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美国都不迁使馆，为何苏联大使要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从西柏坡迁到北平。

这不仅标志中共将工作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且还象征中共领导的地方民主政权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政权。

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在1949年1一2月份从南京迁往广州，它虽然处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的境地，但在名义上还是中国合法政府。这样中国事实上就出现了两个政府暂时并存的局面。

苏联为维护《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取得的利益和使中苏新疆经贸合作达成协议，命令苏联大使馆随着国民政府迁往广州。

1、苏联官方的指令

早在1948年5月10日，苏联外交部就向苏联驻中国使领馆，下达了联共（布）中央的指令，对使馆与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与美日等态度和行动都做出十分严格和具体的规定：

（1）对中国国民政府及其各部门持谨慎而十分严格的官方立场，大使和馆员与中国政府和外交部官员的交往不得超过官方关系。

大使应同政府部门的进步活动分子保持接触，不排除通过他们影响政府要人的可能性，以保护苏联利益。

如有人请苏联在政府同中共之间进行调停，大使只能回答，苏联政府按照1945年条约规定，不干涉中国内政。

大使应坚决维护苏联在华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政治方面及时回击敌视苏联的行为和攻讦，即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或提醒政府官员注意，或经苏联外交部批准，向报界发表声明。

在经济方面则通过政府机构，或面见蒋介石，促使中国履行对苏贸易协议，维护俄国教会在华财产，维护苏联侨民利益和私人财产。

（2）对“民主和进步团体”（共产党和亲共的民主党派），考虑到目前它们尚处于“非法状态”，与民主和进步人士交谈时应极为慎重，要小心观察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摸清他们的计划和任务；要注意研究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民主同盟的活动。

（3）要密切注意美国人在华活动情况，查明美国人参与和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民主力量的情况，美国资本渗入中国的形式和规模，在华反苏军事基地的筹建情况，为损害苏联在华和远东利益与国民党的合作情况，以及合作策划反苏政治活动和推行其他措施的情况。

此外，指令还要求苏联使领馆广泛利用中苏文化协会，中文和俄文报刊等文化团体与出版物介绍苏联的生活和政策；注意研究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政治、经济、军事、财政形势，以及在这些领域的一切变化，并及时向苏联外交部汇报等。

以上指令仅仅限于苏联外交官在华的活动。

至于中共和苏联党政的最高层的绝密联系则通过科瓦廖夫进行。

这样，在中国新旧政权交替期间，中苏之间出现了双重外交的特殊情况。苏联这种公开的和秘密的，合法的和“非法的”，表面的和实质的双轨并行的对华外交机制，一直维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为止。

2、苏联大使馆迁往广州的缘由

1949年1月18日，国民政府通知各国驻华使馆，政府将在21日由南京迁往广州，并要求它们一同前往。苏联政府答应了这一要求。

苏联大使罗申遂率领使馆的大部分人员，于1月30日和2月2日分两批迁到广州，其余21人在参赞什巴耶夫领导下留守南京。捷克和波兰等使馆随同苏联一起行动。但美国国务院却训令司徒雷登，继续留在南京，采取“观望”政策，派公使衔参赞克拉克前往广州。

其他西方国家效仿美国，也将他们的驻华使节留在南京。当时作为国民党忠实盟友的美国命令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不走，显然是准备抛弃国民党，并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的一种表示。

而作为中共盟友的苏联却将大使馆迁到广州，很自然地给行将灭亡的国民政府带来错觉：苏联或许将力促北平和谈，为国民党保留一块地盘。

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把蒋介石逼到了墙角，他被迫于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

1月22日，副总统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接管政府烂摊子，宣布愿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在对外政策方面也做了适当调整，在依靠美国的前提下，尽量与苏联拉关系：

提升驻苏联大使傅秉常任外交部长，任命包尔汉为新疆省政府主席，松动与苏联新疆经济合作谈判的条件，积极进行被恢复了的新疆经济合作谈判。

罗申到达广州后更受到广州政府和广东省当局的重视。

但罗申此次南来的主要目的，只是表示苏联在名义上，还在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而已，因此对广州政府关于调解国共关系的一应请求，一概拒绝。

