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军统内幕（7）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上）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便率领他恶那个政府，逃到了重庆。

这个被称为战时的陪都，不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也是军统特务机关的局本部所在地。

在抗战期间，军统特务集中在重庆最多时达2万多人，而外围分子和外勤特务“跑二排”（即外勤特务所运用的助手）的，为数也在2万以上，他们整天都在干着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蒋介石设立军统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对付共产党与镇压人民和排除异己分子，当他被迫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时，军统特务组织的作用就更为他所重视。

因此，在抗战期间，军统组织大肆发展，戴笠越来越受到他的宠爱，当时，军统除了忠实地执行蒋介石反共重于抗日的一贯政策外，同时，也是蒋介石搞“曲线救国”——勾结日伪、联合反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这里，我只把军统特务执行蒋介石枪口对内的有关问题做一个概述，有关它与日伪联合反共的种种罪恶活动，准备将来在写其他资料时再写。

戴笠于1938年，正式接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长以后，最初，局本部只有四个处两个室，内勤只有100多人，外勤还不到2000人。

来到重庆后，内部扩充到十个处，另有十多个与处相等的室、区、组，还有几个委员会，内勤达到1000多人，外勤增至5万多人。

仅仅在重庆一个地区内，军统便先后举办过各种形形色色的30多个特务训练班。

例如，专门担任邮电检查工作的特种通讯人员训练班，和专搞军事情报的谍报参谋训练班，每期平均四五百人，每班都办过六七期。

而平均人数每次200左右的短期训练班，竟办过十多期。其他一些班，至少也都办过两期。

这些数以万计的各种特务学生，在戴笠亲自培育下，都很快成为军统的骨干分子，从这里分布到全国各个地区。

戴笠企图把重庆布置得同天罗地网一样的严密，但是，他的那些徒子徒孙却远不能实现他的理想，因此，叠床架屋的机构不断增加。

尽管如此，而在工作上还是漏洞百出，时常感到顾此失彼，经常遭受蒋介石的责骂，人民对此更是怨恨冲天。

当时，每一个从外地进入重庆的人，不论是从天空、水上、陆路去的，首先，便会碰到那些检查人员讨厌的脸孔来麻烦你一番。

而你从重庆寄出的信件或收到外地寄给你的函电，也都得先经过特务们偷看一下。

并且，一个被认为要注意监听的电话号码，你只要一接上，便会有人插入听筒在窃听你的谈话。

若是住在旅馆中，更是有一批又一批的检查人员，会打搅得使你睡不安宁，盘问到你讨厌极了。

当你走到重庆中心地区会仙桥一家最大的中西餐馆——皇后饭店，准会看到那个饭店的一个老板，在贼眉贼眼地打量着你，这便是军统大特务许忠五。

许忠五不但开了饭馆，还在打铜街口开了一家园园舞厅，在那里服务员和舞女都得向他反映情况，为他搜集客人的材料。

我经常去的重庆邹容路有一个有名的四川餐馆——新味腴，民生路也有一个味腴餐厅，老板当中便有一个是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沈夕峰。

在新味腴隔壁，还另一家有名的川菜馆——凯歌归，虽为黄埔一期毕业的李岳阳集股开设，也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常去的地方，但已和军统打成一片，成为当时特务活动的一个地区。

其他餐馆的老板们，也与特务大都勾勾搭搭，互通声气。

庆余堂老板郑鸿福在林森路开设的鸿运楼，和在都邮街附近开设的麦利西餐馆，更是和特务们自己开的一样方便。

连当时重庆最大的一家胜利大厦的一些服务员当中，也有特务们的“二排”经常活动。在通远门外两间茅屋凑成的一家牛肉馆，因为许多文化界名人常去光顾，也成为特务注意的地方。

1942年，重庆街道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如果，一个稍有社会地位的人到了重庆，而为一群新闻记者包围的时候，其中总会有不少伪装的记者混在其中向你问长问短，想从你身上找到一点材料。

