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城旧事｜当年的两起冤案

作者：蒋同

今年中秋节的头一天，收到了当年我在禹城法院工作时一位老同事的短信，内容如下：

“老庭长您好，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祝您和嫂子节日快乐、身体安康。“

这个短信让我想起了一段往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我在咱禹城法院任刑事审判庭长。这段时间，是我在法院工作20多年里最忙的时期。

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根据最高法院的指示，全国法院要将建国以来所有的刑事案件复查一遍，对其中的冤、假、错案一律改判。三十年、上千件案子都要复查，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另外，每隔一个多月，检察院还要移送五、六起现行案件，还需要阅卷，对重要情节还要复核，然后就是由承办人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情，提出量刑意见，接下来印制布告、开庭等。

当时，刑庭只有五位同事，除我与王副庭长外，还有三位从部队转业的干部，因为任务重，分管刑事工作的张副院长也加入我们的队伍。张副院长人和善、业务熟，是我和王副庭长的老领导、老朋友。在复查旧案时，他分的任务和我们一样多。

那时期哪有双休日和节假日呀，早晨一上班一直忙到吃午饭，下午上班再忙到六点才收工。

禹城老照片

在复查中，的确有一些冤假错案，我印象最深的，有两起典型案子。

一件是德州地区模范党员张星南同志的冤案。

50年代初，有人匿名写了一封检举信，说她是“三青”团员，当时既无调查也无讯问被检举人，就凭那封十几个字的信就被开除党籍、公职，戴上反革命帽子，从公安局被遣送原籍，管制改造。据当年的老同志讲，夫妻被迫离婚，还撇下一个幼小的孩子由丈夫抚养。20多年的煎熬，她扛过来了。当我去招待所向她宣读改判无罪的再审判决书时，她站在那里无声的流泪……当听完再审判决书后，她一下扑倒床上嚎啕大哭起来。

以后，我听说她被安排在苗圃工作。再后来，我在齐鲁晚报上看到，她多年省吃俭用，为社会公益、福利事业捐款达20余万元。

张星南（资料图片）

还有一起案子，是原伦镇公社人武部长的反革命案。

他家是陵县的，抗日时期是我党的地下情报站长，一次日伪清乡，他接到情报后传递给交通员，但不知怎么回事，我军没有收到，受了损失。

1958年被打成反革命判了管制遣回原籍。他此后数十次申诉都没查清，这案子由我接手后，阅完卷向张副院长汇报认为：所有证据互相矛盾，事实不清。张副院长说我和你再去陵县查一下。我们工作了一周仍查无实据，最后改判无罪。遗憾的是，在改判判决书下达时，老人家已经去世一个月了，他的长子闻讯，从沈阳赶来禹城，还带着他俩儿子，当接到判决书时，爷儿仨跪倒在地，涕泪俱下……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忙碌并快乐着。

下面我讲讲快乐着：

那时，也不知谁提议说，把出发补助费拿出来去酒厂打酒，这活儿由我去办。我说好吧，因为我妻子同村一个姐妹在酒厂当会计，我便用一个十斤的塑料桶一次装十斤散酒，每到车站集那天下午下班后，由张副院长带头拿出一元钱，我这个当庭长的也出一元，其他人你八毛他五毛，能凑上五元多钱，便去前寨子饭店买上一斤豆腐皮、带壳的煮花生，赶上凑巧还能买上一斤炸河虾。六个人便在办公室围坐一起，酒过三巡便开始猜火柴棍，六根火柴谁猜准了谁喝酒。大家一边猜还一边哼着“猜火柴，猜火柴，谁若猜着不许赖”。有一次说来也怪，一晚上王副庭长一次也没猜上，当然喝不上酒，馋的他直摇头，当轮到张副院长猜上了刚要端杯喝，王老兄一把抢过去替张喝了，还自嘲道“为了领导的健康，我替领导喝”，大伙大笑……

这一场酒，六个人喝了三斤才收摊，第二天又投入紧张地工作中去。

禹城电影院旧貌

从1979年到1982年，这四年终于完全结束了复查工作，期间也在法定时限内审结了现行案件。

2000年夏天回禹城，我们六位哥们儿又凑在一起由张副院长请客，大家回忆当年情景又来了兴致“來，再猜火柴棍”，于是，20年前的一幕又上演了，不过，桌上摆的是上百元的沪州大曲和鸡鸭魚肉。

又是20年过去了，当年六个哥们儿，走了三位……火柴棍少了三根……

往事如烟飘去又仿佛就在昨天。

我的哥儿们。

作者简介：

蒋同，1939年12月生，青岛人，196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禹城法院，历任助审员、审判员、庭长、副院长。1984年调山东公安专科学校（现山东警察学院）任教，教授，现居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