2月20日，广东省长薛岳会晤罗申，问苏联可否在建立国内和平问题上给予协助。

罗申引用苏联政府答复四大国调停问题的话说：

“和平解决中国国内冲突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排除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实现和平是最好的途径。苏联人民从自己方面愿意看到在中国尽快实现和平。”

等于一字不漏地将苏联的答复照会重复了一遍。

2月21日，罗申应邀正式拜会代总统李宗仁。

李宗仁向他通报了中国的政治局势，强调：

“和谈的前景正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和谈代表团在北京的活动可以证明这一切。最近时间里，邵力子有可能同毛泽东本人建立联系。”

李宗仁这番话是告诉罗申，他的政府有可能与中共重开谈判，其用意当然是想取得苏联方面的支持。

但不断散布“划江而治”的罗申，此时不再表示自己的任何看法。

李宗仁虽然接受中共八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但他进行和谈的目的仍在于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

而宣布下野的蒋介石也仍然控制着军政大权，布置国民党各路大军固守长江，同时任命陈诚和蒋经国主持台湾政务，把银行所有黄金、白银、外币几乎全部带到台湾，作好了最后撤退台湾的准备。

尽管如此，中共还是同意了和谈。但南京国民党中常会拒绝在中共作为最后修正案的《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便在4月20日夜强渡长江，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划江而治”的阴谋。

在和谈问题上，罗申已经对广州政府没有任何欺骗作用了。5月31日，他离广州回国，广州政府也没有做任何表示。

3、罗申的“使命”

罗申在广州期间，负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赶在国民政府垮台之前签订中苏新疆经济贸易协议。

在李宗仁政府对苏政策倾斜时是达成这一协议的千载难逢的时机。

因为苏联政府在中国所处的地位与其他国家决然不同，其他国家如果乘国民党政府之危，与其签订任何协议，未来的新中国政府都不会承认。

但是只要不涉及政治问题，苏联政府与暂时还是合法政府的广州政府签订任何关于经济贸易方面的协议，新中国政府都会接受。

因此苏联在新疆的谈判代表不断向中方代表施加压力，企图尽快达成协议。但是这一机会很快就过去了。

随着长江防线的崩溃，国民党“划江而治”的迷梦化为泡影，广州政府的对外政策不再对苏联倾斜，而且即使签订协议也难以挽救自己失败的定局，于是决定终止谈判。

罗申没能拿到协议回到莫斯科，这是他南方之行的最大遗憾。

罗申走后，使馆由公使瓦西科夫负责。

4、从广州到重庆

由于人民解放军步步逼近，广州政府又决定西迁重庆。因为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国民政府迁到哪里，苏联使馆就跟随到哪里，瓦西科夫又面临再一次搬迁问题。

6月11日广州政府外交部正式通知瓦西科夫说：

“鉴于战线向广州日益逼近的危险，政府决定将最主要的几个部和行政院迁往重庆。这些机构的撤离已经开始，但广州仍作为政府所在地。一旦广州直接处于战争的直接威胁之下，政府就宣布首都搬往重庆”。

“将通知在广州的所有外国外交代表处正式搬迁重庆的开始日期。按从南京撤到广州的成例，外交官撤离的交通工具和在新地点的临时办公用房由中国政府免费提供”。

希望苏联大使馆和外交代表近日启程赴重庆，以便为大使馆预先分配新址。

经请示莫斯科，瓦西科夫决定带领一部分人马随广州政府西迁。

但国民党要想割据大西南，没有美国的支持还是空想。而这时美国政府内部正为谁丢掉了中国问题越吵越凶，谁还想为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再去冒险！广州政府迁都最终告吹，瓦西科夫当然继续留在广州。

