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鲁迅的生计

学者余世存

作者：余世存

原载：2014年第9期《英才》杂志

我们今天褒贬前贤多是着眼于他们的言行，很少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出发，了解其言行背景。事实上知人论世会使我们更能理解前人也能理解自身。

鲁迅的生存和心理状态是今人少有提及的，得益于陈明远等学者们的研究，我们今天大概知道鲁迅一生的收入状况。

十年前的一项研究表明，鲁迅在参加工作直至去世的24年间，共收入12万圆左右，相当于今400多万人民币，即有着年均17万元人民币、月均9000-20000元人民币的收入。如果用今天的购买力算，相当于1000多万人民币，即年均50万元……这笔收入，大概相当于今天北上广的高级白领的收入。

可以说，鲁迅的收入不算低。有人因此认为，“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

人们对鲁迅的印象也是，他虽然朴素，但生活起来也是相当享受的：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用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雇有两个女佣，晚年经常带全家乘出租车看电影、赴宴席……

鲁迅被一些人认为是文人成功的典范，他生活的精致细节给人突出的印象。

一是饮食讲究，爱吃火腿等精美肉食，隔夜的菜是不大吃的；二是住房宽敞，初到上海不过两个人，租一层楼就够用，而鲁迅却要独幢的三层楼；三是喜欢看电影，而且要买价高的好座位，往返要乘汽车。

鲁迅故居

但如果仅仅把鲁迅看作是成功人士，这会妨碍我们对他的认知，这甚至是一种误解。事实上，鲁迅终生未摆脱生存的压力。

跟今天年收入30-50万的白领阶层一样，鲁迅的不安全感是实实在在的。这既跟他的家庭背景有关，也跟他后来的体制生存和体制外生存方式有关。

鲁迅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父亲的病使他尝尽世态炎凉。他在名篇《呐喊自序》中写道：“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直到晚年，鲁迅还回顾说：“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1912年，31岁的鲁迅进入教育部做“公务员”，开始领薪水，但只能领到半薪。当年收入1100元。第二年，工资上涨，但也只能领到九成薪水，全年计2586元。第三年，仍未领全薪水，全年收入3146元。随后几年多为3000多元的年收入。

1918年，开始在《新青年》刊物发表小说与杂文，但属于同人刊物，没有收入。

1920年，鲁迅年收入2640元，较前几年为少，因教育部拖欠三个月薪水。这一年鲁迅开始在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任兼职讲师，尽管开始不计报酬，但总算在工薪收入外有了讲课费。

1921年，鲁迅年收入2578元，其中讲课费88元。

1922年收入不详。

1923年，鲁迅年收入2304元，其中稿费69元，讲课费141元，这一年，鲁迅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兼课。

1924年是一个转折年，这一年鲁迅年收入2600多元。教育部薪水3600元，鲁迅领到手的只有1095元，其他稿费700多元，讲课费800多元。工作12年之久的鲁迅，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超过了公职收入。

1925年，鲁迅的年收入2 800多元，这一年的鲁迅不仅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兼任讲师，而且开始在中国大学本科兼任小说学科讲师，在黎明中学和大中公学兼任高中文科教员。最多的时候，鲁迅到8所学校兼课。

我们由此可知，鲁迅的收入虽然不算低，但设身处地地想，他也并不轻松，否则他不会到处兼课。

一个民国体制中的公务员的辛酸，鲁迅都经历了。到1925年，鲁迅在他的名文《灯下漫笔》中还忠实地记录他10年前的一次兑换钱的经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吗？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甸甸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他为此感叹，中国只有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一个参加工作十几年的老“公务员”仍未获得“财务自由”，这才是真实的鲁迅。

1919年11月，鲁迅借债500银圆，为期3个月，利息1分3厘（共65银圆），补足购房款。1920年5月，鲁迅借债400余银圆。1921年3月，鲁迅又借债700余银圆。1924年5月鲁迅买下了破旧的小四合院──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现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内），共花费1000银圆左右，鲁迅向友人许寿裳、齐宗颐各借400银圆，所欠的债，一直到几年后才用他的讲课费还清。

1926年，鲁迅在一篇日记中说：“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禄钱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还不算。”

北京鲁迅博物馆

我们今天读鲁迅，可以想到这是人到中年的鲁迅，这是一种什么心境？有人说鲁迅“跑着去领工资”，当年的报纸还说鲁迅为“索薪”参加游行被警察打落了“门牙”，由此可见当时的公务员也得为自己的利益“维权”。到1926年时，鲁迅还在给人写信说，想多“弄几文钱，以助家用”。

1927年夏天，鲁迅对朋友说：“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并且积下几个钱来。”

