盟在拜登政府以及尹锡悦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已经被深深地纳入进美国的“印太战略”之中。美国通过价值观、经济安全以及提升韩国国际地位一系列手段让韩国逐步接受“中国是威胁”的认知，形成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将美国的全球利益纳入韩国的国家利益之中。而韩国也从以往的部分“在中美之间走平衡”转向完全跟随。

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地缘位置都十分重要，在历史上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都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地区在与美国“断交”前曾是美国的盟友，韩国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的盟友。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都属于“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持续增长，并都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为意识形态主导。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结束了两国长期互不承认和相互隔绝的历史。中韩建交谈判中牵涉多方面的问题，其核心就是台湾问题。在中韩两国的建交公报上，“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韩国遂与台湾地区“断交”。虽然台湾当局有所准备，但中韩建交仍对其造成了重大打击。

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在“断交”后的关系发展是以经贸为主体。可以这么说，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获益于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与此同时，随着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度逐渐提高，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内部都产生出安全焦虑。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国政府的影响。美国一直在强化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西方民主化的“同一性”，这种意识形态影响潜移默化地加强了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警觉”和政治疏离。意识形态从而成为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关系的另一种黏合剂。与此同时，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在高科技领域呈现出竞争又互补的局面。

2018年伊始，美国对华发起全面挑战。台湾问题成为特朗普政府在中美关系中进行对抗和交易的重要一环。为了在中美博弈中占据先机，特朗普政府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领域都升级了美台关系。而拜登政府更将中国视为“对美国繁荣、安全唯一有潜力将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秩序构成持久挑战的国家”。拜登政府基本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更加强调将台湾地区纳入美国“印太战略”的框架下，在既有政策中积极推进双边发展“实质性”关系，不遗余力地推进“台湾问题国际化”，为台湾地区拓展所谓“国际空间”。美台的相互勾连也深刻影响到美国盟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发展。

尹锡悦政府执政以来，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政治互动关系更为频繁。2022年12月28日至31日，韩国国会副议长郑宇泽率领多名韩国议员窜访台湾地区，并与蔡英文等台当局高层进行会面，严重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以及中韩建交公报的相关内容。2023年4月19日，尹锡悦在访美之前宣布，反对“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还将台湾问题与朝韩关系相提并论。此后在历届美韩峰会以及美日韩的高层会议上，台湾问题都成为其联合声明的重要部分。韩国更明确地将“台湾问题国际化”。2023年2月、3月、5月和6月，韩国军机以“加油”的名义降落台湾地区，韩方对此给出的解释是经停台湾地区进行补给。但台湾地区并不是韩国军机经停的必选之地。显然，这是为了向美国示好。不难看出，在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韩国对其与中国台湾地区关系正在进行新的思考。

首先，韩国以意识形态纽带加强与台湾地区的政治联系。自尹锡悦执政以来，韩国政府一直强调对外政策中的价值观作用，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在近几年一系列的政治接触中不断强调“共享民主价值观和经济利益”，这显然符合尹锡悦政府的外交纲领。其次，美国是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关系维系和提升的“重要纽带”。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最担心被美国所抛弃，因此都在不断巩固与美国的关系。在美国大打“台湾牌”的时候，韩国加强与台湾地区的政治联系显然符合美国的利益，会使美韩关系更为紧密。再次，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韩国长期以来对中国产生经济依赖，韩国企业不断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既解决了国内资源不足的问题，也为韩国开拓了广大的市场，但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中美经贸战、科技战的开始，韩国面临美国施加的压力，从而认为必须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这与台湾地区面临的境遇相似。最后，东北亚日趋阵营化的发展使韩国政府认识到必须加强与美日的三边安全关系，因此，韩国降低了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预期，冷战思维使韩国加速疏远中国。相比之下，台湾当局一直在谋求利用中美关系的恶化来“拓展自己的国际空间”。在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关系上，台湾当局也寻求超越经贸关系，实现“实质性关系”的突破。这无疑为此后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安全和意识形态纽带。

