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最后的知青‖赵冀川

最后的知青

赵冀川

我1975年下乡当知⻘。之所以叫“最后的知⻘”，一是从历史的时间节点看，1975年后已是知⻘上山下乡运动的尾声；二是与哥哥姐姐当年下乡时的豪 情、悲壮、伤感和迷茫相比，我们显得冷静理智，目的性更强。当时，上山下乡已然成了我们这代人今后发展的必然之路，只有下过乡，才有资格升学、参军、进厂、回城接班等。尽管前程渺茫，但希望还是有的。

送别——1975年高中毕业，下乡势在必行，但落户哪个公社大队，选择却不一样。有的选离城近的方便回家，有的选有亲戚的方便照顾，有的选富裕的地方以免受苦等等。失去父亲的荫庇，我不可能有更多的选择：哪里知⻘最少，无论多远多苦，只要方便早日返城，我就去那里。为此，母亲向大院的本地干部四处打听，托叔叔阿姨们介绍，我选择了一个离城几十公里远的涪陵县李渡区镇安公社。在长江边上，不通汽⻋，每天从县城出发只有一班轮船，要坐6个多小时才能到达。

在高中毕业典礼之前，我提前来到镇安联系落户事宜。那天，正赶上开全公社的干部大会，我找到公社党委王书记说，我要在你们这里当知⻘，去知青最少的大队。王书记笑眯眯地拍了拍我肩膀说：“人小⻤大”，不知是夸奖，还是说我⻤心眼多。王书记给我安排到了离公社还有十几公里远的深坨大队，这地方加上我，整个大队只有3个知⻘。

哥哥姐姐下乡那个特殊的年代，父亲母亲没有时间也没有自由为他们送行。现在，我成了家里最后的知⻘，母亲坚持要送我。临行的头天，母亲忙乎了一晚上，吃的、穿的、盖的、用的，为我备了一大堆。第二天，我和母亲摇摇晃晃地坐了6个多小时的轮船，下了船一打听，离生产队还有几公里的山路。我挑着行李，母亲拎着一大包生活用品，爬山跨沟走了近两个小时，天黑前才到了生产队。

青瓦、土墙、斑驳的双扇木⻔，生产队⻓指着说：“将就住吧，你的知⻘建房款还没到，这是找社员借的一间房，灶还没打好，你们先在我家住两天”。第二天，我催促母亲早点回去，她说要去为我收拾房子，我说：“有什么好收拾的”？她固执地要等到灶打好后为我烧顿饭才肯离开。直到第四天，吃了母亲亲手做的饭，听了她一大堆的唠叨，不耐烦地再次催促她回去，母亲才勉强答应回城。那是7月的夏天，已经51岁的母亲单薄的身影在山间小路踽踽独行，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背，远远地不时向我回头张望……

后来读大学了，后来进了职场，后来步入了中年，拥有年轻时所向往、所追求的一切，名利、地位、金钱，我才渐渐明白，父亲已经远去，母亲也在慢慢地老去，我失去和正在失去的原本是我最该珍惜的东⻄。而我们从小到大一心一意只想离开， 却从未回头张望过。再后来，读到⻰应台的《目送》，心中酸楚的岸堤一下崩溃:“所谓的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赵同志”——高中同学30年聚会时，大伙谈起那段知⻘生活，不像⻓我们几岁的哥哥姐姐们，有那么多艰难困厄的煎熬，有那么多⻘春无悔的悲壮。曾经轰轰烈烈的知识⻘年上山下乡，此时已沦为参军或就业的必需程序或曰镀金之路。在田里，在山坡上，农⺠们毫无遮掩地对我们开着粗俗玩笑，我们先是困窘难堪，后来也笨笨地试着接招。公社、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了我们躲避沉闷农活的世外桃源。单调的生活有时荡起一点涟漪，比如，不负⻘春谈一场注定会分手的恋爱。

不过，下乡头一年，我还是吃了不少苦头，农村男劳动力所干的农活我基本都干过。最大的一次挑战是到几公里外的工厂生活区挑大粪。当年化肥稀缺，价格昂贵还凭票供应，生活肥料也非常紧张， 我们所在大队的各生产队只能严格按大队委安排，分时间段轮次去工厂舀粪。轮到了，就来回挑几趟，直到把粪池掏干。第一次随全队男劳动力去挑粪，在粪池口，生产队⻓说：“小赵刚来，来回跑不行， 负责看守粪池，防止其他队的人来偷粪”；我胸一挺答道:“好，服从队⻓的安排”；队⻓狡黠地一笑，说：“按老规矩，凡是守粪池的负责在池坑里给大家掏粪”“啊！还有这样规矩”？！看着下面臭烘烘黑乎乎的一片，上面还不时哗啦哗啦、叮咚叮咚地掉下污物，我傻了。“脱鞋，挽上裤腿，小赵快下去”！生产队队⻓大手一挥，高喊一声：“干活”！一瞬间，什么主席教导、什么豪言壮语⻜到九霄云外，大脑一片空白。在社员们不知是搀扶还是推搡的动作后，我稀里糊涂顺着粪池梯坎下去，站在了⻬腿深的粪池中.....