你有病想去找找医生，一定有人说，石灰市的南京名医张简斋是中医中首屈一指的。在他的周围，不仅整天有特务往来活动，到他吸鸦片烟的时候也有人陪他聊天，打听情况。

比张差一点的陈逊斋，看病的虽不如张那里拥挤，但他同样是稽查处的顾问和义务情报员，以中医兼西医著名的张××，也接受了稽查处的延聘，成为该处的医务顾问。

在当时的许多医生当中，要算住在忠烈祠街的南京眼科医生魏光财最为突出了。

他不仅充当特务们的义务情报员，还自掏腰包，请特务代购了一支手枪，成天挂在腰间，每遇特务们去搞搜查逮捕时，他总希望能亲自去参加。

只要有人叫他去，他会把诊所中的病人丢下不管，而说一声有急病出诊，便兴高采烈地跟着走的。

不过，特务们认为他是外行，往往只派他担任一些把守前后门或看守人犯的工作，他也很乐于接受，执行任务回来后，他还要掏腰包，请特务们上馆子去吃上一顿。

军统为了搜集搭乘飞机的旅客照片，特地在市区珊瑚坝飞机场马路边开设一家飞虹照相馆，这是由军统摄影师王文钊带着他的助手侯飞鹏主持的。

以后，为了扩大业务，在重庆举办市民身份证时，便以“当日可取，价格低廉”等大肆号召，往往以不赚钱来和其他照相馆抢生意。况且，这种廉价照片拍了以后，在特务机关的档案中，便会增多一些资料。

抗战时期，重庆盛极一时的拍卖行，军统也乘机去控制。军统直接领导的重庆经济情报组副组长方圆，便在保安路川盐一里隔壁开设了一家安利拍卖行，作为他工作的掩护和与同行联系的公开职业。

其他公开特务机关，比如稽查处侦缉大队等也都插手到各拍卖行。他们表面上，以防范盗窃物品混入拍卖行，实际上是着重注意寄卖人的姓名身份和住址，遇到必须调查的人，便可利用这个关系去接近。

据我所知，民生路的均益拍卖行、邹容路的大陆拍卖行等几家规模大一点的都与特务们有往来，否则，特务们会随便借一个机会，弄得这些老板们倾家破产，还下不得台。

当时一些稳健点的人，无事连朋友都不敢去多看，因为每个机关都有军统调训过的防谍人员，在监督着机关的同事，如不小心，不但自己会遭到一场无妄之灾，而且，往往祸及亲友。

因为，这些被调训过的“外围分子”，没有一点工作表现便会遭到停职处分，所以昧良心是常有的事，一年半载，总得找一点事来维持自己的饭碗。

所以，当你走进学校去找人时，一批批的职业特务学生会想方设法来了解你和亲友们的谈话内容。

当时，一个被特务所注意的嫌疑人物，无论走到哪里，总会有人对他另眼相看。

有些人，发觉出门时老有人在暗中跟随，而想要摆脱这些魔影时，总以为能找到机会，抢先几步跨上一辆刚要开动的公共汽车，将尾随的特务甩在后边，便很安全了，谁也没有料到，那些整天在公共汽车上担任查票或售票的人员是和特务是同道的。

当你高兴地在车快开动时敏捷地跳下汽车时，这些查票员或售票员会将你又指示给在车站附近的另一些特务，继续来对你进行“盯梢”。

总之，在当时的重庆，只要你的言行稍有点进步，那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上这些瘟神来找你的麻烦。

照理来说，在抗日战争期间，陪都有这么严密的防范，总应当很少能让汉奸混入，而且，也应经常听到破获汉奸的案件。

可是，事实上从上海、南京、武汉等沦陷区来到重庆的大小汉奸，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没有一个真正的汉奸落过网。

而经常闹人满之患的军统监狱中，却囚禁了成千上万的真正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这便是当年军统忠实地执行蒋介石枪口对内，更加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最具体的铁证。

我在重庆有六年多，先后担任过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和副处长，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处长。

下面，我只简单地把军统在重庆的一些单位的组织和活动情况谈一谈，便可以看出抗战期间军统在陪都究竟干了些什么罪恶活动。

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是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在重庆所控制的一个最庞大的公开特务机关。

它的组织遍布卫戍区13个县，编制上的人数虽只有500多人，而每一外勤人员所运用的助手，多的上百人，少的也有二三十人。

它的特权超过了卫戍总司令，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罪恶活动，大都是通过它去执行的。

这个处成立于1939年，是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迁到重庆后，扩充起来的，名义上是卫戍总司令部的一个单位，实际上，完全受军统控制，全部人事安排都由军统人事处统一办理，卫戍总司令根本不能过问。