1928年夏天，鲁迅对一位朋友说：“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过了几天他又说：“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

鲁迅的诸多名文都是在这种心境里产生的。

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中说：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除了觉醒的心以外……他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钱──高雅地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1927年，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说：

“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放下担子，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

因此，我们能够想见鲁迅的特殊性。跟民国众多的学者教授不同，鲁迅对经济、生计的敏感是异乎寻常的。作为长子的压力，作为公务员的束缚，他活得并不舒坦。他一直生活在紧张、纠结之中，直到1926年，他还在为跳槽患得患失，这一年他去了厦门，又去了广州，就是为了多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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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7年秋天起，鲁迅决意脱离体制，他既不担任公职，也不做教员，而是专事独立写作。

这一年，他已经46岁了。他选择了上海为定居地。有学者认为，鲁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基于战斗的需要──殖民文化与商业文化固然不堪，但却足以造成文化专制的缝隙，进而便于以笔为旗，展开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而另一方面则分明出于经济的筹划和生存的盘算──这里汇集了全国最多的报刊、书局以及其他经营性文化设施，只有这里才能为纸间的劳作提供丰足持续的版税与稿酬，从而去除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这些都表现出先生清醒务实的经济头脑。”

这其实也是高看了鲁迅，他只是一个完全靠自己打拼的文人。

师友们对他的帮助确实也开始见效，如蔡元培的介入，使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元，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共计14700元，折合黄金490两。这些稳定的收入使鲁迅终于有了最后10年的较为稳定的生活。

1927年，鲁迅年收入3700多元，超过了北京生活时期。1928年，鲁迅年收入5900多元，其中一大半来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收入。1929年，鲁迅年收入15000多元（合人民币100多万元），其中一大半来自他跟自己的学生老板李小峰打官司追回的版税，他的学生、北新书局的“书商”李小峰扣其版税，经协商分期向鲁迅偿还，据郁达夫说，总数有20000元之巨。

鲁迅直到生前最后十年，收入才算可观。陈明远说：“鲁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9年间（1927年10月—1936年10月）总收入为国币78000多元，平均每月收入723.87元（合今人民币2万多元）”——此系10年前数据，合今人民币4万多元，相当于今天都市高级白领的收入。就是说，直到此10年，鲁迅才算有了“财务自由”。

蔡元培与鲁迅陪萧伯纳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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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鲁迅终生处在生计的纠缠之中。他跟当代“亚历山大”的“屌丝”一代一样，都有着生存的紧张，只不过，他对自己的生计有着务实的考虑。

有人认为他是“理财高手”，说他的理财有几大特点：“不断跳槽转换工作”“多线程理财”“坚持亲自理财”“选择最佳经济地区”等，这其实是高抬了鲁迅。跟民国傍官傍商、长袖善舞的理财专家不一样，跟梁启超、胡适等体制内生存者不一样，他的理财真正是平民的、文人的。因此，他的言路、思路跟青年、跟大众相通。

把生计放在重要地位的鲁迅难以“免俗”，他说过，他跟高雅的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恐怕只好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娵隅跃清池’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酬。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

他对青年对大众的劝告也极为实际：“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萧红于193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生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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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生受气，其中多跟钱相关。

直到临去世前几年，他还在跟学生打官司，李小峰克扣他的版税占他一生收入的五分之一；临去世前四年，国民政府不再支付他特约撰述员费用……这些事件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难怪鲁迅感慨：

“在钱下呼吸，实在太苦，苦还不妨，受气却难耐……我想此后只要以工作赚得生活费，不受意外的气，又有点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幸福了。”

但鲁迅是强大的。他虽然为钱操心，但仍不遗余力地行非常之举。他对亲友、对年轻人、对陌生人的帮助是多样的。其中，他出资印行叶紫的《丰收》、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曹靖华译的《铁流》以及纪念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

他对左联刊物、对柔石家属的捐助亦有案可稽。在邮局工作的孙用，将自己的译稿《勇敢的约翰》寄给鲁迅，以求得帮助。鲁迅代其联系出版，垫付了230元的制版费，当书店付还一部分制版费时，他又用这些钱预支了译者的版税。

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售票员阿累在书店里捧读《毁灭》爱不释手，鲁迅得知他的钱不够，问他：“一块钱你有没有？这本只要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给你的。”阿累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圆，放到鲁迅的手里。

我们从生计的角度看鲁迅，或者更能理解鲁迅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跟我们一样，为生计所苦，承受了一个现代中国国民的生之甘苦。也只有如此，从当时到现在，他丰沛的文字才感动了一代代在中国生活中挣扎并收获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