由于表现出色，1975年底，我就被推荐为先进知⻘代表，参加了县里上山下乡知识⻘年先进表彰大会，会上还发了一个印有表彰会纪念文字的搪瓷杯。在川师读大学时，一次在开水房正用这个杯子接水，旁边突然伸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杯子，有点像当年我党地下工作者在偷偷接头。我俩同时抬头:“你是涪陵的？”“你也参加过知⻘先代会？”偶然的相逢、共同的经历，我和那位中文系的同学成了好朋友，也算是一个搪瓷杯生发的缘分吧。

1976年参加县知青先代会，前排右一作者

知⻘先代会还没结束，我接到公社通知，涪陵县委将在全县开展为期半年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活动，由县委机关单位的领导和干部组成工作团进驻公社各大队，并抽调少数下乡或回乡知⻘作为工作队队员。刚结束先代会，我又在县里集中培训3天，回到公社，我被工作团安排到另一个大队作驻队干部。一到进驻的那个大队，大队书记热情地握着我双手：“赵同志，欢迎，欢迎来指导我们工作”。那年我18岁，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我“赵同志”，我又腼腆又激动，一时反应不过来。由接受教育的毛头知⻘，摇身而为指导工作的“赵同志”，这个转变也太华丽了吧？！

1977年参加县知青先代会，后排左二作者

驻队期间的生活与从前没多大区别，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只是到晚上，要组织他们学习《人⺠日报》社论、《红旗》杂志文章，开展“批林批孔”教育。这种活动开展几次后，我渐渐有了点“赵同志”的优越感。而当我的面，社员”们一个个“赵同志”长、“赵同志”短地叫着；背着我，却把我在会上文绉绉的讲话当成田间地头取笑的材料。我在会上说：“要把‘批 (pi)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下去，把这些坏人批深批臭”；有的社员故意在下面大声嘀咕，学我普通话的发音，用当地口音，拉⻓声音加强语气重复着“批深批臭”，还阴阳怪气地补充: “‘赵同志’说得对呀”，引起下面一阵哄堂大笑。也许正是这令我难堪的笑声，让我似乎明白了此时的“赵同志”到底有几斤几两，知道了今后还要走⻓⻓的路。

招工或者考大学——1976年7月，“赵同志”完成了工作队任务后，我回到了原大队生产队。离开半年多，我发现，大队或生产队的大小干部们看我的眼光好像多了几分客气，多了几分尊重，对我称呼上也有了变化，农活安排上也有所照顾。“小老赵，队里的农活不多，队里有条船在⻓江跑运输，你到船上去干吧”，还是那位生产队队⻓作出的安排，全队好多人都眼巴巴看着这份美差，却被我摊上了。后来，大队支部又研究决定，任命我为副业大队⻓，带领几个生产队抽来的年轻人，组织他们到山上种柑橘，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当“官”。我们队土多田少，主要粮⻝是苞谷、红苕，1976年我全年分到的谷子只有28斤，打成米只剩21斤，其余的口粮都是苞谷、红苕等粗粮。平时节省着吃，以粗粮为顿，知⻘同学来串⻔时，才用大米配红苕或南瓜熬粥招待，并一本正经地告知他们，这是接待你们的最高待遇。1976年底，不知是哪位农业专家的创新发明，说用新鲜的红苕秧在棚子里过冬，来年开春再插入土里就可以⻓出红苕来。这样就节约了原来必须用大根红苕留作种子的问题，农⺠们可分的口粮也就增多了。棚子必须建在阳光能照射的山顶上，还要安排专人看守，随时查看棚里的温度，确保红苕秧能安全过冬。大队选我们生产队作这个实验，选我为山顶看守人。队上在山上挖了3个大坑，插入红苕秧，盖上塑料薄膜，并在棚子旁边为我搭了个草棚，做了个床架，铺上厚厚的稻草，拉了个电灯。我除了吃饭下山，其余时间都必须待在山上。我带了一本人⺠教育出版社的《基础英语》上山，每天看看棚里温度，瞧瞧苕秧颜色，读读英语课文，饿了就下山吃点东⻄。真的要感谢那段神仙般的日子，为我后来考大学打下了基础。但是，好景不⻓，薄膜虽然照得进光，但挡不住刺⻣的冷，不到一个月时间，⻘绿绿的红苕秧冻成了干瘪瘪的⻩叶，专家的发明以失败告终，我也扛着被卷下了山。

