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儿女找寻文化之根 红山考古薪火不辍

▲红山考古百年大事记示意图 本文图片均来自辽宁日报

▲始自2017年的田野调查中，于怀石（站立者）与同事在确认新发现的遗址。

▲1983年秋，牛河梁遗址女神头像出土场景。

核心提示

国家文物局12月9日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成果，正式确认了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在距今5800-5200年前后，中华文明进入了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从红山文化首次发现、正式命名，到红山文化考古发掘和理论研究突破，时间已经过去了百年有余，几代考古工作者接力调查、发掘、研究、思考，并且不断突破旧有思维定式，为中华儿女找寻文化之根，更为中华民族镌刻下了最初的文化记忆。

高起点命名“红山文化”

1930年初冬，刚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梁思永伫立在冰雪覆盖的沙丘上，远眺西辽河源，他在沉思。

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考古学家之一，梁思永刚回国就受命来到辽西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在艰苦环境下，他坚持考古调查38天，行程千余里，采集到一些新石器时代遗物。

1955年，我国近现代考古学家尹达就其编写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向病中的梁思永先生征求意见，梁思永当时建议在书中加入赤峰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并且定名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研究专家、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说：“红山文化命名的时候，国内仅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个起点是比较高的。”

回过头来看，高起点命名的红山文化那时就已经倾注了老一辈考古人的厚望。

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

1979年的深秋，由郭大顺领队的喀左文物普查队正在东山嘴发掘。刚揭开表土，就出现了一道砌筑整齐的石墙，从北向南一直延续近10米还未到头，出土的陶器形制特异，为具有典型红山文化特征的泥质红陶、彩陶。更为意外的是，在圆形建筑址附近出土了两块人体塑像残件，塑造技法十分成熟，手与脚的造型、姿势都非常准确，远非以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泥塑人像所能相比，就在当天下午，又发现了孕妇小雕像。

苏秉琦是继梁思永之后再一次瞩目辽河流域考古的当代中国考古学家。在他所创建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中，将先秦时代中国人口密集地区的古文化划分为各有渊源、特征、发展道路又大体同步的6个区系，而包括辽西在内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被列为6个区系之首。为此，从1982年起，苏秉琦将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向北方。当他得知辽西的东山嘴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的石头建筑和女神像时，当场决定，1983年到朝阳开现场会。

1983年那次会聚国内考古界顶级专家的现场会后不久，在东山嘴遗址不远处发现了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发现了“女神庙”与积石冢。这是两项在红山文化研究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极大震撼。

苏秉琦根据研究和新的考古发现，系统描述了6个区系及其相互关系。1987年，他发表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明确表达了把寻找中华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的重点，从中原地区转向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的愿望。

1996年，他撰写《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系统阐述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其间多次提及红山文化东山嘴和牛河梁的发现，并有了“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诗句。这些发现为区系类型理论的深化提供了证据，开创了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的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贾笑冰说，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贯穿、伴随着中国百年考古学的始终，它的发现无疑成为当时中国考古学中最为重要的事件。

确立文明起源中国标准

2020年，牛河梁遗址研究发掘迎来了全新的格局。

在国家文物局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会同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三个省区共同申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任项目组学术顾问，并成立了“红山文化研究学术指导组”。指导组会集了国内红山文化研究领域以及中华文明起源方面的重量级专家、学者。

同年10月，以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为代表的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被列入国家科技部负责组织的第五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在国内外学术界，曾经以“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王巍说：“我们从中国的实际材料出发概括出了我们认为进入文明社会的三个标准。”

一是包括农业、手工业在内的生产发展，随之人口增加并聚集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分化不断加剧，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逐渐专业化，出现脱离劳动、从事部落或者事务管理的阶层，随后贫富、贵贱分化；三是出现王权、国家，出现集军事指挥权、祭神的权力和社会管理权力于一身的王。

王巍认为，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标准，给了人们提供一把认识红山文化文明进程的标尺，人们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更加明晰了红山文化晚期所具有的特征：其一，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为人口的增长和手工业的分化提供了基本保障；其二，红山文化时期人口迅猛增长，而聚落间的分级和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的出现是社会组织复杂化的印证；其三，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分化日趋加剧，出现了从事建筑、制陶、玉雕、陶塑与泥塑等的专业化队伍；其四，红山文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前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后者是展示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的重要标志；其五，在祭祀性遗址的建筑和布局方面，积石冢建在山梁或土丘的顶部，有单冢与多冢之分，规模大小有别；其六，以单排房址为代表的独立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得以确立；其七，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化，出现了掌管宗教祭祀大权和社会政治大权的特权阶层，等级制度确立；其八，红山文化时期广泛吸纳周邻地区史前文化的强势因素，成为西辽河流域史前社会发生质变的重要推动力。

经过百余年的研究探索和理论创新，几代考古工作者为中华文明赓续发展链条扣上了特别重要的一环。

文化七日谈

追问红山

考古专业的有趣之处，或许就在于它可以用已经取得的成果给历史研究提供佐证，去印证或者修正已有的观点和猜想，同时提出新的猜想，再去印证或修正。

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便是这样一个令人着迷的过程：

1971年，在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了红山文化的代表文物“C”形玉龙。它的形制引发了学者们各种猜想，有人叫它玉猪龙，有人叫它玉熊龙，争论一直没有停止。1981年，朝阳牛河梁遗址被发现，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横空出世，它们的形制、功能，让人们琢磨到今天，泥塑的红山女神像的神秘微笑更是引发了人们的无数联想。

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成果——红山文化和牛河梁遗址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位置被进一步明确：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文明起源进入了加速阶段，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古国时代第一阶段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于红山文化百年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一次最全面最权威的评价。

但考古发掘仍在继续，尚有更多的疑问等待着牛河梁来回答。

比如：“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既然有祭祀遗址，就有古国存在，这个祭祀遗址在当时应该也是个地标性的建筑。它不可能会这样孤零零地存在着，周边应该是有人的生活遗迹存在吧？这些生活遗迹，也就是专家所说的聚落址，正是目前红山考古的重点，已经找到了一些证据。那么，这些证据能够还原出当时的生活样貌吗？为什么聚落址只能找到点滴遗迹，而祭祀址却可以近乎完整地保存下来呢？是运气还是当年的建筑有什么特殊的做法呢？

比如：玉器是红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专家的说法是“唯玉为礼”“唯玉为葬”，那么，红山文化以玉器为主要特征创立起来的礼制体系是原生的还是被影响的？

比如：最新的发布中说：“在古国时代第二阶段，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开始衰落。”它衰落的原因是什么？是异常的气候变化、水旱灾害，还是战争、瘟疫，或者还有什么我们想不到的原因？

当然，所有这些非专业的追问，最终都要靠严谨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来回答。期待着来自牛河梁的回答。（完）

作者/高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