苏联使馆南迁之后，与广州政府的关系谈不上亲密，却是备受尊重的。

但是刘少奇的秘密访苏使这种关系发生了转折。

8月1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东北民主政权与苏联签订了为期一年的贸易协议的消息（苏联发布这一消息是为了掩护刘少奇代表团对苏联的秘密访问，便于中共代表团以东北民主政权贸易代表团的身份在莫斯科参观访问)。

尽管当时广州政府还不知道刘少奇正在莫斯科执行重要使命，但仅仅是苏联与东北民主政权签订贸易协议一事，就给它造成很大刺激。

外交部长叶公超约见瓦西科夫，就苏联与东北签订贸易协议一事提出抗议之后，瓦西科夫就不再受到重视。

瓦西科夫留在广州本来就是装样子的，他除了表示将抗议照会转达莫斯科以外，没有其他话可说。

与此同时，在这期间，国民政府驻苏大使还就苏联报刊猛烈抨击国民政府腐败无能，高度赞扬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等做法。对苏联政府提出抗议。这些情况表明国民党对苏联抱有的幻想已经完全破灭。

5、最后的陪伴

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同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发表与广州政府断交声明。

声明说：

鉴于中国发生的事件造成了中国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成立，广州阎锡山政府业已停止行使国家权力，变成了广东省政府，失去了代表中国与外国实现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中国与外国断绝了外交关系等情况，苏联政府认为，与广州的外交关系已经断绝，并召回自己在广州的外交代表。

第二天，瓦西科夫将苏联政府与广州政府断交的照会正式转交给叶公超。10月4日叶公超约见瓦西科夫，并面交了抗议照会，称苏联应对两国外交关系的破裂承担一切责任。

瓦西科夫拒绝接受照会，苏联驻广州使馆的活动就此终结。

本来，叶公超应允对苏联使馆的撤离提供协助。但具体负责人却提出，待广州驻莫斯科使馆人员撤到台湾之后苏联使馆人员才能撤离。

这样，瓦西科夫等30余人便失去了外交官的身份，怕广州方面刁难，谁也不敢走出使馆，躲在使馆里过了一个多星期的“难民”生活。直到10月12日才得以转程香港，然后搭乘轮船，经天津，于10月30日到达北京。

苏联大使馆南迁广州虽然是苏联象征性的外交举动，但从维护苏联国家利益方面看，它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蒋介石统治集团中的相当一部分实权人物，在东北问题上一直对苏联强烈不满，特别是在辽沈战役以后，他们坚决主张在联合国控告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废除条约，取消苏联据约所取得的各项权利的目的。

但苏联大使跟到了广州，广州政府怎么能够还对苏联提出控告呢？

要知道，他可是在国民政府“危机存亡之秋”唯一跟来的大国大使呀！罗申的到来不仅使国民党的“控告案”一时不能出笼，他还在一段时间里被广州政府待为上宾。

从而，大使馆南迁之举，达到了苏联政府维护在雅尔塔协议和中苏条约中所取得利益的预期目的。

但苏联这一举动却使中共领导人感到不快。周恩来不仅在西柏坡对米高扬进行质问，事过五年之后，还对出使苏联的刘晓大使特别指出苏联使馆南迁一事，提醒他脑子里要有根弦儿。可见这件事对中共领导人所造成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6、苏联领事馆的作用

通过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特别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直接的函电往来，苏联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正式建立中苏两国的正式外交关系以及外交方针等原则问题都已经确定，两国建交只是时间和程序问题了。

中共中央进入北平以后，中苏外交通过两条渠道进行：

高层往来，主要是通过科瓦廖夫，此外一般性的问题，通过与北平和南京的苏联总领事馆建立“私人关系”解决。

科瓦廖夫与苏联驻华外交官互不统属。党的领导机关与外交机构之间的协调在莫斯科进行，重大问题则由斯大林与外交部最高领导人进行协调。

为表明广州苏联大使馆为苏联唯一的对华外交机构，保持苏联对华外交步调的“一致”，1949年2月16日，苏联外交部指示苏联驻北平和天津两个总领事馆停止一切官方活动。

南京留守人员不要扩大出版物，在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后，不要开展积极活动；在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使馆对中国公民和苏联公民停止开放。