曾经先后担任总司令的刘峙和王瓒绪，也非常识相，对这个处的一切都不去管它。因为，蒋介石亲自告诉过他们，要把这个处全部交与戴笠管辖。

在河南时，刘峙本来有一个他自己的特务班底，稽查处成立时，很想把他这100多人安插进去，而受到戴笠的拒绝。

他自己倒没有什么，可是，他的老婆却大不服气，因为，这些人替她在河南弄到过不少的钱。刘峙没有办法，便在总司令部内，另外成立一个侦缉队来安置这批人。

可是，军统立刻向他提出意见，不容许另搞同样组织。他只好把这些人缩编到参谋处，成立一个调查组。

但是，稽查处还不放过，要刘峙取消这个调查组，还公开宣布，要逮捕这些人，不准他们在外活动，逼得刘峙不得不另行设法去安置这批人。

刘的老婆跑到总司令办公室指着刘峙大吵大骂，说他太不中用，当了总司令连这一点事自己都不能做主。

刘峙给她再三说明，军统这个机关是惹不起的，别人也从旁再三说明利害，她才知道，蒋介石身边还有一批这样凶恶的人，她在河南那一套作风也才稍有收敛。

1942年前后，郭寄峤当了卫戍副总司令，他是以骄横跋扈著名的，一开始便想大权独揽，刘峙很不痛快，便有意让他碰碰钉子，没有把稽查处的情况告诉他。

果然，郭寄峤准备过问这个处的工作。有一次，他听到稽查处在通远门附近逮捕了几个人，却一直没有向总司令部报告，便找当时的处长陶一珊去责问。

陶很有礼貌地告诉他，这是奉军统局的命令办理的，郭仍要了解情况，陶便请他去问军统。他气得跳起来，正要向陶发一顿脾气时，陶却一语不发，拿起帽子便走了。

在那以后，他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还打过几次电话到稽查处，我接到他的电话后，便不客气地告诉他，军统局交办的事，照规定可以不通过总司令和副司令，是得到委员长批准的。

这时候，虽然他还是打几句官腔，但也无可奈何。以后，别人告诉他不要自讨没趣，他才不再过问这个处的事了。

这个处一成立，便不和卫戍总部在一起，而是单独在石灰市重庆职业学校内办公。这个穷凶极恶的特务机关，整天抓人打人，每日押进押出，从这里经过的人，无不侧目相看，有些人甚至宁可绕道而不愿从这里经过。

稽查处除了担任军统局在重庆的大部分外勤工作外，也是戴笠用来考核干部能力与储备和锻炼特务骨干分子的地方。

他每次选派的副处长总是准备继任处长的人选。例如，赵世瑞免职后由副处长陶一珊接任，陶去职由副处长廖公邵继任，廖去职后，我因调军统局总务处长，遗缺还是找了陶任内另一副处长何龙庆来接充。

这一方面，是怕新处长不熟习业务容易出毛病，必须先经过副处长阶段，同时，也是戴笠的一贯用人手法，故意使正副处长不和睦，互存猜忌，便于控制，而不会勾结一气去欺骗他。

另外，戴笠对当时在外面出了点问题的军统特务骨干分子，在可法办与可不法办之间，凭他的喜爱来处理时，往往也是派到这个处，来考察一个时期，而对那些一时无法安置的人，也派到这里来见习一下。

我任督察长时，便有三个副督察长是在外面当过稽查处长的，都出了点小事，而被调回“考察”。

例如，汉中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左明，因为听到戴笠谈过胡宗南准备向蒋介石保荐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当陕西省主席，左明想讨好祝而透露出这一消息，被人检举出来。

戴笠原来准备以泄露机密罪名处分左明，因祝绍周向他说情，便调重庆察看。

洞庭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黄加持，因与司令霍揆彰相处很好，霍为陈诚的人，戴一向不满意陈，怕黄跟霍走陈的路线，也调到重庆察看。

沅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郭宗尧，因有贪污嫌疑而证据不足，也调到重庆。

戴笠把这三个人都派到稽查处去当副督察长后，叫我注意考察他们的言行。于是，我暗中向他们透露了戴的这一做法，他们便都非常认真卖力工作。

不久，黄加持调升为贵州省缉私处长，左明调出去当警察局长，郭宗尧也调到军统当秘书。

这样一来，许多被调到稽查处工作的人，都希望通过一段时期，能得到戴笠更进一步的重用，莫不异常卖力。

所以，稽查处的工作总是那么紧张，都愿找事来做，以求讨好戴笠。每遇一件重大点的工作，处长、副处长、督察长、副督察长等都是抢着亲自去指挥部署。因为，只要有一点成绩表现，马上会传到戴笠和军统其他大特务的耳中。

我当时也很懂得这一窍门，在当督察长时，便曾跑遍13个县去视察所有的稽查所哨的工作，一方面是了解情况便于掌握，另一方面也想走冷门，发现问题可以自行处理，免得在重庆市和别人去争着做。

我任副处长后，便成天守在处里，不去参加无谓的应酬。因为，每每在下班后最易出事，不但部下可以随时找到我，而且，戴笠每次在下班后打电话查询什么问题，多半是由我去接听。

所以，戴笠问起的事情，我都能立刻在电话中向他详细报告，不用去查阅档案或等一会儿再回复他。

戴笠是个急性人，对这一点很满意，所以，我在20多岁便调到他身边去当总务处长，主要便是靠这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