前瞻未来美韩同盟中的台湾问题，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是美国遏制中国大陆以及朝鲜威胁的重要伙伴，这也就表明了韩国介入台湾问题的可能性。美国为了表面上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很难着力推动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但仍将通过价值观和经济利益来加强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的政治联系。通过“民主峰会” “芯片联盟”等形式，美国将促使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不断加强战略合作，为两者自发进行各种形式的联系提供条件，无疑这些方式会推动韩国超越所谓“政经分离”的对台关系原则，也会从长期改变韩国国内政治力量对台湾地区的认知。

有鉴于此，未来美韩同盟中的台湾问题将向以下几个方向发展。首先，通过台湾问题，巩固美韩同盟，深化美国的“印太战略”。为了迎合美国的“印太战略”，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将不断以“共享民主价值观”的名义加强政治接触，在政治声明、议会交流以及1.5轨会议等层面上拓展接触面。其次，美日韩三边在台湾问题上加强合作。在美国看来，美日韩三方安全合作对台湾地区的防御至关重要。2022年以来，美日韩三边在一系列高层会晤中都对台海局势发表共同立场。随着美国通过防务合作和高层会晤机制稳步增加对台湾地区的军事和政治支持，三边未来将通过各种形式的军事演习以及情报互享建立起应对台海局势的安全机制，从而标志着美日韩三边军事关系的再升级。再次，美韩针对台海局势制订新的作战计划。拜登政府认为，若美韩在地区突发事件中缺乏协调，美韩同盟将名存实亡。2022年9月，美国驻韩美军司令保罗·拉卡梅拉强调，驻韩美军指挥官会为“任何事情制订应急计划”。美国在韩国拥有两个空军基地、１个海军基地和１２个地面基地，其中位于平泽市附近的驻韩美军汉弗莱营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这些都有助于美国应对台海的突发事件。此外，韩国还拥有高精尖的武器，尤其是巡航导弹、毒刺和标枪等精确制导导弹以及无人机，这些都有可能为美军提供支援。在军费开支上，韩国位列世界前十。换句话说，美国可以从同盟的分工中获益，从而“分散中国报复的风险，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益。”从次，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在高科技上互补以及经济安全上的合作。在双方看来，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仍有许多未实现的潜力，特别是在高科技方面。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国会和拜登政府加强了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和技术控制，并鼓励其盟友效仿。为此，韩国三星电子与台湾地区的联华电子正在结成战略联盟。从中可以看出，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正在被双方政治力量所左右。

最后，台湾问题也将成为未来美韩同盟新的矛盾点。对于韩国而言，韩国不希望两岸发生冲突，一是因为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可能会因为使用驻韩美军“协防”台湾地区，从而忽视朝鲜半岛的安全，这或将为朝鲜带来可乘之机，韩国将独自面对来自朝鲜的威胁。二是韩国担心卷入中美之间的冲突。一旦出现中美冲突或军事危机，韩国政府应如何履行联盟承诺来协防美国。但这将意味着与中国的对抗，而如果韩国拒绝协防美国，美韩同盟或将走向尽头，美国对韩国的同盟承诺也将很难实现。这两个担心因素相互并不排斥，甚至会相互重叠，使韩国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面临严峻的两难境地。韩国的这些担心和隐忧反映出一个现实，即韩国无法完全脱离中国的影响。实际上，中国的“势”已充分形成。经济上的发展已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大国。在政治力量方面，美国如此激烈地展开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也充分说明中国的影响力。在韩国看来，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以及未来朝鲜半岛的统一，中国的作用至关重要。虽然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在美国的作用下可以加速靠近，但无论经济、政治、军事还是社会，韩国都不能忽视中国的因素。这也就决定了韩国即使小动作会不断，但仍将以不触动中国底线的方式发展与台湾地区的关系。

总而言之，台湾问题既成为美韩同盟在新形势下升级重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时成为两国潜在的矛盾点。对于美国而言，对外部威胁的强化将成为同盟巩固的黏合剂，而台湾问题无疑会使美韩加强共识，重新进行新的整合。而作为大国盟友的小国往往有两种恐惧。一个是被大国抛弃，独自面对对手的威胁。另一个是被大国拖入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台海危机的可能性给韩国同时带来这两种恐惧。在同盟体系中，这种“反叛”与“原谅”是大量存在的，这取决于同盟体系的弹性以及盟友表现出的战略灵活性。■

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23年第5期

责任编辑：王毅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