从名义上说，凡属处在解放区的苏联外交机构均已关闭。

由于中共中央决定，在外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前，对所有外国驻华外交官一律按侨民对待。但对苏联外交官则按“友好国家的外侨对待”，这一规定与苏联外交部的上述指示刚好契合。

在中共接管天津、北平和南京等大城市后，中共各城市负责人便开始与苏联各领事馆负责人进行频繁的“私人交往”。

国民党特务机关为挑拨中共与外国的关系，制造美苏冲突，阴谋策划在解放军入城时的混乱时刻，袭击外国驻华机构，杀害外国驻华人员，制造事端，使中共处于被动地位。

因此保护外国驻华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安全，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就成为中共接管政权时的重大问题之一。特别是对具有敏感性的苏联驻华使领馆更应采取特殊措施。

为此中共中央下达了内部指示，对各种有关问题都做出了严格规定。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的当天，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亲自前往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会见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向他通报说：

据解放军总部的可靠情报，国民党特务机关预谋，用乔装成反动居民的恐怖分子袭击苏联总领事馆，企图杀害领事馆所有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另一批国民党特务则化装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袭击美国总领事馆，杀害那里的美国人；以此挑动美苏交战。

叶剑英还特别补充说，我们已经让特务团进入了完全战斗状态，以便必要时援助你们。

叶剑英还答应，他将缉拿国民党军队在围城期间敲诈勒索和抢劫苏联居民的罪犯，并将赃物物归原主。

6月17日，毛泽东邀请齐赫文斯基参加午宴，参加午宴的还有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以及聂荣臻，苏联方面还有科瓦廖夫。

应客人的请求，毛泽东谈了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和中国革命的形势。这种最高级别的会见和宴请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7、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始末

南京解放以后，苏联驻南京大使馆留守处，成为中共联络的又一重要机构。

由于美国大使留在南京，并企图与中共建立联系，周恩来特派黄华任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主任并兼任他的私人代表。

黄华负责与美、苏两国的外交机构联系，工作十分敏感。他在5月4日会见了留守苏联大使馆的参赞什巴耶夫，向他介绍了新政权对外国外交人员的政策，声明（尽管苏联大使迁往广州)不存在驱逐苏联外交代表的任何可能性，并表示与什巴耶夫保持非官方联系的愿望。

后来黄华还与什巴耶夫以及苏联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安德烈·列多夫斯基进行多次会晤。这些会晤谈论的主要问题是美英外交官的活动，以及通报司徒雷登与中共进行联系的情况。

关于中共与司徒雷登进行联系，毛泽东在5月23日通过科瓦廖夫向斯大林做出了详细通报。黄华及时与什巴耶夫和列多夫斯基等人的直接会晤，对消除苏联方面可能产生的误解，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具有重要作用。

中共照顾苏联的需要，没有因罗申前往广州给处在解放区的苏联外交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任何冷遇，相反，按照苏联的要求，以发展“私人关系”的名义进行实质性的外交联系，这就使苏联这些外交机构自然而平稳的实现了过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按常理苏联应当派出高级别的党政代表团前来祝贺。但由于苏联与广州政府尚未断交，只派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作为友好文化人士前来祝贺。

齐赫文斯基和科瓦廖夫也应邀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开国大典观礼。他们三人实际上充当了苏联政府代表团的角色。

齐赫文斯基从天安门回到总领事馆不久，刚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便派他的代表韩叙来到总领事馆，向齐赫文斯基递交了中国外长致苏联驻北京总领事的公函。

公函称：

“齐赫文斯基先生：
径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苏联政府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照会称：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本年10月1日之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之后，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
故特通知阁下：
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以上两份历史性文件标志旧的历史时期已经结束，中苏两国关系进入了新时期。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