1977年国庆过了不久，上面给公社分配了5个招工名额，其中一个名额指定给我，据说是涪陵地区劳动局(父亲生前单位)给县里打的招呼。填完招工表不久，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农活进入淡季，我向队上请了假，急匆匆赶回家里复习，准备参加高考。一天在家厨房烧火做饭，听⻅屋外有人与母亲说话，好像是地区劳动局副局⻓牛叔叔，他也是一位南下干部。父亲生前他常到我家里来，父亲叫他老牛，我经常听成“老油”，叫他“油叔叔”，父亲纠正到“是牛，水牛的牛”。这位老牛叔叔非常严肃地给母亲说：“冀川回来啦？是在复习想高考吧？我告诉你们，这可不行喔，我们专⻔给了他一个招工指标，就业很难的，绝对不能浪费”。胆小慎微的母亲不停地点头：“是的，是的，感谢你们，我们不去高考，就等着招工。”离高考的日子近了，我又回公社找到王书记要求报名填表参加高考，王书记基本上重复了一遍牛叔叔上面那番话后，又说：“填表要交5⻆钱的报名费哟，考不起就可惜了。”王书记之所以这样劝我，因为当年我们生产队全劳动力忙活一天所得的最高10个工分不到2⻆。在招工或高考二选一的抉择中， 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我记得，1977年的冬天特别冷，12月9日至11日， 在涪陵一中那间关不住严寒的教室里，我完成了人生的高考。不久，我的招工录取通知到了，要我12月30日前在涪陵地区新华机械厂报道。告别了， ⻘瓦、土墙、斑驳的土屋；告别了，两年多的知⻘生涯，我是工人了! 眼看1978年春节都过去了，高考结果还没出来。直到2月底，一天下班回家，一进⻔，母亲兴奋地告诉我：“公社来电话了，考起了，你考起大学了”。不知是母亲激动没听清，还是公社邮政所的邮递员没说清，母亲说我考上了四川大学。在去公社的船上，我很疑惑，川大是重点大学，春节前都已发了录取通知书，我怎么会现在才收到？到了公社一看，是四川师范学院......一路上的激动、欢喜，瞬间冷了下来。但是，能考上大学，无论什么大学，在当时都是令人羡慕的大好事，对其他同龄人而言，能成为77级大学生无疑是时代的幸运儿。“大学生”似乎是头上罩着光环的3个字，作为与众不同的群体，起点普遍比其他同龄人高，后来自己的工作和发展也应证了这个说法。

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到厂里，心里忐忑不安。我是知⻘参加的高考，通知书发到了公社，现在我是厂里的正式工人，分配了工种，当机修钳工，跟一位中年妇女当学工，正式拜师学艺。厂里会同意放我走吗？牛叔叔对我母亲那番严厉的告诫又在我耳边回响......我带着疑虑找到厂工会主席，他⻓得清瘦、干练，但说起话来非常温柔，了解我的来意后，笑呵呵地拍了拍我肩膀说:“这是好事、喜事，是我们厂的光荣呀！你的粮油关系、户口档案我去给你办！”不到一周，那位慈祥的工会主席叫我去他办公室，递给我一个大的牛皮纸信封说：“给你，这是所有手续，已经是3月份了，厂里给你发了当月的工资18.5元，粮票也替你换成了全省粮票，都放在里面了，早点去成都报到吧。”我一把抓住那位叔叔的双手(我已改口叫他叔叔)，两眼泪汪汪......天下还是好心人更多啊!

成都是母亲的故乡，我外婆、长辈、亲戚都在那里，母亲非常放心，用不着象当年我下乡那样送行。虽然如此，临行的头天，母亲同样忙乎了一晚上，穿的、盖的、用的，还是为我备了一大堆。我即 将踏上求学之路，同样还是在⻓江边上的码头乘船，同样是那么冷，又那么黑，但我心中却亮亮的， 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感激。

2017年5月初稿于重庆

2023年10月定稿于成都

来源：永远的华西

作者：赵冀川（1957年生，下乡当过知青，1977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当过老师，企业翻译，政府公务员，在金融系统工作26年，直到退休。目前定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